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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古独立出去的来龙去脉,究竟是谁丢了外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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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古独立出去的来龙去脉,究竟是谁丢了外蒙

核心提示:关于蒙古。毛泽东主动问我们如何对待外蒙和内蒙的统一。我回答说,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和内蒙可以联合起来并入中国版图。我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这里是最原始的历史记录:毛泽东于1949年1-2月第一次向苏联要求蒙古回归中国。另在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又第二次向苏联领导人正式索要蒙古回归。

图为国民政府签署外蒙古独立众所周知,在元朝、明朝和清朝,以及1945年8月之前的中华民国时期,现在的蒙古国是中国的领土。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决定,中华民…

外蒙古是怎么独立的?

究竟是谁丢了外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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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依旧在发表于3977天 22小时 10分钟前来源:www.tianya.cn 标签:外蒙古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宣布独立。而在此之前,中国历届政府都为保留这块领土付出了种种努力。 一、清政府时期 早在19世纪的80年代,沙俄就开始通过不平等条约不断在外蒙古扩张势力,把外蒙视为它的势力范围。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早已觊觎外蒙的沙皇俄国,利用清朝政府危在旦夕,无暇顾及边防的时候,由其驻库伦总领事出面,策动外蒙古的活佛和王公们脱离中国。11月30日,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接着,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办事大臣衙门,解除了清军的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 二、北洋政府时期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在外蒙古问题上,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找库伦当局谈判,遭到拒绝;武力镇压又遭沙俄政府的强烈干涉。内外交困的北京政府别无出路,只得与沙俄谈判寻求解决外蒙问题。 1913年11月,沙俄当局迫使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虽然也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要求外蒙取消独立,却规定中国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不驻军,不移民;逼迫中国承认外蒙的“自治权”,由俄国实际控制外蒙。1915年6月7日,沙俄政府、外蒙当局和北洋政府三方又在外蒙的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确认1913年的“中俄声明”,并予以具体化。 据此,1915年6月9日外蒙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时任总统的袁世凯册封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搞“独立”的有关人员。外蒙实行所谓“自治”;但实际上日益沦为沙俄所控制的地方。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虽然在1919年和1920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从中国掠夺的一切。但是,在外蒙古问题上,它却继承了沙俄的衣钵。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苏维埃俄国不想,也没有把外蒙古真正看做是中国的领土。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对外蒙也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外蒙古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它的一切权力属于蒙古国,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它的内政”。并表示,苏俄要求立即同外蒙古建立外交关系。 其间,来了一个插曲:1919年11月7日,外蒙当局又突然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取消“自治”,恢复前清的旧制。几年前闹独立的外蒙古封建势力难道真想回到祖国的大家庭中来吗?不是的。外蒙古本来是靠了沙俄的支撑来维持其“自治”的。现在沙俄政府垮了台,远东的沙俄残余势力自顾不暇。外蒙的外援断绝,于是导致了财政困难、社会混乱,民众反对“自治”。库伦当局难以自保,只得求助于北京。于是,北洋政府的总统徐世昌顺水推舟,在11月22日下令取消外蒙的“自治”,恢复旧制;同时,废除1913年的《中俄声明》和1915年的《中俄蒙协约》。 但是时当时北洋军阀由于直皖战争,内斗激烈,北方局势混乱。于是,各种外部势力又想混水摸鱼。远东白俄的军队在东北日本军人的支持下侵入外蒙古,是年的2月21日,他们占领库伦,扶植起新的政权。外蒙古的活佛、王公们又一次宣布“独立”。接着,苏俄红军借口白俄军队入外蒙,也进军库伦。7月,在红军的支持下,外蒙古成立了亲苏的新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 11月5日,外蒙古宣布成为“独立国”,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同日,苏联和外蒙古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双方相互承认为合法政府。为了保护这个政权,苏俄军队一直留驻到1925年3月。北洋政府对苏俄的出兵以及随后成立的政府,虽然提出过抗议,但鞭长莫及、无能为力。 三、国民政府时期 1924年11月26日,外蒙古政府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度,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当时,中国的政局长期混乱:南北对峙,北伐战争,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国共分裂,中苏断交;以及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东北沦陷和1937年抗战开始。没有一个中国政府有能力去处理在苏联保护下的外蒙问题。事实上,外蒙古从此就脱离了中华大家庭,日益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苏联也不再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问题了。 例如,苏联为了自身的安全,于1941年4月13日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且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说:为了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这样,两个本来都属于中国的领土成了他们手中的赌注。这是苏联外交史上很不光彩的一页。对此,重庆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曾郑重声明“绝对不能承认”,他强调说:“《苏日中立条约》,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二战临近结束的时候,眼看即将成为四大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在外蒙古问题上却再一次遭到沉重打击。 1945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三国首脑会议。在商讨对日作战问题时,斯大林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是“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斯大林的要求得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他们并就此签订了一个秘密的协定,世称“雅尔塔协定”。斯大林所说的“现状”就是指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斯大林知道这是件很烫手的事,所以提出由美国出面通知中国政府,并取得其同意。 这是他们背着中国搞的一笔肮脏交易,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公然践踏了公认的国际准则。 1945年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命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了蒋介石。蒋介石感到愤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派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蒋经国赴莫斯科谈判。 隔不久,1921年外蒙古又闹起了第二次“独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45年6月底至8月中旬,中苏双方在莫斯科举行多次会谈,争论激烈。斯大林几乎是以威胁的口吻对宋子文说:外蒙古必须独立。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就不会出兵打日本。中国事实上已无力来管理外蒙,何况目前外蒙和内蒙正准备联合起来要搞大蒙古共和国,这将危及华北。宋子文据理力争,毫无结果;也曾经提出过给外蒙“高度的自治权”的主张,作为妥协,但苏方一概拒绝讨论。 这样,在严酷的既成事实面前和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无可奈何的蒋介石只得指令宋子文接受苏方条件,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下,允许外蒙古独立。1945年8月14日,宋子文、王世杰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双方关于外蒙问题的换文是这样说的:“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 当然,所谓“公民投票”,也不过是蒋介石为了下台阶而采取的一种办法。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当局一手操办了这次“公民投票”。据外蒙古方面的报道称:共有49万选民,“98%的选民参加了投票,一致赞成独立”。奉命前往观察外蒙古“公民投票”的国民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事后对这次投票的评介是:“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为严密”,“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独立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 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蒋介石在大陆垮台、逃往台湾后,1953年,他宣布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中关于外蒙古的换文,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下令把外蒙古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的版图之内。而且还在国民党的中央会议上,沉重地“检讨”了一番,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仍愿负其全责。这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 1949年10月,中国的内战以共产党的奇迹般的胜利震惊了世界,国民党的军队被赶到台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当时虽然大陆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 中国共产党主管中国政局后,由于当时与苏联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开始束缚中国领导人的手脚。斯大林蛮横强硬的立场,使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之间左右为难。而新中国百废待兴,又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本打算与斯大林讨论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土地和外蒙古问题,却受尽了斯大林的冷落。最终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时,也被迫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抗日胜利,国内战争接近尾声,当中共军队要跨过长江的时候,斯大林发难了。条件就是要中共不要打过长江,维持南北两个政府分别自治,走德国、朝鲜等国家的方式。目的就是要中共做他的附属国。毛泽东当然不同意,另外一个方案就是蒙古独立,保持中苏之间有一条缓冲带。否则将不再支持共产党,还要长期占领苏联红军从日本人手里抢来的黑龙江地区。无奈,毛泽东答应了外蒙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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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中、俄之间的蒙古,过去我们称之为外蒙古,长期以来是中国的属国。1945年,外蒙古在外力的支持下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蒙古国深居亚欧大陆内陆,目前是世界第二大内陆国(第一大为哈萨克斯坦)。外蒙古当年是如何从中国的怀抱中分离出去的呢?这得从清末讲起。

图为国民政府签署外蒙古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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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元朝、明朝和清朝,以及1945年8月之前的中华民国时期,现在的蒙古国是中国的领土。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决定,中华民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至此,外蒙古独立。此后,蒙古国是个独立的国家。

早在19世纪的80年代开始,一直觊觎中国领土的沙俄就通过不平等条约不断在外蒙古扩张势力,把外蒙视为它的势力范围。

历史的事实是:蒋介石出卖外蒙古。蒋介石领导的政府不仅在1945年8月承认外蒙古独立,而且1961年10月“中华民国”政府在联合国不行使否决权而让蒙古国加入联合国。可是,国内有极少数人,以及国民党遗老和长期受国民党欺骗的台湾人,却一再将污水泼向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污蔑中共和毛泽东出卖了外蒙古。事实胜于雄辩,就让我们审视历史事实吧。

1911年中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后,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中国其它各省一样,在王公贵族的带领下宣布独立。

所谓“台湾版中国地图包括蒙古”

从混乱和废墟上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不久就进入了混乱的军阀割据时代,外蒙古也蠢蠢欲动酝酿“独立建国”。早已觊觎外蒙的沙皇俄国,利用清朝政府危在旦夕,无暇顾及边防的时候,由其驻库伦总领事出面,策动外蒙古的活佛和王公们脱离中国。

首先,所谓“台湾版中国地图包括蒙古”,这是台湾当局打肿脸充胖子,自欺欺人。1947年版的中华民国地图,注明外蒙古已经被民国政府批准独立。

11月30日,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自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随后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解除了清军的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此独立未被当时的清朝政府和后继的中华民国政府承认。

1949年蒋介石政府逃往台湾后,才开始在地图上“重整山河”,再次将外蒙古并入“中华民国”的版图。

1913年沙俄当局迫使袁世凯执政的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中国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军队,不得移民。

可是,1961年,“中华民国”政府在联合国表决时,不行使否决权,不参加投票,实际上允许蒙古国加入联合国,以至于蒙古国成为联合国成员。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在恰克图签定《恰克图协定》,将此声明具体化。据此,同年6月9日,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袁世凯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独立运动人士。外蒙古实行自治,但实际上为沙俄所控制。

2002年,台湾行政院决定,将蒙古排除在中国大陆地区之外。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后其政府在1917年和1919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事实上继续支持外蒙古独立。苏维埃俄国在1919年7月25日发表对蒙古声明,称外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要求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十月革命,沙俄政府被苏俄推翻。这时的“自治蒙古”也就失去了主子。苏俄红军不断向西伯利亚挺进,使“自治蒙古”感到危胁日益临近,坐卧不安。1919年8月,蒙古三盟王公联名密呈中国政府驻外蒙古地区最高行政长官、库伦镇抚使陈毅,自愿取消自治,恢复旧制,回归中国大家庭。

因此,现在,实际上不存在“台湾版中国地图包括蒙古”。

1919年11月7日,由于俄国白军与红军均陷入苏联国内战争而无暇顾及外蒙古,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和政府首脑段祺瑞遂决定出兵外蒙,派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库伦,挟持“内阁理”巴德玛·多尔济,软禁哲布尊丹巴活佛,并召当时正与外蒙古进行和平谈判的库伦镇抚使陈毅(当时和平谈判已近成功)回京,全面否定《中俄声明》。同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蒙古全境归还中国。

苏联支持外蒙古的独立活动

11月22日以《中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复旧制。同时取消《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北京政府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在外蒙古驻防。南方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亦致电庆贺。孙中山还赞扬徐树铮:“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但是,这种毫不留情的铁腕政策却使中国失去了外蒙古上层王公的人心,为蒙古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祸根。

1920年,牧民出身的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的共产党,即蒙古人民党。这个党寻求外蒙古独立。

到了1920年,段祺瑞在军阀角逐中黯然下台,徐树铮被指控为“十大祸首”之最而遭通缉拿办,他借日本使馆之助逃到天津,后潜入上海英租界内匿居。外蒙古也进入混乱状态。被苏俄红军赶到外蒙古的沙俄恩琴白匪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向中国驻军发难。中国驻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库伦,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传染到外蒙古大草原。在苏俄的支持下,牧民出身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人民党。1921年,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苏俄的大量武器装备援助下,开始向买卖城的中国军队进攻。中国军队内外交困,无心恋战,节节战败,被迫撤出买卖城。

1921年5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7月10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宣布外蒙古宣布“独立”。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发布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党领导的“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成立。这与在库伦的蒙古上层王公和恩琴俄国“白匪”形成了对立,并展开战斗。由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人民党邀请苏联红军入蒙参战。

1924年5月31日,中国和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也叫《中苏协定》。《中苏协定》的第六条规定: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中国在外蒙古有完全的主权。

1921年5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在买卖城外打败了恩琴的军队,挽救了危在旦夕的蒙古人民军。随即于7月占领了库伦。7月10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在俄国的怂恿下,外蒙古再次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中国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以中国政府名义发布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东北的张作霖也通电谴责俄国,对外蒙古的“独立”异常愤慨。他不顾被其他军阀吞并危险,独自发兵外蒙,与外蒙和俄军作战,试图以武力解决外蒙纠纷。然而,由于内战原因,张作霖害怕曹锟、吴佩孚借机出兵东北,夺回部分失地(这些失地至今还在中国辖区),就不敢再贸然行事。而北京的曹锟、吴佩孚在北边要对付张作霖,南边要对付其它各省军阀,生怕出兵外蒙会丧失自己在北京政府中的实权,因此也只是口头谴责蒙独,不敢以武力去制裁。

外蒙古政府1924年11月26日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定都库伦,改城名为乌兰巴托;以1921年作独立纪元,1921年7月11日被定为蒙古国庆日;蒙古国允许苏联驻军。但是,中国和美国、英国等当时的主要国家政府都没有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就一直留在外蒙古。这期间,那些在苏俄控制下、被剥夺了权力的蒙古上层王公开始醒悟,后悔分裂中国的行为,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发兵收回蒙古主权,赶走俄国人。但是苏联不断增加驻蒙军队规模,阻挠中国收回外蒙古主权的行动。1921年外蒙的苏赫巴托在俄国帮助下,成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又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二三十年代一直到四十年代,中国除了内乱混战,便是抗日战争。长期陷于内乱的中国,一次次地丧失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

中华民国政府同意外蒙古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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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的会议,又称克里米亚会议(crimea conference)。会议时间为1945年2月4~11日。美、英的重要议题就是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然而他们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在雅尔塔协定中规定:外蒙古“现状须予维持”,这就是说,美国和英国政府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俄国的列宁在世的时曾经说,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他承诺,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蒙古将自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在列宁死后,斯大林完全背弃了列宁的诺言,他杀掉了曾经对列宁的讲话有过记载的一位国防部副部长,然后拒不承认列宁说过的话。从此在苏联再也听不到要归还蒙古的声音。苏联军队就这样还一直赖在外蒙古。

1945年7月初,蒋介石派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蒋经国赴莫斯科谈判。

1928年,外蒙古发生大规模反对独立并要求回归祖国的统一进步运动,苏联以“平叛”为由进军外蒙进行血腥镇压,整个蒙古血流成河,蒙古统一人士要求民国政府出兵外蒙,中苏军队在外蒙东部边界发生小规模战斗。苏军不愿扩大事端,宣布撤出外蒙,中国军队也没再进入外蒙。此后,蒋政府忙于在南方“剿匪”,之后的中日战争,使南京政府无力于外蒙事务。亲苏的乔巴山趁机又得到发展,加上日本也制造满蒙独立事端,外蒙甚至与伪满洲国签订“边界”协定,从事分裂国家的勾当。至此,外蒙古在抗战期间成为事实上的独立国、苏联的卫星国,脱离了中华大家庭。

1945年8月14日,经过与苏联政府两个多月的谈判,中华民国政府同意雅尔塔协定关于中国的相关内容。宋子文、王世杰等在中华民国政府总统蒋介石的授权下与苏联政府签 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该条约附有两个照会和四个协定。在条约的第一个照会中,苏联保证“给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隐含的意思是:苏联不援助中共]”。在第二个照会中,规定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中国政府对东北的主权、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下,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之后,如外蒙古的公民投票证实这种[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以现在的边界作为国界。”

苏联也不再承认中国对外蒙古拥有主权了。苏联于1941年4月13日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且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说:为了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样,两个本来都属于中国的领土居然成了苏日之间罪恶的交易了,这是苏联外交史上很不光彩的一页。对此,重庆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曾郑重声明“绝对不能承认”,他强调说:“《苏日中立条约》,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公民投票结果公布,97.8%的公民赞成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

1945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三国首脑会议。在商讨对日作战问题时,斯大林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是“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斯大林的要求得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他们并就此签订了一个秘密的协定,世称“雅尔塔协定”。斯大林所说的“现状”就是指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斯大林知道这是件很烫手的事,所以提出由美国出面通知中国政府。1945年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命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了蒋介石。蒋介石感到愤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派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蒋经国赴莫斯科谈判。

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国 民政府公告说:“外蒙古人民于民国34年10月20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除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

1945年6月底至8月中旬,中苏双方在莫斯科举行多次会谈,争论激烈。斯大林几乎是以威胁的口吻对宋子文说:外蒙古必须独立。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就不会出兵打日本。中国事实上已无力来管理外蒙,何况目前外蒙和内蒙正准备联合起来要搞大蒙古共和国,这将危及华北。宋子文据理力争,毫无结果;也曾经提出过给外蒙“高度的自治权”的主张,作为妥协,但苏方一概拒绝讨论。就这样,在严酷的既成事实面前和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无可奈何的蒋介石只得指令宋子文接受苏方条件,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下,允许外蒙古独立。

蒋介石逃台后“中华民国”否认外蒙古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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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败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总统蒋介石根据苏联并未做到“不援助中共”等条件而废除《中苏友好条约》中关于外蒙古的换文,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下令把外蒙古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的版图之内。

1945年8月14日,宋子文、王世杰奉命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双方关于外蒙问题的换文是这样说的:“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面对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宋子文拒绝签字,并且他辞掉了外交部长的职务,最后这个条约是由王世杰签的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蒋介石政府正式出卖了外蒙古。如此的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给予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的打击。

至此,“中华民国”开始在地图上“重整山河”,将早已同意独立的外蒙古重新并入中国版图,但这种可笑的做法实际上已无任何意义。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当局一手操办了“公民投票”。据外蒙古方面的报道称:共有49万选民,“98%的选民参加了投票,一致赞成独立”。奉命前往观察外蒙古“公民投票”的国民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事后对这次投票的评介是:“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为严密”,“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独立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

关于1945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签定卖国条约之事,1952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做检讨说:“至于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的,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1946年的1月5号,当时由蒋介石把持的中华民国就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国民政府发表公告说,外蒙古人民在1945年10月20号举行公民投票,公民投票结果已经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所以按照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审议决定,承认外蒙之独立,出由行政院转持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告知于中国的国民。

在台湾的蒋介石被迫同意外蒙古加入联合国

蒋介石在大陆垮台、退到台湾后,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这就是所谓的“控苏案”。当时虽然大陆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华民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之后不承认外蒙古独立。1955年,“中华民国”政府否决蒙古加入联合国,认为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在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蒋介石还沉重地“检讨”了一番,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仍愿负其全责。当时我决心的根据有三点:第一,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第二,外蒙古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古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第三,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究会归到起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得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不相安,则国家更无和平建设之望了。我主张放弃外蒙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唯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1961年,苏联集团和非洲集团达成一揽子协议:苏联集团支持非洲的毛里塔尼亚入联合国,而非洲集团支持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中华民国”作为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否决权,可以阻止蒙古入联合国。但美国肯尼迪政府担心如此会导致毛里塔尼亚入联合国受阻,激怒非洲国家,导致他们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入联合国,于是施压给蒋介石政府不得否决蒙古入联合国。几经外交上的交涉,最终在1961年10月,蒋介石同意不否决蒙古入联合国,而美国也不可以投同意票。作为回报,肯尼迪总统公开声明美国坚决支持中华民国政府;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入联合国成为“重要问题”,即要三分之二多数同意才能通过;且肯尼迪承诺如果任何时候美国的否决将有效地防止中共进入联合国,美国将使用否决权。

但1961年蒙古申请加入联合国时,当时在联合国仍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的台湾国民党政权却放弃使用否决权,等于承认外蒙独立。

1961年10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以9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蒙古入会案。“中华民国”政府未参加投票。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1630号决议案,接纳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中华民国”政府未参加决议的表决。12月1日,澳大利亚、日本、美国等提出议案:任何涉及中国代表权变更问题的议案 都是“重要问题案”。10月15日此案以61票赞成,37票反对,7票弃权,被通过为联大第1668号决议案。

近现代史上中国真的有机会收回外蒙古吗?

台湾政府对外蒙古现实的承认

1945年2月在乌克兰雅尔塔召开的美苏英三巨头会议,划分了三国的势力格局,决定了战后诸多国家的命运。苏联与英美的交易中,即包括让蒙古维持独立状态。

台湾“中华民国”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施行细则》曾经定义“大陆地区”为中共控制之地区及外蒙古等。2002年1月30日,台湾的“中华民国”行政院正式公告修正《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施行细则》有关条文,将蒙古排除在中国大陆地区之外。

2010年,是蒙古民主革命成功20周年纪念,2011年,则是蒙古首次宣告独立100周年纪念。蒙古人对这两个特殊年份的看法,蒙古通讯社社长巴桑苏仁的总结极具代表性:“100年前,我们不再听从北京的命令,20年前,我们不再看莫斯科的眼色,我们是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

2004年,台湾“中华民国”行政院通过了废除“蒙古盟部旗组织法”及“管理喇嘛寺庙条例”决议,确定“蒙古各盟部旗已非我国统治权所及地区,因此该法已无继续施行的必要。”当时的行政院长游锡堃说:“蒙古国是一主权国家,且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与一百多个国家有正式外交关系,我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应尊重国际社会的共识。”

几乎所有蒙古政治、知识精英谈到历史时,都有四个基本共识:

目前,“中华民国”和蒙古国在台北和乌兰巴托互设代表处。

一、对独立备感骄傲;二、对民主充满自豪;三、对成吉思汗无限景仰;四、强调“平行外交”,即在所有大国间,尤其是中俄之间,均衡发展关系,不能再回到受大国支配控制的历史。

毛泽东两次要求外蒙古回归中国

由于对蒙古国民心态缺乏基本了解,中国大陆很多人误以为,蒙古摆脱了苏联控制,眼看着昔日的“祖国”如此欣欣向荣,或许会有主动回归之心,内地互联网上长期流传一篇《蒙古大呼拉尔讨论回归中国》的“新闻”,颇能代表部分中国人的这种一厢情愿。

毛泽东主席曾经两次正式要求外蒙古回归中国。

相对大陆官方的理性务实,台湾在外蒙古问题上就显得缺乏基本的现实感。

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向苏联要求蒙古回归中国。

台湾“内政部”1999年最后一次出版的《中华民国全图》(此后未再出《中华民国全图》),因为蒙古国还在版图之中,中国的轮廓是“秋海棠”而非“雄鸡”;此外,国民政府1930年代制订的《蒙古盟部旗组织法》,直到2006年才被台湾官方废止;而国民政府时期主管蒙区和藏区事务的“蒙藏委员会”,竟一直延续至今。

1949年1月31日,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来中国,访问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西北坡,与毛泽东主席会谈。米高扬回苏联后,就1949年1-2月中国之行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报告中说:“六、关于蒙古。毛泽东主动问我们如何对待外蒙和内蒙的统一。我回答说,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和内蒙可以联合起来并入中国版图。我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已享有独立,日本投降之后中国政府承认了外蒙的独立。”

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冲突,在台湾被争议多年。直到2002年,才通过修订《台湾与大陆关系细则》,将蒙古从“大陆”的定义中剔除。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第二次向苏联领导人索要蒙古回归中国。1954年9月29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领代表团访问北京。除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以外,代表团其他成员有米高扬等。苏联代表团访问中国期间,毛泽东向苏联领导人提出要蒙古回归中国。赫鲁晓夫同意苏联归还旅大军港和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拒绝讨论外蒙古问题。

台湾民间“深蓝”人士的“大中华情结”就更为浓重,撰文渴望蒙古回归者大有人在,大陆逐渐发酵的“外蒙古回归”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受此影响的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外蒙古独立的态度

台湾在蒙古国问题上的尴尬,源于国民党政权迁台后,拒不承认1945年的《中苏友好条约》;同时,指控蒙古独立乃是1949年“共匪卖国”的结果,而李敖等海外文人则严密考证,指责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才是真正“割让蒙古”的罪魁祸首。

由于苏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主要的援助者,而外蒙古也已经在事实上脱离中国的统治近三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1949年10月16日即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1950年中国政府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两个版本的存在,令今天民间言及蒙古国独立,便搅起“到底是国民党之责还是中共之责”的无休争议。那么,蒙古独立到底有怎样的复杂经过?

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62年交换地图,划定边界,这是第一次明确划定的中国和蒙古国界线。

正式承认蒙古独立的是非

1994年,中国、蒙古两国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表示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蒙古的分离独立,是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条约虽名为“友好”,实则一点不友好—“约定”: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让蒙古经由全民公决来决定其是否独立,而中国对独立后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将予以承认;而交换条件是,苏联承诺“尊重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事务,不援助中共”,以及对日宣战,帮助中国“驱逐日本人”。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后,当年10月20日,蒙古在苏军“保护监督”下举行了全民公投,接近100%的票数赞成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表了一个态度冷淡的简短公告给予承认。

此时,国共双方尚未同室操戈,但敌对之势已成。对于国民党所签之涉外条约,中共无一不抨击,但唯独对这个条约,不仅给予高度支持,且在国民党对条约“执行不力”或“心有不服”时还大加挞伐。盖两党都有苦衷,中共的处境还更为尴尬—当时,斯大林一方面在新疆扶植“东突”起事,一方面在东北侵犯中国主权,阻挠回收,同时强迫蒙古分离,甚至连条约中的很多承诺都没兑现,引起全中国激愤。1946年春,以中国各高校大学生为首,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苏运动,重庆中共的《新华日报》和亲中共的民盟《民主报》还遭到冲砸。

关于外蒙独立一事,中共官方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公开表态,是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的郭沫若文章,名为《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这是“中苏同盟”四周年时,郭发表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词。

郭在文中歌颂外蒙独立,谴责“中国侵略者”压迫和欺负蒙古人民,认为蒙古寻求解放和独立天经地义,认为外蒙人民比中国人争气,更早清醒,认苏联当朋友,所以得到帮助,更早得解放,中国人民应向外蒙人民告罪、致敬和学习,“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

1950年2月,中共党史学者胡华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的文章,痛斥“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独立地位”,并批评这种“大汉族主义情绪”蛊惑了不少国人。

从统治者角度,开疆拓土是伟业,护国守土是功绩,这个常识中外古今执政者都明白,国共两党亦然。之所以有“反常”之举,只是都对苏联莫可奈何。

蒙古独立,从头到尾皆靠沙俄和苏联庇护,斯大林则是最重要的操刀者。而中共事业成功绝对离不开苏联和斯大林的支持,面对被自己尊称为党和人民的“导师”、“慈父”、“大元帅”的斯大林,中共在蒙古问题上做此表态实非得已。

虽然国民党定义自身是民族主义政党,中共定义自己是国际主义政党,并完全支持苏联的“民族自决理论”,但随着中共向执政党地位的靠近,也越来越顾及到本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1949年初,毛泽东试探性对来访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谈起内外蒙统一然后加入中国的问题,对方答道: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如果真这样的话,那将是内外蒙统一起来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米高扬的言下之意是,若谁想把外蒙要回来,可能连内蒙都得丢掉。斯大林以后又再次强调了这一原则。

1949年10月16日,刚诞生16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承认现实。

而国民党政府则认为苏联并未遵守条约协定且与北京建交,属干涉中国内政,宣布条约款项无效。1952年,国际冷战格局定型,国民党政府向联合国提出“控苏案”。第二年经“立法院”同意,正式通过法律程序废约,国民党政府遂不再承认外蒙独立,并一直阻挠蒙古进入联合国。

尽管对于正式承认蒙古独立,国共背后的情绪和动机有差异,但事实清晰:国民党政府在先,中共政府在后;首个中苏条约,国民党被迫签署,中共无奈赞同,各有各的苦衷。

无可奈何雅尔塔

战后承认蒙古独立,当时中国无论任何人任何集团执政,均无力挽回,除非斯大林放弃。所谓“正式承认”,对斯大林来说,最重要的只是在国际上履行一个“手续”。

当时对国民党政府来说,斯大林最致命的撒手锏,是其以中国东北和新疆的主权以及中国内部政治问题为要挟。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已经危机重重,对内则面临经济崩溃、随时有内战爆发的可能,对外则无法想象中国以一农业国的实力如何与世界第二强的苏联抗衡。更致命的是,唯一可以制约苏联的美国,早在此前即在《雅尔塔密约》中,就出卖了中国的利益。

1945年2月在乌克兰雅尔塔召开的美苏英三巨头会议,划分了三国的势力格局,决定了战后无数国家的命运。因协定内容未知会其他当事国,又称《雅尔塔密约》。

会议上,英美为减轻损失,使苏联及早对日宣战,牺牲了中国利益。斯大林最早的提议是由满洲至旅顺大连港之间画一条走廊割让给苏联,与苏联海滨省和西伯利亚相连。在罗斯福的反对下,这一要求被改为外蒙“维持现状”,苏联恢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如大连港国际化、由苏联优先使用,租借旅顺港为海军基地。并规定,这些内容要获得蒋的“同意”,由罗斯福向蒋转达。

斯大林的地缘战略,是使苏联周边不能出现“敌对国家”,也就是说苏联需要一个漫长的战略缓冲带。而在其缓冲带内的地区,办法有二,一是将其并入苏联,二是使其成为“卫星国”,以保障苏联“安全”。在不确定中国未来走向的情况下,斯大林就是依此原则,强迫外蒙独立,同时在新疆策划“东突”闹事、索要东北权益。

蒋介石在听说雅尔塔会议后,已预估苏联会提出侵犯中国主权的诉求。通过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蒋介石获悉了部分内容。

蒋初闻这些内容时愤怒不已,但还抱一线希望,由于不知美国真实态度,以为还可与美国结成盟友来牵制苏联。然而,罗斯福已与斯大林达成协议并签字。罗斯福本来良心亏欠,欲正式告知蒋,却于4月12日病逝。

继任的杜鲁门是《雅尔塔协议》的忠实执行者,对蒋也从无好感,蒋介石联美制苏的想法根本无从谈起。蒋告诉美方,苏联进入远东及中国,将损及美国利益,但杜鲁门认为,只要督促苏联及各国落实《雅尔塔协议》,战后即可相安无事。

中国方面只得在6月启动独自对苏谈判,蒋介石令宋子文为代表团长,蒋经国为首席翻译奔赴莫斯科。此后的“虎羊谈判”中,美国一直恪守中立,除了催促中国签字之外,不愿卷入其中。斯大林则狮子大开口,要求远远超出《雅尔塔协议》内容。比如协议同意“外蒙保持现状”,中国保有法理上的宗主权,斯大林则直接提出外蒙必须“独立”;协议规定苏联只获得旅顺军港租借权,斯大林要求市政管理权一并吞下,还要求旅顺以南100公里内的岛屿中国不得设防……

蒋经国曾以私人身份拜访斯大林时说,中国8年抗战,就为收复失土,敌人还未赶走,反将这一大块国土割让出去,失去了抗战本意。斯大林明确告之:就是要让蒙古成为苏联的军事屏障。

中国代表团奉蒋之命尽力在每个细节上从斯大林嘴中抠肉(如旅大和中长铁路的管理方式、权力分配、归还期限),最大限度维护国家主权,斯大林虽做出部分让步,但在蒙古独立上态度极其坚决。中方认识到,在斯大林紧咬不放情况下,承认原本早就丧失的外蒙权益,以换取现在尚可挽回之利,乃两害相权取其轻。

但蒋介石要求必须划清内外蒙界线。斯大林则一直故意拖延此事,因为苏联早已将原属外蒙的唐努乌梁海及中国新疆部分地区划入自己范围,不方便出示地图商谈疆界。

谈判最后阶段的8月9日,苏军已挥师进入中国东北,宋子文、蒋经国等大多数代表认为,如纠缠疆界问题再不赶紧签约,苏军控制东北后,斯大林胃口只会更大,认为不必理会蒋介石的命令。外交部长王世杰虽不赞同,但无法说动大家,最后只得与宋子文拟电向蒋要求“授予宜机行事之权”。

8月14日,王世杰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条约上签字。规定,苏联“尊重”中国在东北和新疆的主权,支持中国政府领导下的中国统一,中国则同意日本战败后在蒙古举行公投。

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举国欢庆。自“9.18事变”后第三天,蒋介石连续写了15年的“雪耻”日记(每篇在起始处写上“雪耻”二字)。这一天,他悲喜交加地写下“旧耻虽雪,而新耻又染,此耻又不知何日可以湔雪矣!勉乎哉,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特志之。”

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苏,重要任务有几个,一是给斯大林祝贺70寿辰,二是提出援助问题,三是商讨修改中苏条约。斯大林最初认为延用旧约就可以了,没必要修新约,但在毛的强烈要求下终于同意修订。经过一番艰难的讨价还价,1950年2月14日,周恩来与苏外长维辛斯基签下第二个“中苏友好条约”。

此条约基本以第一个中苏条约为基础,斯大林为了让“一边倒”的盟友在国内民族情绪仍浓厚的学生和民主人士中“有面子”,作出了相当让步,如大大缩短旅顺港和中长铁路的归还期等。签字三天后,双方发布公告宣布缔约事项,并以公告形式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

早已失去的蒙古

蒋不得不吞下失去外蒙的苦果,除了因为失去美国支持、遭苏联强索之外,也在于外蒙古自清朝覆亡,实际已失控30余年,初期为沙俄控制,后又在苏联全面控制下“俄化独立”已20余年。

蒙古1911年12月首次宣示独立开始,先后“取消独立,实行自治”,又“撤销自治,‘回归’中国”,再迅即恢复独立,来回折腾了好几次。

蒙古宣布独立后,当时的北洋政府曾经趁俄国爆发革命自顾不暇,于1919年由北洋将军徐树铮带兵“收复外蒙,撤销自治”。

徐树铮驱军入蒙后,软硬兼施,迫外蒙的黄黑两党上书北京要求撤销自治。1920年1月,他主持了“撤治仪式”,将中华民国总统像挂在皇帝哲布尊丹巴宝座上,勒令其三鞠躬,代表大总统册封其为呼图克图汗,并解除了外蒙的武装。然而其铁腕作风引起外蒙上层不满,四处寻求外援,欲赶走中国人。

当年夏天,因直皖之争徐树铮被调回北京,陈毅10月份再度接任赴蒙,然好景已不长了。1921年2月,俄国内战将接近尾声。俄白军将领温琴应外蒙上层之邀率兵突入库伦,将中国驻军赶跑,扶植哲布尊丹巴重新登位,自己则当了几个月的外蒙实际统治者。

为期仅一年的“回归”就此结束。此后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再也无暇顾及外蒙。

7月份,新兴的蒙古人民党的人民军领着苏俄红军进攻库伦,击败温琴,将其处决。1921年7月11日,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蒙古人民国人民革命政府”,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国庆日。

苏赫巴托和乔巴山建立的蒙古人民党,最早仅是一个有民粹色彩的激进民族主义地下组织,目标是“肃清危害民族和宗教事业的凶恶敌人,收回蒙古丧失的主权,巩固国家和宗教”。

当时外蒙上下都寻求各种途径,试图维护独立。上层精英中,一部分王公甚至病急乱投医,向美国美孚石油公司求助;来自底层的印刷工苏赫巴托和挑夫乔巴山,则受在蒙的俄国革命者库齐林科和金巴日夫斯基影响,向苏俄和列宁求援—对方正好也在寻找在蒙代理人,双方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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