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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近代史钻探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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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近代史钻探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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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过去史学界较少论及的抗日战争后期国统区“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为研究对象,从运动的缘起、运动在国统区的扩展、运动背后的党团纷争等几个方面,办求对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进行较为完整而准确的理解和评价。本文认为,应肯定青年学生从军的爱国热情,客观考察当时国民党政权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目的和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从军运动及青年军在促进战时国统区社会风气的转变、提高国民革命军素质乃至促进军队改革、国民党整党及行政效率的改革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提要:抗日战争时期知识青年的从军运动,是中国教育界献身抗战建国事业的壮举。目前,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44年国民政府发动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而对于贯穿整个抗战时期的从军活动,关注的还很不够。这里,旨在对全国高等学府中学生数量最多、师资最强大、学科最齐全的西南联合大学的青年从军运动,做以尽量全面的梳理。同时,拟就不同阶段的从军意识、动员方式、服务特征等问题进行必要考察。这既有助于表现这所大学战时从军活动的全貌,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对抗战与建国关系的思考与实践。

图说清华抗战那些事儿

汉明帝时,班超听说匈奴又联络了西域的几个国家,经常掠夺边界上的居民和牲口,气愤得再也坐不住了,说:“大丈夫应当像张骞那样到塞外去立功,怎么能老闷在书斋里写文章呢?”他把笔杆扔了,就投军(后人把文人从军叫做“投笔从戎”,“从戎”就是从军)去了。

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权在国统区发起、由三青团主持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得到了各级各地行政机关的协调配合,数以万计的青年学生应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由此编练而成的青年远征军部分人员在印、缅参加对日作战并立下功勋;抗战结束后,青年军即宣布解散。限于资料,以往台湾和大陆史学界有关这一运动的成果较少,对运动起源、过程、性质的认识,因立场、使用材料的不同,对从军运动的评价存在着明显差异 。如果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考察这一运动的历史过程,客观地分析整个运动的发展,笔者以为,不少问题仍有再探讨的余地。

关键词:西南联大 战时从军 战地服务 译员征调 青年远征军

从军热潮,投入全民抗战

抗日战争是一次全民战争。长沙临大、西南联大同学出于爱国热忱,曾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参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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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武汉大学发表演讲《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号召青年“到军队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长沙临大掀起第一次从军高潮,约295人参加各种形式抗战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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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时任北平学委书记的蒋南翔主编公开的进步刊物《北方青年》,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号召广大青年以多种方式投身全民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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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欢送从军同学会场。

西南联大师生展开各种活动,慰问抗战官兵,宣传抗战救亡。其间又掀起两次从军高潮,联大学子踊跃参军,在西南联大纪念碑阴镌刻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上列名者有 832 人,实际不止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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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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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阴面刻录联大抗战以来学生从军名单。

来源:《新清华》纪念抗战70周年特刊

  由《新清华》编辑部与清华大学校史馆、档案馆共同出品,转载清注明出处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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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军运动的缘起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从军运动,既是这所战时高等学府引以自豪的一页,也是中国教育界知识分子保家卫国、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尊严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史学界对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研究,大多围绕1944年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内容基本停留在国民政府开展这次运动的背景、动机、实施及其意义等方面。但是,知识青年从军贯穿了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全面考察不同阶段的从军活动及其特征,显然很有必要。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在全国高等学府中学生数量最多、师资最强大、学科最齐全的西南联合大学为对象,对其不同时期的从军运动做以尽量完整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被动员方如何认识、如何响应、如何实践等问题做以初步探讨。相信这有助于进一步表现这一群体的爱国情操和献身精神,也有助于加深认识中国教育界知识分子对战时从军与国家现代化关系的思考和实践。

抗战爆发后,国民革命军初期作战极为不利,人员损失严重。据统计,1937-1942年间,日军伤亡1768969人,国民革命军仅陆军伤亡即达2668940人 ,不少战区的军队整建制地被歼灭。为改进大后方各省役政,尽快补充兵源,1938年1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在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四川、陕西等九省设立军管区司令部,统辖各省的师管区,办理兵役事宜,并将各省前设的兵役管区司令部、国民军训会合并于军管区司令部指挥。为充分挖掘高素质的兵源,2月1日,教育部曾颁布条例,鼓励18岁以上的学生参加战时前后方服务,由专门机构进行预备训练,原学校得保留其学籍 。这是战时第一次正式鼓励青年学生应召入伍或参与后方服务。2月23日,教育部再颁《青年训练大纲》,除了要求青年具有爱国家、爱民族为基本内容的人生观、民族观、国家观外,训练项目以适应战时需要的军事技能训练为主 ,目的在于使青年学生能适应随时应征。1943年3月15日,国民政府以1936年3月公布的《兵役法》加以修正,继续明确实行征兵制,称“中华民国男子依本法皆有服兵役的光荣义务”;对服役内容、管理机构、征集方法做出规定,明确了被征召人的权利与义务,对于应征者在偿付债务、家属生活、退伍后的工作等方面均有优待规定。为保护各方面人才,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规定现任小学以上教师、现任荐任以上官职、现任军需工业或国防工业交通部门的专门人才、现任正规警察等几类人员可以缓召 。抗战初期,中国战场失地过快,征兵范围急剧缩小,只有西南数省可以提供稳定但极为有限的兵源。由于《兵役法》实行只有短短数年,加上长期以来人们深受“好男不当兵”传统观念的影响,“一般国民至今对于服行兵役的观念,还没有切实养成,对于当兵的义务,更没有普遍的履行;甚至有若干及龄壮丁,为避免兵役的缘故,藉在学的名义,取得缓役的资格,以致兵役的负担,不能平均普及” ,征兵工作的难度极大。此外,国民革命军内部派系林立,中央军与地方军在待遇方面差距较大,抗战形势极不乐观等原因,也使国民革命军的兵源状况极不理想。各地兵役官员,“不能熟看兵役法规,更不注意研究,尤其下面的区长和保甲长,更不知道法规里面有什么规定” 。如广东省各县不顾地方实情与民众生活,“办理兵役多有不根据壮丁名册抽签,而以乡村人口摊派名额。姑无论其抽签或摊派,其以钱买人替代者居百分之六十以上,且其抽签亦非公开,常有乡长从中渔利及强族欺压弱族之弊” 。1939年8月,四川省军管区发现,巴县团管区“办理兵役之各地保长,对于本地应征壮丁或惮势力或徇私情或受贿赂,多予纵免,迨上级严令征送则于要路拦截商旅极尽毒打威吓之能事,使其充数于一时” 。广东省甚至发生了将归国华侨抓充壮丁的事情 。不情愿或被迫入伍的壮丁,由于心存芥蒂,情绪低落,不愿远离故乡妻儿等诸因素,不断出现逃亡现象,一些部队甚至出现“逃亡数大于本年度第二期交接之兵”的现象 。“考其原因,实系各壮丁多非应征区域内之壮丁所致” 。张治中回忆道:“抗战到了末期,由于政治腐败,经济枯竭和推行兵役法的种种弊病,如强拉壮丁甚至绳捆索绑待之如囚犯,加之在营士兵生活困苦,营养不良,前后方都是大批逃亡,兵源已感匮乏,各部队缺额很大,有一个师在一次战役之后只能编四个连,而每个连只有三五十人的。有些军官反映:‘不要说打仗,就是行军时连枪枝都没人背!’” 。1940年,国民政府曾公布《妨害兵役治罪条例》,1942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通电,要求党员、公务员及士绅子弟应带头服兵役 。然而,这些条例与电文根本无法阻止地方役政中的恶劣作风。加上国民党军队自身腐败日益严重,官兵关系紧张,虽然抗战进行数年,民众的抗战意识大大增强,但由众多情绪低落的士兵组成的军队,想要提高战斗力难度极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军事技术含量最高的一次战争,现代化的枪支、火炮、坦克、飞机甚至毒气等大量杀伤力极强武器的广泛使用与防范,战争中通信、侦察、交通设备的日益普及,陆海空三兵种联合作战成为首选的战略战术,这一切均对兵源提出了科技与文化素质的要求。抗战初期,中国军队一溃千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军队中高技术含量的武器少,使用率低,对其防范能力不强,兵源素质不高,从而导致战斗力难以提高。人海战术加防御性阵地战,难以有效抵挡日军的强大火力及有效的三军联合进攻战术。有感于此,蒋介石才痛心疾首地说:“在军队方面,得不到知识青年的参加,因之战斗力亦无形减低,这是我们国家与军队最大的弱点” 。1943年下半年以后,中国驻印和入缅作战远征军的作战极为艰苦,缺员很多。而与英军协同作战中,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普遍存在着外语交流与文化素质的迫切需要。这些因素,决定了只有知识青年从军才能适应战场上的变化与需要。时任中国战区副参谋长的美军少将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多次对蒋介石及军政部官员提及中国士兵素质问题,他批评道:“国民党政府征来的兵,首先是肚皮吃不饱,有的人骨瘦如柴,素质不佳;一般下级官员又缺少文化,不能掌握新式武器” 。为弥补兵源不足状况,改善兵源质量,迅速提高军队战斗力,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以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为骨干,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广泛动员学生参军。1942年10月,为号召青年学生服役,蒋介石通电全国:“查征兵开始,六载于兹,所征壮丁多系目不识丁之文盲,其知识分子之学生,多未予以征集,因之士兵素质低劣,影响抗战甚大。更以各地学校收容超过学龄之学生,几为壮丁避役之渊薮。役政推行,尤多滞碍,兹特通令各级学校之兵役适龄学生,自三十二年一月起,一律依法抽签,按序征召,依其强度,配服役务,不得予以缓役。” 这一讲话,可以视为是国民政府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先声。随后,兵役署以蒋介石讲话精神为指导,对《兵役法》提出了修改案。1943年3月,国民政府立法院公布新的《兵役法》,扩大了征兵范围,缩小了缓役者范围;鼓励青年学生参军,规定学生服役期间保留学籍,使得青年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消除了学籍的顾虑。同时,蒋介石号召青年学生:“今日战争中最奋勇,最重要者,莫过于空军之飞行员,青年人人应立志为军人,为飞行员,乃可转移我国三百年来国民怯懦萎靡的风气,以恢复我五千年来民族固有的伟大精神,而建设现代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新伦理的基础,则独立自由国民之人格,乃能树立,而中华民国方得永久生存于世界,使不再为异族所奴役与灭亡。” 1943年,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官,他要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其补充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兵源。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命令四川省军管区各县市选送300名知识青年补充驻印军,要求如期如数完成。四川军管区随即派参谋长徐思平出巡川北各师管区宣传和督导。11月11日,徐思平到达绵阳,13日召集士绅、机关、法团及大中学生演讲,听者无不慷慨激昂,当晚即有绵阳中学学生邱永森等15人到徐思平驻地,表示愿服兵役并呈具誓词,这是青年学生志愿从军运动的开端 。11月15日,徐思平在三台县出席东北大学纪念周,要求青年学生自动服兵役。他称所以如此,“其一因我国对倭抗战,在国内战场使用武器简单,且待遇较次,无须知识分子参加之必要;在驻印军则恰与此相反,故有要求知识分子参加之理由。再则我国地广人多,现凭依西南山地之险,以劣势武器拒抗敌人;如须反攻敌人在黄河平原及长江下流相角逐,则须有较新装备之补充。……欲求装备之大量补充,则加强远征军,打通滇缅路乃属切要。” 当场即有男生15名,女生4名申请参军。16日,徐思平又召集中学以上学生两千余人讲演,当场又有男生200余人,女生30余人请缨。一些女生因被徐思平婉谢,竟痛哭流涕地质问:“爱国无分男女,女子何以不能抗战杀敌?”当晚,徐思平再应学生之请在东北大学礼堂作讲演,参加者为三台县机关、法团首长,及该校教授学生等八百余人,外来中学生等两千余人。讲演结束后,国立十八中学女生林霖等30人泣请从军,坚不可却。青年学生的慷慨激情,被三台县政府官员视为改进役政的基础,决心扩展成果。20日,针对学生从军热潮日渐高涨,县政府按师管区规定成立了远征军新兵大队,同日起举行体格检查,由师管区军医室、县卫生院及联合医院各院长,率同医官十余人主持。截至12月7日止,参加体检学生共631名,计录取213名 。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

一 湘江岸边的从军热潮

二、从军运动的扩展

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爆发后,由平津沦陷地区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的一所战时高等学府。这所学校最初设在长沙,名“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全校的第一次从军热潮,就出现在湘江岸边的长沙。

1943年11月下旬,四川省军管区开始对青年从军运动进行广泛宣传,号召各地青年积极从军,收效显著。四川、光华、华西、燕京、金陵、齐鲁各大学校长也协助宣传,鼓励学生自动参加,其中川大、光大两校应征者各达百人,占数最多。蓉市各中学每校都有学生参加。据统计,在四川省的潼蓬、绵广、成茂、沧江、邛大、达梁、资简、乐安、隆富、绥武、嘉峨、永荣、剑平、泸永、顺营、万忠、广合、荣威、涪酉、叙南和夔巫共22个师管区中,志愿报名服役的学生及公教人员达27129名 ,此外尚有重庆市报名者6772名 。从军运动扩展到湖北、西康、陕西、甘肃、河南、绥远、青海、江西、福建、安徽、浙江等十余个省,其中四川省成绩最佳。鉴于中国远征军急需补充兵源的形势,国民党中央要求青年从军运动在大西南诸省全面实施。12月19日,军政部转发各地的《学生志愿服役办法》规定,凡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志愿服役,应向学校申请登记,并以年满十八岁以上为限;志愿服役的学生登记时经检查合格,由学校造具清册送请当地军管区复查验收;特别规定军训合格的学生,可以优先送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管区司令部,对于检查合格学生规定入营期间及地点,举行定期入营;入营学生统编组为教导队,由军政部集中办理,或由军管区司令部办理之;志愿服役之学生,训练期满后,得依其所习学科及志愿,服任各种兵种及适当之军事辅助勤务;学生服役后,应保留其学籍,由部队考核其服役期间之成绩,通知原学校,以备退伍回校肄业时,按其程度予以升级;学生服役中如有逃亡情形,依法办理并开除学籍;至于女生志愿服役者,登记后听候调任军事辅助勤务;公教人员,党团员志愿服役者也适用此办法 。12月21日,为便利知识青年从军,兵役署设立登记处,教育部也邀集航委会、卫生署、组织部、宣传部、三青团等机关,组织学生志愿服役指导委员会。12月,国民党中央制定了教导团编练办法,规定从军学生由各地教导团编训,以上等兵待遇。根据成立教导团的规定,全国先后设立了7个教导团和3个教导营。这7个教导团分别是:12月24日在重庆江北鸳鸯桥成立的第一团;1944年1月1日在成都军校成立的第二团;4月1日在重庆北碚成立的第三团;4月7日在陕西王曲成立的第四团;2月1日在江西上饶成立的第五团;7月1日在广东曲江成立的第六团;8月1日在昆明成立的第七团。三个教导营是:4月1日在泰和成立的江西教导营;4月20日在耒阳成立的湖南教导营;2月21日在贵阳成立的贵州教导营 。从军学生经专门编组训练后,分批飞送印度参加中国远征军。1944年1月10日,蒋介石召见重庆第一教导团志愿军学生以示鼓励,要求学生服役后一要服从上级,严守纪律,二要注重政治训练,三要视军营为学校,精勤学习 。11日,由三青团主持的全国学生从军指导委员会宣告成立,由蒋介石亲任委员长,张治中、陈立夫、梁寒操等17人任委员,张治中、陈立夫和军政部兵役署长程泽润三人为常务委员。3月,全国学生从军指导委员会通过了《各省学生从军指导委员会组织通则》,由军政部转电各省军管区,依照其通则设立各省学生从军指导委员会,由各省政府主席为主任,军管区参谋长、教育厅长、三青团支团部干事长为常务委员。6月,国民政府将重加修正的《学生志愿服役办法》公布施行,规定学生志愿服役初检造册期限为每年12月及6月20日以前,入营期间为每年2月及8月1日至15日,自备应用衣物在规定范围以内者准予携带,服役时间可依《兵役法》规定延长,服役期满退伍复学时给予甲种公费或乙种公费待遇。公教人员即党员志愿服役须出具证明,女子服役条文取消 。各省也依此据分别制订实施细则、实施办法、登记检验召集入营办法、补充办法等,其中以湖北省制订的《志愿学生慰问办法》、《学生服役宣传办法》、《公教人员党团员志愿服役登记办法》较为切实,曾由国民党中央于1944年3月电令其他各省党部参照办理。1944年秋,日军大举进攻桂黔,严重威胁重庆。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即席演讲称:“国家在此紧急战时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 他号召全国知识青年积极从军,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随后,国民党中央遂决定广泛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征集知识青年十万人,编组远征军。10月11日至14日,国民党、三青团召集中央有关部会、各省市政府党部、团部各级政工人员及教育界人士150余人,在重庆举行“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先后召开大会三次,分组讨论会两次。蒋介石指出:此次运动的成功,“不仅关系目前抗战军事,而且关系今后建国前途”,“如其不然,就是表现社会民众对于本党、本团的信仰不够,不足以担当国家革命的大事” 。10月12日,蒋介石再次讲话,阐述了发起从军运动的宗旨:“第一,是要使一般社会民众,改变其过去对于兵役的心理,从而踊跃应征,来充实我们作战的实力。第二,是要使社会民众改变对于本党的态度,认识本党革命牺牲的精神,因之接受本党的领导,共同一致,来完成革命的使命。这两层意思,后者尤重于前者” 。会议对从军知识青年的征集、编练、优待等办法,干部选拔及各级从军指导征集机构的组建,都做出了一系列决定。预定征集10万人,国民党负责征集5万人,三青团负责征集5万人,征集人员编为10个师,分区集训。10月14日,会议结束时,正式宣布发起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同时,宣告成立“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蒋介石兼任主任委员,推定张伯苓、莫德惠、蒋梦麟、顾毓琇、何应钦、白崇禧、陈立夫、张厉生、周钟岳、谷正纲、吴铁城、徐永昌、俞飞鹏、罗卓英、张定璠、徐思平、梁寒操、段锡朋、黄季陆、康泽、袁守谦、李惟果、郑彦棻、陈果夫、张治中等为委员 。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成立后,即于10月16日在重庆举行第一次会议,议决征集办法及编练计划纲要,与各省市县学校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法,呈由国民政府核准公布施行。同时,会议就各省知识青年志愿从军的征集数量做出分配,青海、宁夏、西康三省征集人数在200-1000名之间;甘肃、浙江、云南、重庆市征集人数在1000-3000名之间;贵州、湖北、广西、安徽、江西、广东等省征集人数在2000-3000名之间;湖南、陕西、河南、福建等省征集人数在3000-4000名间;四川省配额为8000名 。10月18日,三青团中央干事会根据各省人口、教育等因素,对三青团在各地应征人数进行了分配,四川、湖南、陕西、广东、福建5个省征集5000名,江西征集4000名,甘肃、河南、重庆3省市征集3000名,三战区、专科以上学校各征集2000名,贵州省征集1500名,湖北、浙江、广西3个省征集1000名,安徽省征集800名,西康、青海、云南3个省征集500名,绥远、宁夏、河北、山西、山东、江苏6个省征集200名,总计5万名 。 10月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分别颁布《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办法》、《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组织办法》、《省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办法》、《县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办法》、《专科以上学校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办法》、《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编练计划纲要》、《知识青年从军管理办法》等。随后,其他党政机关相继颁发了《各级党部发动征集知识青年党员从军实施办法》、《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督导须知》等法规、法令,使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有章可循。 《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办法》规定:1.宗旨:为提高国军素质,增强反攻力量,争取最后胜利,贯彻抗战目的起见,特征集知识青年编组远征军。2.标准:知识青年年满18岁至届满35岁者,依法缓征缓召及应征服役者,受中等以上之教育或具有相当知识程度者,体格标准符合条件者,均得志愿参加。3.数额:暂定为十万人,其各省市分配数额另定之。各省市征集知识青年数额准抵补各该省市原定征额。4.征集:规定了具体的各级征集机构、集中地点、集中时期、集中管理及征集费用等。5.入伍:应征入伍之知识青年除特种兵外,以按其籍贯编组为原则。6.待遇:除照远征军之待遇办理外,副食费酌量增加。7.服役:服役期间定为两年,期满后退伍。8.优待:入伍期间家属之优待及退伍后就学就业之奖励另行规定 。从军运动全面铺开之初,并未如预期得轰轰烈烈,尤其是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大学,学生反应冷淡。10月23日,国民党中宣部长梁寒操发表题为《与知识青年说从军》的广播讲话。24日,蒋介石再次向全国知识青年发出从军号召:“第一、青年非从军无从造成其人生伟大的志业”;“第二、青年非从军无从湔雪其国家积弱的耻辱”;“第三、青年非从军无从获得其抗战最后的胜利”;他认为从军救国是广大知识青年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唯一途径,号召青年“走上前线……以志愿从军为光荣,以规避兵役为耻辱,恢复我们民族尚武的德性,改造我们社会颓靡的风气,整我军旅,灭彼倭寇” 。同日,中央大学等24所大学校长电呈蒋介石表示支持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并发出《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校长电》,呼吁鼓励各校学生积极从军。10月25日,国民政府宣布在行政院下设兵役部,鹿钟麟为部长。同日,军事委员会电令各省市县成立各级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以适应形势发展。26日,三青团中央干事会通电全团,要求“在征集期间,各级应遵照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通力合作。各级团队干部及工作人员,与所属团员,尤应率先出征,以资倡导” 。28日,行政院通电各级政府,要求青年公务员率先从军。10月29日,在渐趋热烈的气氛中,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邀请在重庆的三青团女青年处、女青年会、中央大学等36个单位联合召开“陪都妇女团体推进女青年从军运动联席会议”,讨论女知识青年从军问题。《妇女共鸣》月刊社也举行了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座谈会。会议均鼓动女青年响应政府号召从军,参加战地服务和后勤工作,并将之视为争取男女平等的一个机会 。11月1日,四川省和重庆市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宣告成立。11月3日,教育部公布《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不仅对从军学生一律保留学籍,而且还对从军学生退伍时做出了免试升学、减少学期、优先录取等优待办法 ,极大地刺激了学生从军运动的高涨。11月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编练总监部,以加强知识青年的军事训练督导。该部设参谋、军务、副官、军需、军械、军医六处,高参、机要两室,及其他附属单位,罗卓英出任总监 。为鼓励学生从军,一些国民党及政府官员带头送子女从军,蒋介石特令蒋经国和蒋纬国参加远征军服役,一些省市县的长官也把自己的子弟送去报名,报纸、电台对此大加宣传,使不少知识青年受到了鼓舞。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属各院、部、会、厅等中央机关内的知识青年,很多人也都响应从军运动纷纷报告参军。各地方当局也纷纷仿效,从重庆到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湖北、陕西、贵州、云南、甘肃等省市,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知识青年报名参军热潮。“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响遍国统区。从1943年11月15日三台县学生发动从军运动起,到1944年11月12日运动第一阶段结束,一年之间,青年学生从军运动由三台县一隅波及整个四川省,又由四川一省扩及整个国统区。据统计,报告参加服役的学生、公教人员、党团人员达47000余人 ,发展可谓迅速。11月12日,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正式开始登记。有关部门纷纷出台相应政策予以配合。11月14日,国民政府公布《知识青年志愿从军优待办法》,为从军运动推波助澜。11月20日,考试院颁布《从军知识青年退伍参加考试优待办法》,对退伍人员做出在资格、年龄、考试科目、成绩等方面予以优待 。同日,中央颁布《全国知识女青年志愿从军服务队征集办法》、《管理办法》和《实施办法》,预定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5个城市分别征集800、500、300、200、200名知识女青年入伍 。针对一些超龄人员的从军要求,11月21日,知识青年从军指导委员会又颁布了《逾龄志愿从军者处理办法》。11月24日,蒋介石还发表文告,希望医药界青年献身军旅,以解远征军缺医少药的难。11月30日,行政院又颁布《从军青年家属优待办法》10条,通令各机关予以执行 ,为从军青年解除后顾之忧。在国民党和三青团中央催促下,全国各地的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纷纷开始行动,各地报刊纷纷报道以营造热烈气氛。11月18日,中国远征军政治部通电全国,欢迎知识青年从军 。至20日,仅中央大学、中央工业职业专科学校和南开中学就有200余人报告 。许多知识青年抱着救国热情,投笔从戎。据12月初统计,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两校报名数竟达在校生的三分之一 。甚至连中国聋哑协会的会员也要求参加志愿军 。很快,各地征集人数突破了原定10万人的数额。三青团内部响应也很热烈,甚至一部分超龄团员也请求从军,各地应征人数很快就达到93085人,超过原定5万名的配额近1倍。

长沙临时大学是在战火遍燃的1937年11月1日开学的,当时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开学不到两周,日军就占领了上海,接着又占领了南京。都沦陷的消息传到学校,师生们心情难以平静,大家齐集学校所在的圣经学校广场慷慨陈词,高唱抗战歌曲,“到前线去”、“参军去”的口号响彻校园。投身前线,参加抗战,当时是摆在每一个青年面前的急迫问题。12月31日,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说中,号召青年“到军队里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①]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徐特立,也在临时大学发表过同样内容的演说。

国统区各省市各校征集人数一览表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河南省 湖北省 广东省8020 16196 1800 2389 10000 7440 9090福建省 三战区 安徽省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省11759 2872 1040 10150 9037 1500 279山西省 西康省 沦陷区 大专学校 江西省 绥远省 总 计502 150 10400 10648 8500 793 122572资源来源: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4年10-12月分册),台北:国史馆1994年5月版,第914-915页。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面前,长沙临时大学同学表现出极大的抗战热情。“这次对外全面抗战,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神圣”,青年人尤其“应当认清自己,认清环境,克尽自己应尽之责”。战争爆发后曾在家乡江苏武进做过乡村宣传工作姚梓繁同学这样说。姚梓繁根据个人体会,认为投入最迫切的“训练民众与组织民众”,是青年人的使命和责任,因为这种工作并不亚于前线的战士。[②]不过,更多的学生则希望直接参加战斗,他们有的去了前线,有的到了军校,有的奔赴延安。不到两个月,临时大学至少有295人提出保留学籍申请,领取了参加抗战工作的介绍信。至于未办手续就迳往前线者,虽未见统计,但仅南开大学一校,“这时投军者约70多人,内包括参加武汉救亡总会训练班5人,湖南国民训练班17人,湖南战地服务团13人,空军学校22人,军政部学兵队7人,军事工程4人,参加第13军、14军及第181师工作5人,还有一些学生去临汾、西安、郑州、开封等地”。[③]当年担任长沙临时大学学生代表会主席的经济系同学洪绥曾,说他那时“和学生会的同学整天拉起欢送同学的大旗,热烈欢送他们走上前线”。[④]

另一份权威性资料显示,1944年底,国统区各地报名及体检合格入伍者达151516人,超过预定数额50%以上,仅重庆及川东地区即超出分配名额3000余人,达8614人 。这次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大体经历了倡导发动、宣传鼓动、人员登记、身体检查、临时招待、集中编训、生活指导、慰劳娱乐、交拨入营等过程。所征集的12.5万名知识青年,经交拨入营后编为“青年远征军”。1944年12月24日,从军的知识青年报到入营。知识青年志愿军第一、二、三大队陆续成立。12月26日,第一大队首批开赴璧山受训。1945年1月1日,应征入伍的青年远征军共12万人,正式在各基地接受训练,训练期限为3个月。“训练科目,由兵器到战术、学科、术科及思想并重,庶几青年远征军能成为全国之模范军队” 。依国民政府军序列,成立青年远征军,下设第201师至第209师,此外尚有1个师未编成。第201师,师长戴之奇,5180人,驻璧山;第202师,师长罗泽闓,7189人,驻綦江;第203师,师长钟彬,5863人,驻泸县;第204师,师长覃异之,7757人,驻万县;第205师,师长刘安琪,5492人,驻贵阳修文;第206师,师长杨彬,7719人,驻汉中、天水;第207师,师长方先觉,7310人,驻昆明曲靖。师的编制是按照美械轻装师组成的。每师3个步兵团,2个炮兵营,工兵、辎重兵各1个营,搜索连、特务连、卫生队、军乐队、无线电队、军医院等各1个。每团3个步兵营,迫击炮、战防炮各1个连,特务排、卫生队各1个。3-4月间,青年军第208、209师宣告成立。第208师,师长黄珍吾,13000人,驻江西黎川;第209师,师长温鸣剑,11212人,驻江西铅坑后改驻福建上杭。4月1日,作为女青年从军指导及组训机关的女青年服务总队在重庆宣告成立,由陈逸云女士担任队长。首批入伍女青年391人。此外,从军青年还组成了宪兵教导第3、4、5团等部队。1945年1月底,全国各地又为知识青年从军编练专门开设的7个教导团、3个教导营,共计报名人数为51042人,经体检合格者为30754人,入营人数共19689名,拨给驻印军共9164名 。据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编练总监部宣布,1945年4月底,实际入营8.5余人,后因一部分人补充远征军及出国接受驾驶、跳伞等特种训练,到抗战结束,在国内实有76507人 。2月1日,三青团中央干校教育长蒋经国负责筹设青年远征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他从三青团中央干校抽调287名学员充当政工干部,82人充当军事干部。在训练中,他竭力灌输全军上下“必须绝对效忠最高领袖蒋委员长”的思想,同时宣扬“青年军是青年的革命武装学校,青年军是国民革命的生力军,青年军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先锋队,青年的胸膛就是祖国的国防”。青年远征军入伍训练期间为3个月,训练科目由兵器到战术,学科、术科及思想并重。青年远征军亦分炮兵、步兵、工兵等。入营后,当以学历、体格、志愿等项为标准而编组训练。经过短期训练后,各师正式纳入正规军编制。青年军9个师分别归属于中国远征军第6军、第9军、第31军,另外有相当一部分调入新1军、新6军、第5军、辎重汽车第14团、第15团、宪兵教导第3、4、5团、伞兵总队、译员训练班、无线电训练班及派赴美国受训的海空军等单位,共计1.877万人。其中,第201师赴印受训者为500余人;第203师赴印受训者为250余人,充译员为48人,保送航校受训者为4人;第204师赴印受训者为1074人,第207师赴印受训者为数百人。拨给印缅远征军的青年军总数在1万余人,在印度受训结业后很快派到印缅前线担任交通运输、坦克车兵等技术兵种工作。青年军先后参加了缅北大反攻、如密支那、八莫、南坎、腊戌诸战役,对打通中印公路发挥了积极作用。1945年2月20日,全国知识青年从军指导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大会第一次会议,编练总监罗卓英报告了从军运动的概况。称征集工作大体告一段落,从军人数总计15万余人,超出原定数量的50%。要求各有关单位今后将工作重点放在编组训练与管理使用上 。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召集第二期知识青年入伍,名额为15万人,定于6月入伍。由于抗战胜利,第二期未能在国统区展开便自行结束。

临时大学当局对学生们的从军要求给予了积极支持。12月10日,由三校校长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决议成立“国防服务介绍委员会”和“国防技术服务委员会”,29日,又决议将这两个机构合并为“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⑤]几天后,常委会还决议:“凡学生至国防机关服务者,无论由学校介绍或个人行动,在离校前皆须至注册组登记以便保留学籍”。对于志愿从军的教职员,也规定“其所服务机关不能担任薪水时,本校得按在校服务薪水支给之”。[⑥]这些措施,解除了离校师生的后顾之忧,体现了教育为抗战服务的宗旨。

三、从军运动幕后的党团纷争

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学生们的从军去向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直接参加国民革命军各部队。约在当年8月,清华同学杨德增、胡笃谅、张厚英、吴业孝、梁伯龙、黄茂光、李天民、吴敬业8人向长沙集中途经南京时,就报名参加了当时全国唯一的机械化军校――陆军交通辎重学校。他们于9月初开始受训,次年2月末结业,除女学员外,均分配到陆军第二○○师,可谓临时大学“史前期”从军者。[⑦]该校第二期学员中也有不少临大同学。1938年2月中旬,临时大学西迁昆明前夕,机械系主任庄前鼎教授对同学们说:“昆明暂无实习工厂和实验室,要学专业可介绍去交辎学校,主要学汽车和坦克的构造、修理和驾驶,六个月一期,期满即可分配工作,直接参加抗战。”于是,该系除5人外,均去了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同他们同到这所学校的还有电机系的几名同学。[⑧]据有关记载,这批到陆军交通辎重学校的临大同学共29人,其中有章宏道、吴仲华、陈乃能、王瑷等。他们作为第二期学员,受训8个月后也分配到陆军第二○○师,担任战车或汽车部队技术员。[⑨]于是,长沙临时大学的前后两批青年,在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师里会师了。

战时知识青年志愿从军运动,是在特定战争条件下,由国民党、三青团发动的一场涉及国统区全境的学生从军运动。知识青年能够投笔从戎,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从军,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强烈的爱国救国热情。以往民国史学界对此运动多持否定态度,认为从军运动是国民党的一场阴谋,知识青年上当受骗被充作了“炮灰”。在抗战背景下,认定国民党发动这场运动纯粹是为一党私利,全盘否定青年从军运动和知识青年的良好初衷,显然有悖历史事实。然而应当承认,国民党及三青团从一开始即试图独自控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国民党内的其他派系也纷纷以各种方式渗透进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企图以此建立或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致使一场激于民族大义的从军运动,被蒙上了一层党派纷争的污秽。三青团是蒋介石旨在改造国民党而设立的,蒋介石想利用这一组织“集合并培养优秀青年干部,树立模范作用,培养党的新生命,新细胞”来改造国民党,通过强化对青年的训练,“以充实本党革命之活力” 。为培养三青团骨干,促进组织发展,三青团开展各种训练,同时国民党规定三青团是组训全国青年的最高机构。1943年4月,三青团“一大”规定:“鼓励团员及青年踊跃接受军训及服兵役,以促进建军运动之完成”。通过建立一支“团军”进而在军队中占有一席之地,是三青团的明确目的。这次大会上,三青团提出10年内“吸收团员三百万人”的庞大计划,详尽规定“其成分:在学校知识青年应占百分之六十,农工及其他社会青年应占百分之四十,女青年应占团员总数百分之二十” ,显示出其极力控制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的明确构想。1943年11月,徐思平在绵阳、三台县的鼓动,经重庆报纸报道后产生了不少震动。由黄埔系掌控的军政部兵役署立即发布《学生志愿服役办法》,期望在这一活动中掌握主动。1944年10月,国民党、三青团召集中央有关部会及各界人士举行了“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会议除对运动名称、组军名称、征集方式是强迫抑或是志愿等问题确以确定外,要求适龄党员率先应征,否则开除党籍;“在适龄合格人数中,依照配额抽签决定”;超龄党员“应率先送子弟应征,凡无子弟者,每人至少应介绍知识分子一人应征”,要求党团员的数量在这支青年军的基本构成中至少占有五分之一比例,选派具有大专教职者的党团员出任高级政工人员来掌握 。会议决定预计征集10万人,国民党与三青团各负责召集5万人。显然,会议确定的从军运动目标,是要组建一支以党团员为主、知识化、现代化的党团新军。只是这一目标因担心激起反对而没有公开。为防止战时日益激化的党团矛盾扩展至从军运动中,此次会议中党团还达成协议,在会议通过的《各级党部团部征集知识青年从军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党团应绝对合作,“各级党部团部办理从军之原则计划及步骤等,应尽可能一致,并绝对协同合作” 。但随后,三青团多次向蒋介石建议,此为青年运动,应由三青团主持,国民党办青年运动不符规定,党团并举也势必产生矛盾与冲突。从军运动初起后,三青团通令各级团部,积极发动青年从军。一些地区出现了三青团员“纷纷响应,请缨杀敌”的情况。此时从军运动未成规模,各地建立了几个团。据徐思平报告,这些学生兵比预备军官的素质还要好 。此外,从军运动规定的青年应征年龄为18-35岁,这一年龄段上的国民党员在1938年后全部划归了三青团,客观上对于三青团控制青年军极为有利。征集完毕经淘汰后保留的9个师7.1万余青年军士兵,多数为在学青年,其中国民党及三青团员约占总数的70-80% 。然而应该指出,不少地方在招募青年学生时,为完成任务突出发展青年学生入党入团,这是青年军中党团比例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

上述从军同学中,有些是大学三年级同学。以清华大学1934年入学的第十级为例,他们还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但是战争这时爆发了,全级“二百八十七人中,实际在一九三八年毕业的不过一百余人”。[⑩]其中,有些人就是投笔从戎,据有关记载,清华大学第十级毕业前从军者有名有姓者便有30余人,除前述加入陆军机械化部队者外,张去疑、汪复强等加入了空军通讯部队,郑学燧加入工兵部队。至于毕业后从军者则更多,如居浩然参加步兵,卢盛景、黄雄盛担任空军飞行员,亢玉瑾、钟达三、万宝康担任军队气象工作,田长模、王玉京、张传忠、陶家征、梁瑞骐、林世昌、萧汝淮、叶上芳、孙方铎等从事航空机械工作。一位十级同学说,就他所知,这一级同学从军者“接近六十余人,占全班总额七分之一强”。[11]有人回忆,这一时期先后到中央军校及分校的还有郎维田、刘维勤、林征祁、马毓泉、夏世铎、周应霖、廖伯周,到工兵学校的有张慕凯、罗绍志,到空军学校的有区伟昌,以及到军委会军令部的白冲浩,到军委会政治部演剧二队的徐萱,去石友三部队的吕明羲。[12]而这些,不过只是长沙临时大学时期从军的一个侧面。

部分省份从军运动征集青年党团籍数量及比例表省 份 四川 陕西 西康 河北 青海 河南 山东征集总数 13081 9868 203 203 1000 3159 1401党团人数 6701 9625 203 198 1000 3157 775党团比例 51.5% 97.5% 100% 97.5% 100% 99.9% 55.3%省 份 绥远 安徽 广西 甘肃 山西 湖北 宁夏征集总数 986 3744 284 10547 500 5619 285党团人数 400 2212 123 6190 500 2881 238党团比例 51.5% 59.1% 43.3% 58.9% 100% 51.3% 83.5%资料来源:《绥远省党部电》(1945年2月23日)、《李品仙密电》(1945年4月14日)、《广西省征委会密电》(1945年2月9日)、《甘肃省征委会工作报告》、《宁夏省征委会致全国青年从军指委会电》(1945年2月9日)、《山西省征委会致全国知青从军指委会电》(1945年2月25日)、《西康省征委会致全国知青从军征委会电》(1945年1月16日)、《河北省征委会关于上报征集从军人数统计电》(1945年1月8日)、《马步芳关于青海省从军人数统计代电稿》(1945年2月2日)、《刘茂恩关于河南省征集从军人数统计电》(1945年2-3月)、《陕西省征委会关于报告征集从军人数统计电》(1945年2月11日)、《湖北省执委会关于该省征集青年从军经过代电》(1945年4月23日)、《山东省征委会报送征集人数统计电》(1945年4月27日)、《黄季陆等关于四川省征集从军人数统计电》(1945年8月1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370-397页。

西南联大学生从军的第二种类型是参加各种战地服务团,洪绥曾走的就是这条路。当时,长沙一位女作家以湘雅医学院护士长身份,号召从南京撤退到长沙的军队医院医生、护士组织起一个随军服务团,她们希望大学生也能加入这支队伍,共同到前方做些军民桥梁、军民合作、军中文化等方面的工作。于是,洪绥曾选定了从淞沪之战撤退到武汉整补的国民党革命军第一军胡宗南部队,与一些同学组成“第一军随军服务团”,计划到军中服务。这批同学于11月12日出发,全体身着军装,佩带符号,搭乘军车从长沙驶往武汉。到武汉后,他们受到胡宗南的欢迎,但是胡宗南认为大学生是国家栋梁之材,还须加以锤炼,不可率尔走上战场盲目牺牲。同学们虽然觉得这种说法与当初想像的到后方做民军桥梁、到前线抬伤兵送子弹等有些距离,但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随同胡宗南部队到西北整补训练。[13]这些同学后来加入了湖南青年第三战地服务团,全团50余人中,长沙临时大学的同学达30余人,他们是吴承明、沈宝琦、熊汇荃、向仁生、池际尚、刘以美、赵泽华、傅国虎、张镇邦、王霈、李忻等,洪绥曾还担任了该团副团长。

蒋介石意识到,知识青年从军对于提高军队素质、改造国民党,均具有极大的益处。为避免国民党、军政部、三青团对组建这支青年新军的争夺,他特命三青团中央主持青年学生从军运动事宜。以此为契机,借这场青年学生从军运动向三青团的组织势力全面推向国统区。因此,从军运动从发起之始到运动高潮,都离不开三青团的鼓动与组织作用,其中也不乏三青团获得组织私利的动机。在排斥了国民党对从军运动的威胁后,三青团内部的黄埔系、CC系、蒋经国系等不同派系又为从军运动的控制权明争暗斗。三青团内黄埔系势力之强大,战时尽人皆知。三青团组织处长康泽,是原复兴社的重要代表人物。从军运动兴起之初,实际计划和主持从军运动事务的人,尽是原复兴社的班底。能在短期内动员十万青年从军,复兴社体系作用致大。失去三青团中央书记长转任中国远征军总司令的陈诚,也积极与三青团中央团部联合,试图掌握对从军青年的训练与控制权。然而,在1943年3月三青团“一大”上出任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的蒋经国,1944年后逐渐掌握三青团中央的实权。1944年10月,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青年军编练总监政工人员训练班中将主任,班址设在三青团中央干校,与三青团干部训练合而为一。蒋经国挑选了1140名具有大专学历的青年党团员直接入“政工班”进行训练然后安插在青年军政工系统中,与黄埔系和陈诚系争夺青年军的领导权。康泽与蒋经国意见相歧,他则坚持要应征青年要先加入青年军接受军事训练,然而再接受政工训练,目的是要这些人接受黄埔系熏陶以便控制 。陈诚则安排其亲信罗卓英出任青年军编练总监。1945年4月,蒋经国再兼任青年军远征军编练部的政治部主任,试图以“绝对效忠最高领袖蒋委员长”的思想灌输给政工人员,把青年军变为他的“团军”,以之为政治和军事资本,谋求在国民党中更高的政治地位。他亲自任命青年军各师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各师政治部的组织与训练科两个科长,多由“政工班”出身的学生担任。康泽在政工干部的任命上也毫不示弱。最后,青年军各师政治部主任多为康泽控制下的三青团中央团部副处长以上干部,也选配了一些报名参军的具有党团背景的大学教授,大多是复兴社系统的人,但仅挂名而已。真正实权则由蒋经国任命的副主任掌握,这些人多是由蒋经国的亲信和从“政工班”训练出来的干部,如前甘肃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农业经济科教授李中舒,在“政工班”受训后出任第208师政治部主任教官;类似的例子还有原西北大学地质学教授郁士元、东北大学教授吴希庸、中央政治学校训导长徐治明、朝阳大学训导长周启才、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国文教师王持华等人 。青年军政工干部训练班成立后,师政治部主任担任各队政治教员或干训班的重要职务,目的在于继续扩展下级政工体系。蒋经国还特别注重对团级政治督导员和连级政工少尉的作用。这样,由蒋经国亲选的政工人员构成了师、团、营、连各级政工网络,也成为蒋经国喻之的“军队的灵魂”。康泽在与蒋经国的竞争中惨败,1945年8月,任三青团组织处长达七年之久的康泽被解职,蒋经国在三青团内最大的政敌被除去。即使对青年军师级军事干部任命,也必须得到蒋经国首肯才能出任。蒋经国系与陈诚系的争斗在青年军中的直接反映,便是军事与政工干部间在纪律、教育时间、部队管理等方面的对立,有的师还发展到政工与军事干部间的相互拆台。蒋经国虽然军事根基不深,但有蒋介石的支持,他在青年军中搞得了秘密组织,多数师长也甘心服从,使蒋经国很快控制了青年军的领导权,黄埔系与陈诚系也只能徒唤奈何 。身为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之职,不仅使蒋经国开始积累起军事资历,也为其形成自己的政治资源、奠定政治实力基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遇。此后,蒋经国步入军界、政界,其基本的支持力量中,不少即出身于原青年军政治部系统。在蒋经国坚持下,出席1947年9月三青团“二大”的青年军代表达到161人,占代表总数的五分之一 。由于临近抗战结束,青年远征军中的绝大部分既没有参与“远征”,也无缘参加国内对日作战。最初,蒋介石并未考虑让青年军复员,而是希望利用这支精锐部队进行内战。1946年初,各师都有一部分青年要求复员并继续升学或就业,国民党担心有中共地下组织从中活动,乃密令各师成立“防奸小组”进行调查。凡是要求复员者,必须参加三个月的预备军官教育。6月3日,第一批青年军官兵正式复员,这一天还被定为“复员节”。青年军各师官兵大部分选择了复员,只有一部分自愿留营者,后来成为第二批青年军的各级官长。1947年后,参加与中共军队内战的青年军第207师、208师,均是战后在华北、东北重新招收编练而成的 ,与战时青年军无关。

到敌后参加抗战是长沙临时大学从军的第三种类型,马继孔便是其中之一。马继孔是清华学生,1937年11月到长沙临时大学,报到不久就与清华曹望舜、孙继祖、刘庄,北大左平、刘庆予、徐兴国等,共同发起了一次座谈会,讨论如何参加抗战问题。会后,刘庄、徐兴国去了延安,刘庆予到了郑州一战区,马继孔和曹望舜、孙继祖、左平四人则决定回乡。后来,他们在山东寿光组织起一支游击队,1938年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6支队,马继孔任参谋长,左平任后勤主任,在家乡开始了游击战。[14]

四、从军运动的评价

与马继孔相似的,还有1937年11月去山西临汾国民革命军部队的宋延平、陈舜瑶等。1938年1月又有13人(含两位清华实习工厂的工友)到了山西临汾,其中6人随后到了位于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另外,还有一些人去了冀中地区,他们在那里运用所学特长,制造出大批急需的炸药、地雷。抗日名将吕正操在《冀中回忆录》中对他们的工作有生动记录。书中写到:1938年春夏间,大批平、津、保青年学生和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来到冀中,其中有清华大学的胡大佛、熊大缜、李广信、门本中、汪德熙等。为了制造急需的炸药,他们创办工厂,进行科研和生产。有一次,爆破队用他们生产的炸药炸日本军车,一下子就炸死四五十个日本鬼子。他们生产的地雷不仅有踩雷,还有跳雷。他们制造的飞雷像火箭一样,一公斤炸药可以飞出130-150米,专打敌人的堡垒,美国观察组见到后说,“你们真有本事呀!和美国的火箭一样啊!”[15]1939年春,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河北省唐县大悲村约见已担任供给部长的熊大缜时,对他们的工作大为赞扬,嘱咐他一定要争取更多的科技人员到抗日根据地工作。

战时知识青年志愿从军运动,是在特定战争条件下,由国民党、三青团发动的一场涉及国统区全境的学生从军运动。知识青年能够投笔从戎,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从军,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强烈的爱国救国热情。经过训练后编成的青年军列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一部分充实到中国远征军中,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这场席卷国统区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1940年代前半期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相当影响。 一、有利于社会风气的转变。除政治、军事目的外,蒋介石一直把发动青年从军运动视为转变社会风气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看。他强调:“此次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关系党的前途,既然如此重要,就不能再像过去的一般运动一样,空言号召,敷衍了事。我们要使这个运动能够改变社会风气,转移民众心理,使过去对于‘好男不当兵’的恶习彻底扫除尽净。”“如果徒然召集五万十万青年,去到前线参战,而对于社会风气,民众心理一点没有影响,那就不能算是达成我们此次会议的目的。这样,就等于失败” 。事实也证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有利于社会各阶层重新认识军人、重新认识服役的行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由三台县揭开序幕,迅速发展到整个国统区,各地大中学生踊跃从军,声势之浩大,令人惊叹。服兵役是人民应尽的义务,在征兵制度的国家,学生从军不足为奇,但在习惯于募兵制的中国社会,学生激于爱国热情,能够志愿从军,实在难能可贵。汉代以来,中国一直实行募兵制度。统治者以金钱招募壮丁从军,士兵为钱而战,道义匮乏与纪律松驰,一直是难以解决的大问题。普通百姓对于这种为钱卖命的服役,不仅极为反感和痛恨,也有着深刻的恐惧。况且,当兵的待遇之差有目共睹,“社会上大众无不以当兵为畏途,千方百计逃避兵役。一般青年都了解,服兵役是国民应尽的责任,不是怕抛头颅洒热血,而是感到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可悲” 。在“好铁不打钉,好子不当兵”的观念影响下,很多人都有贱视兵役的思想。抗战时期,整个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此时,服兵役已不再是个人利益的问题,而是一个民族面临外侮的本能自卫。国民党此时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并组织“青年远征军”,适应了当时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有10余万青年如此热烈的拥护和响应。对于知识青年来说,参军抗日是公民应尽的义务,责无旁贷,当时,他们并没有“党军”或“团军”的概念,只知道此时面对的敌人是日军。他们没有想到从军运动会产生如此浩大的影响,不仅使广大知识青年参加到抗战的阵营中,也影响到一些达官贵人、巨绅富贾的子弟的积极从军。陕西省高陵县县长边翼藩以身作则,带头报告从军。重庆汉藏教理院的慈能等学僧也报告从军 。风气一开,知识青年均以从军为荣,农村子弟也倍受鼓舞,争先恐后奔赴战场。社会各界都以亲临前线杀敌为光荣,以规避战争国民义务为最大耻辱,势必转移了过去逃避兵役的颓风,树立起为国效命的风气。蒋介石也说:“这一次全国各级学校的知识青年自动的奋勇从军,一改我们青年学生过去文弱怯懦的颓风,来尽到国民捍卫国家的职责,实在是抗战以来,一件特别值得欣慰的事。我相信这次全国各地知识青年的奋起从军一定还有无数青年闻风兴起。” 这次从军运动,成功改变了国民对当兵义务欠缺认识的心理。以前是宁愿自残也不愿当兵,现在变成了为能够参军,年龄不合格者多报岁数;没有交通工具者甘愿步行;青年军沿经各地,青年闻风而起,自动随队参加,不获录取者痛哭流涕;女青年几番争执,要求给予她们服务抗战的机会,不少女学生脱去旗袍,换上戎装。这种场景,实在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如张治中所言:“这些知识青年,包括学校学生、机关干部、社会青年,都是具有爱国热情、民族立场,为拥护抗战、参加抗战而来,这是大可赞扬的青年精神的具体表现。” 当然,从军运动所以风起云涌,人们对服役认识所以有较大转变,与有地位的人以身作则,报纸杂志的广泛宣传和从军待遇及军队待遇的改善有极大的关系 。12月初,重庆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还发起了“崇敬军人运动”,以倡导社会各界对于军人的尊敬 。 二、促进了军队素质的提高。抗战爆发后,募兵积习被打破,国民政府动员数百万兵员应付数千里的战线。所征之兵,多是目不识丁的贫苦壮丁,知识分子寥寥无几,导致部队整体文化素质极差。由于农村经济长期衰落,各地征集的壮丁,营养不足,体格羸弱,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大批知识青年的从军,无疑给军队注入了新鲜血液。青年学生的生活状况一般好于农村贫苦壮丁,身体也比一般壮丁健壮,他们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具有较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反抗外敌的信念坚决,这些都是普通壮丁所不具备的。青年学生是民族的精华,以往教育的缺点是文武不能合一,现在学生到了军营,接受军事训练,以学校教育为体,以军事教育为用,在军队中的作用无法替代。从军学生把文化知识传授给了一般士兵,特别是思维方式的改变,使整个军队素质得到了一定提高。如蒋介石所言:“以我们过去一般军队的素质与智能,实在不能达到最后成功的任务。所以我们要成立青年远征军,集合一般知识青年,他们的智能都比普通士兵精强,每一个人至少能发挥五个乃至十个普通士兵的力量,而收到杀敌致果的成效。这样我们青年远征军就可以成为全国各部队的模范和基干,因而提高全国各部队的精神,改进全国各部队的技术,以达到我们最后胜利的目的。” 军队作战,精良装备固然重要,旺盛士气和严明纪律同样不可缺少。知识青年集蓬勃朝气、爱国理想、文化知识于一身,不仅优化了军队构成,更易于遵守纪律与军规,必然能带动和影响其他的士兵,使整个部队形成纪律严明的整体,更有利于转变军队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知识青年在学校均受过一定的教育,相当的知识修养大大有助于他们独立判断敌情与应战的能力,对于军队素质的提高极有益处。蒋介石曾说:“在这个敌我决战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现代的战争,需要现代化的军队,更需要现代化的军人,而在我们争取最后胜利,执行反攻的积极准备时期,尤其需要有高度知识和技术的士兵所组成的部队。” 抗战后期,中国军队在与盟军的联合作战中,必须具备与之相适的文化条件,知识青年易于接受现代最新的技术训练,使精良武器与新式战术发挥出最大的效能。知识青年是整个社会中知识层次最高的群体,他们受过教育,对于亡国灭种的危机认识更为深刻。在他们身上,较少农民阶层的缺点和局限性,他们可以超越个人利益或地域乡情为整个民族的命运而战。这样的军队,不会因为暂时失利而悲观,强烈的信念会支撑他们战斗下去,直到打退侵略者。知识青年一般独身一人,没有更多牵挂,不必担心妻儿和小家庭。哪里需要,就可到哪里去。知识青年都是志愿从军,不会出现大规模逃跑的现象,无形中在客观上提高了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正如当时舆论所言:“现在从军知识青年成千上万,踏进了军营,国际观听当然也随而大大改变了。这对于提高我们国际的地位,实比发出千百次的对外宣传文字更为有力。” 三、促进国民党建军整党及行政改革。如蒋介石所言:从军运动的宗旨,“第一,是要使一般社会民众,改变其过去对于兵役的心理,从而踊跃应征,以充实我们作战的实力。第二,是要使社会民众改变对于本党的态度,认识本党革命牺牲的精神” 。从军运动的发动,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群起响应,兵源问题得到一定缓解,军队素质得到一定提高。而且青年军之创设,有助于新制度的建立,如选拔贤能的新人事制度,实物补给的新经理制度,知识青年之新兵役制度,都已树立楷模,使我国千百年来的兵制焕然一新,也为建军前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国民党需要建立一支现代化的高素质军队,要有现代化的知识,现代化的训练,要有“国家至上”的认识,“民族至上”的信念,这样的新军才能为民前锋,启导建国大业,巩固现代国防。要建立这样的军队,必须渗入民族的大量新鲜血液。而高素质,高文化的知识青年从军,恰好为国民革命军输入了新生力量。青年军是国民革命军中最有朝气的,他们能够适应军队中所采用的新式教育方法,能够较快的掌握新式武器的使用,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必要的战斗训练。因此,“此次学生等知识青年之志愿从军,实已树立兵役及建军百年大计之基础”。假如没有学生服兵役,“则国防之科学建设将无中坚之干部,国防之基础将不易固也。” 抗战后期,由于制度及管理上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声誉日降,“就是一般民众,也对本党抱一种怀疑观望的态度,甚至认为我们党员不是服务民众的,而是来剥削民众的,我们党部不是革命的团体,而是一个腐化的衙门”。中国的同盟国也时有“对于本党的轻视。他们认为本党不足以代表中国革命的力量,因之,对于中国抗战的前途,亦起了怀疑” 。 “所以这次运动的目的,决不只在召集五万或十万知识青年,主要的是要藉这一次征召,来测验我们一般党员团员的气节,测验他们忠党爱国的精神,而藉收整顿我们党团的效果。” 在从军运动中,不仅大批知识青年纷纷投笔从戎,就使国民党、三青团内一些党团员也受到感染踊跃从军,蒋介石还把蒋经国、蒋纬国两个儿子都送进青年军以示激励,起到了较好的示范效果,极大地振奋了广大民众的抗战精神。蒋介石认为,通过青年从军运动获得大批优秀人才和一支高素质的“党军”,“只有这个运动成功,乃能振作我们一般同志的精神,重整我们本党革命的旗鼓,这真是本党起死回生最后的机会” 。所以,蒋介石几次谈到,要对青年远征军在组织上实行严格管理,“使他们养成组织的精神与习惯”,“要练成现代模范的国军” ,不仅为国民党注入新鲜血液,而且要成为国民党从根本上起弱振衰的基础。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也在国民党五届十二全会期间向蒋介石提出警告:“发动知识青年从军,实为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大计,自当悉力以赴,惟政治现状如此,倘无刷新之措施,则十万青年,应号召而成为有组织之武力集团,日后横决,恐将无以善其后。甚至有以满清末季创办新军,终颠覆于新军之革命为例证者(中委谈话会中,亦有作此论调者)。当时有提出‘请刷新政治以利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之推行’一案者,领衔人为一七十余高龄之老党员曹叔实先生,签名者则均为现在党团之负责干部” 。然而,抗战末期的国民党不仅未能在政治有所改观,内部的腐败与精神萎顿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国民党也深知全国对之的观感。这是不是战后不久青年军即告复员的原因之一,目前尚不得知。以三青团为例,1938年成立后,团员征求进展缓慢。1940年发展团员16.95余万人,达到了一个高潮。其后逐年下降,1943年仅发展了8.28万余名团员。三青团不仅没有起到蒋介石以之改造国民党的作用,就是在一般青年人中也缺乏应有的威望。然而,随着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开展,三青团在全国各地的活动极为活跃,威望日升,在从军知识青年数额猛增的同时,三青团团员数量也成倍增长。1944年,三青团发展团员达到267404名,团员总数达到了88.7865万人,其中在校学生占总数的44.87% 。由于从军运动迅速兴起,征集兵员数量大,时间紧,单靠国民党、三青团的体系,不可能解决从军运动兴起后带来的诸如报名、体检、训练、入营、家属、学籍、退伍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这些只有在国民政府行政体系的高效率运作下才能解决。如前所述,在国民党高层催促和民众热情的感召下,各行政机关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积极鼓励知识青年从军参战;各机关也严令下属机关予以配合,从而切实保障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顺利开展。在这次运动中,各机关工作人员一改往日的拖延、松散作风,表现出少有的效率、热情与合作,可说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行政体系少有的亮点之一。例如行政院兵役部,就在此次运动的热潮中,针对以前兵役宣传中存在的敷衍漠视、规避顶替等问题,制定了具体的宣传办法,要求县长每三个月召集一次所属乡镇保甲长的兵役法讲习会,乡镇保长每月应切实举行国民月会一次,师管区司令每三个月赴所属乡镇视察一次等 ,取得了一定效果。12月8日,兵役部公布了《优待征属改进办法》,鉴于物价上涨过快,要求发给征属的优待金均以实物兑现;入伍军人的家属,如系赤贫,以4人为限,国家每年发给黄谷2市石或小麦1市石;对有耕作能力的征属,对现住保内的土地享有优先租佃权等 。这些措施,“为使征属能得实惠,征人能无后顾之忧,其意甚善” 。固然,国民党与三青团对从军运动及青年军的控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要建成一个“党军”或“团军”的目标也十分明显。然而,我们同样不应无视战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国民党、三青团组织发展的基本特征,不少应征青年均在体检合格后被突出发展入党入团的,根本谈不上对国民党有什么政治忠诚,大多数国民党员或三青团员都称不上是党团的代言人和深入社会的触角,也不应将从军运动视为仅是一场纯粹意义上的党团活动。战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抗战后期影响国统区的一件大事。这场运动,振奋了前方士气,唤起了后方民心,有力地冲击了数千年来贱役的恶习,表达了中国社会同仇敌忾的精神气质,是一个应该对其主流加以肯定的青年运动。

二 协助空军的战地服务

(原载《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3期。)

长沙临时大学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1至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为了配合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作战,西南联大开展了第二次从军活动。

1940年5月,应聘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的美军陆军航空队退役军人陈纳德,受蒋介石、宋美龄之托,回国购买了一批飞机,招募了一些飞行员,当他1941年7月回到中国时,已有68架飞机、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一些后勤人员。8月,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成立(对外称“中央飞机制造公司”),12月20日这个大队的第一、二中队在昆明上空首战告捷,遂被誉之为“飞虎队”。飞虎队的建立,需要配备相应的翻译人员,为此军事委员会于1941年秋成立了“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习称“战地服务团译练班”,因班址设在昆明,故又称“昆明训练班”。该班班主任是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但他常在重庆,于是向西南联大推荐潘光旦、闻一多、吴泽霖三人,请求从中选择一人主持具体班务。[16]学校后派刚自大夏大学调到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的吴泽霖教授担任副班主任,同时派外文系主任陈福田教授参与工作。西南联大一些教授也受邀出任训练班教员,如赵九章讲授“气象学”、皮名举讲授“美国史地”、张德昌讲授“英国概况”、袁家骅讲授“英译中”、莫泮芹讲授“中译英”、美籍教授温德讲授“英文词汇学”等。[17]

1941年10月17日,战地服务团译训班第一期在昆明西站美军第一招待所正式开班,全班35人。[18]这一期是个别招收的,由于人数不多,供不应求,需要扩大规模。尚在该期开办前一个月,教育部就要求西南联大等校选调外文系三、四年级学生应征充任翻译,10月15日西南联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本校应征学生在受训或服务期内补修课业办法”,规定充任译员者工作一年后可回校复学。[19]11月9日,学校召集全体同学开会,进行征调动员。报载:“近日来昆各部盟军日渐增多,通译人才之需要异常迫切,联大梅校委特于昨日上午十时召集全体同学训话,勉励各生应以所学,踊跃投笔从军,为国服役。”[20]后在航空委员会英文翻译室任译员的经济系1944届学生程耀德,对梅贻琦在动员会上的讲话印象很深。他记得梅贻琦当时说:“近日来当大家要睡觉的时候,一定会听到不断的飞机声音吧,那是从印度飞来的运输机。它每天带来几十个盟军的军官和许多军士,他们是来中国服务的。但是他们现在有几百人因为没有通译官不能到各地去工作。我们同学现在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而且都是受了相当教育的人。平时我只恨没有好的、适当的机会为国家服务,能亲自经历这伟大时代的多变的新奇的赐与。现在机会到了,国家急切地需要着你们,希望同学能踊跃参加通译工作。最好这两天内有50人参加,到寒假后有500人参加。”会上,梅贻琦还介绍了有关充任译员的规定的条例,说:“我希望同学参加,但我不得不对同学们说,这工作是艰苦的,而且是有危险的。如果同学经过仔细考虑后,认为自己的身体可以,不怕危险,那么到教务处去报名。我认为你是联大的好学生。” [21]许渊冲、罗宗明、万兆风、朱树飏、卢福庠、吴其昱、黄维、查富准、于丕哲等二三十多位同学,就是在此感召下报名参加了战地服务团译训班第二期。[22]

战地服务团译训练班第二期办了不到两个月,珍珠港事件爆发,接着中国战区于1942年1月2日成立。随着中国战区的成立,美国政府除了决定加强美国志愿航空队外,还派遣了一批援华人员和供应一批作战物资。这样,翻译需求量随之增加,以致译训班不少同学没有结业就提前分配。

离开译训班的同学,马上分配到各个部门。西南联大一些同学到了美国志愿航空队总部所在的昆明巫家坝机场,其中在机要秘书室工作的许渊冲,主要任务是每天将昆明行营的军事情报译成英文,送给指挥空军作战的陈纳德,陈纳德根据这些情报,为所属两个中队的P40飞机分配任务。[23]有一次,许渊冲翻译的情报上说日本军舰何时到达海防,登陆士兵若干人,日本飞机若干架将进驻河内机场。这个情报引起他的警觉,立即送给机要秘书林文奎。[24]林文奎马上召集分管侦察、作战、轰炸、驱逐业务的参谋进行研究,认为日军很有可能对昆明进行空袭,要许渊冲火速把情报译成英文,并派专车送他去陈纳德指挥部。陈纳德与中国空军总指挥毛邦初少将分析了许渊冲面呈的情报,认为日本空军很可能为配合这次行动对昆明实行行动,于是迅速采取对策。果然,第二天日机来袭,已有准备的飞虎队不等敌机飞入市区,就在滇池上空进行截击。[25]由于许渊冲工作认真,功绩突出,陈纳德给他颁发了一枚镀金的“飞虎章”。

军委会战地服务团昆明译员训练班只办了两期,共培养译员70余人,其中大半是西南联大学生。[26]不过,由于人数不多,记载有限,进一步的情况尚有待继续挖掘。

三 支援反攻的译员征调

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被动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重要转折时期。在苏联战场,歼敌150余万人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成为苏德战争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转折点。美英联军也于同年在北非战场一举歼灭德意联军25万余人之后,于9月初登陆意大利本土,迫使意大利政府投降。亚太战场上,美国海军于1942年6月在中途岛一役中击沉日本海军4艘航空母舰,1943年2月又取得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胜利,开始了太平洋战区的全面进攻。

在这一态势下,已于1942年7月编入美军部队序列的飞虎队(即美国第二十三航空大队,亦称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在1943年3月扩编为美国陆军航空兵第十四航空队,并于同年11月成立了中国战区中美空军混合大队,随后在昆明成立中美空军混合作战司令部。与此同时,美军与中国军队也开始了打通中印公路的联合作战,为训练中国士兵使用美式武器,美军主办的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及不同种类的训练班,亦相继在昆明成立。为了接待大批来华美军,昆明一地设立的美军招待所就达19处之多,为其服务的英文翻译量瞬间剧增。为了适应这一形势需要,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制定了一个三千人的译员培训计划,蒋介石旋令立即实行,教育部遂向西南联大、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等校分派了译员征调名额。

这次译员征调之初,教育部指定西南联大的数额为100名,并需经过考试方能录取。[27]但是,1943年10月下旬中国远征军再次入缅作战后,从指挥部到基层作战营连均派有美军顾问,这使译员分配捉襟见肘。于是,教育部又要求西南联大等校1944级全体男生,无需通过考试,只要体检通过,就全部征调译员或服兵役。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改隶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培训工作由军委会外事局负责,名称亦改为“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译员训练班”,简称“军委会译训班”。军委会译训班的培训分别在重庆、昆明两地进行,在昆明者简称“军委会昆明译训班”。军委会昆明译训班共开办九期,第一期始于1943年11月,第八期于1945年7月8日行结业礼,第九期是7月22日举行招生考试[28],但因抗战胜利,未结业就停办了。

西南联大非常重视军委会译训班的培训工作,昆明训练班改隶外事局后,黄仁霖不再担任班主任,其职由吴泽霖接任。为了加强军委会译训班的力量,学校派北京大学教务长樊际昌教授担任教务长,派办事能力很强的戴世光教授主持业务训练和工作分配(樊际昌出任副班主任后,其接任教务长)[29],教官则由学校军训主任教官毛鸿上校充任。至于授课的讲师,也多由联大教授兼任,如蔡维藩、王荣、鲍觉民、杨业治、王赣愚、刘崇鋐、姚从吾、查良钊、葛邦福、孙毓棠、沈昌焕、陈序经、莫泮芹、陈雪屏、罗常培、闻一多、潘光旦、汤佩松等教授,都曾或为译训班授课,或做过专题演讲,以至有人说“译员训练班工作的全班人马,都由联大包下来了”。[30]

在云南省档案馆“西南联大档案”中,保存着一份当年西南联大参加军委会译训班第一至第九期的同学名单,其各期数字与当时报纸刊登者不甚一致,当是更为准确的统计。其中第一期90人,第二期255人,第三期5人,第四期6人,第五期26人,第六期15人,第七期15人,第八期8人,第九期17人。[31]上述437人,只是军委会译训班的结业学员,未包括战地服务团训练班受训者。

译训班的生活也是紧张而卓有成效的。每天七堂课的聚精会神不用说,早操过后就到传来见练习英语的声音,午睡时有人仍在查字典、背单字、读军语,而晚上自修室里闪烁的灯光下,大家继续温习着当天的功课。有人说,在这里学到的知识,等于在大学里主修了一科,因为“中西文化”、“社会建设”、“伦理建设”、“美军概况”等课程,都是教授们多年研究的心得,“你听了之后,至少能对这问题有轮廓的了解,与系统的概念”,“所以每星期的小组讨论会,当一个专题发下,便相互研讨,热烈辩论自己的看法,自己意见”。译训班的工作效率,与战时环境下的节奏是一致的。最后一次考试有二三百人参加,考试刚结束,教务处便宣布漏夜完成试卷评阅,且把平时成绩一齐结算清楚。训导处接着就安排美军与学员谈话,谈话后马上揭晓结果。然后,学员便准备启程,总务处则整理什物、打扫住所。整个程序衔接紧凑,“的确像一部机器的灵活,迅速而周到”。[32]

关于译员的派遣情况,这里仅以第一期为例。1943年12月底公布的分配名单,去向大体以英语水平为依据,除6人去印度远征军,8人去航空委员会,6人去战地服务团外,其余均向昆明美军总部报到,再转派到滇西的各美军联络组。[33]分配到作战部队的同学,有去指挥机关与作战部队两种,前者如在昆明美军总部译员室工作,后者则配属到师、团、营、甚至连队。他们中间,有的为担任主攻缅北重镇八莫的新编第一军第三十八师当翻译[34],有的在史迪威将军总指挥部任翻译[35],有的从事各种情报的中英文互译,有的任美军专家组与远征军间的联络翻译[36]。在第一线作战部队的同学,还曾与敌军展开过面对面的战斗,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37]

1944级的男同学,并非全部担任译员,按照教育部规定,这次征调可以到其他部门服役。当时,驻扎缅北的新编第三十八师,正在招募工程技术人员,于是电机系吴铭绩、蒋大宗、梁家佑、李桂华、李循索、费纪元,机械系宁奋兴、陈柏松、江今俊、曾善荣、方为表,土木系王伯惠、孙致远、戴祖德、张世珷等15位同学,未经培训就直接运送到印度北部小镇列多,在清华校友孙立人任师长的部队,开始了一年多的丛林生活。由于翻译人员异常缺乏,有些虽然分配到军械处、通讯营等部门,所做的工作实际上仍以翻译为主,而有的人更是直接分配到了翻译室。[38]这次征调不曾做过译员的只有少数人,如成都要突击修建可起落B-29远程战略轰炸机的机场,土木系一些同学便被抽调参加了这项紧急军事工程。[39]电机系十几名同学则去了陆军最大的通信工厂――军政部电信机械修造厂,其中有的人承担印度加尔各答至昆明、重庆间“驼峰航线”的无线电修理工作。[40]航空工程系1944级大部分同学也没有担任译员,而是进入空军机械学校第十一期高级机械班,经过短期培训,有的分配到成都原国民党空军第三飞机制造厂[41],有考入中国航空公司学习驾驶,驾着DC-2、DC-3客机和C-47货机,穿越在一望无际的野人山上空[42]。可见,掌握了紧缺知识的青年,在战时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

四 奔赴前线的印缅远征

“中国青年远征军”简称“青年远征军”或“青年军”,是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动员知识青年入伍组成的一支特殊部队。1944年,中国正面战场在日本侵华部队为打通南北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中遭到巨大挫折,引起社会各界强烈责难。政府当局把军事失败的原因说成是兵员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太差,于是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8月27日,蒋介石发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动员鼓励知识青年从军。10月11至14日,国民政府召集“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通过知识青年从军方案,规定凡年满18至35岁、受过中等程度以上文化教育、身体健康的青年,都可作为应征对象,服役期为两年。10月24日,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嗣后有关部门相继制定了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办法、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办法与组织规程,及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等。

1944年的云南,早已不再是后方了。自豫湘桂大溃败以来,昆明街头处处可见从湘桂沦陷区疏散的难民,人人感受到形势的万分紧张。云南的青年从军运动,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展开。11月11日,云南省党政机关召开联席会议,议决组织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以省政府主席龙云为主席,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和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均列为委员。根据这次会议的决议,西南联大于11月15日成立“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11月24日,西南联大召开第七届第三次校务会议,议题主要围绕如何实施劝征事项。

但是,与前三次从军相比,西南联大同学对这次从军分歧很大,这一点后面将做介绍,此处从略。总之,经过动员,全校形成了从未有过的从军热潮。当时报载:西南联大从军征集委员会以突击方式发动全校学生从军登记,“一日间之成绩,超过以前两周中登记人数之五倍”。郑华炽、陈雪屏教授自晨至晚,办理登记9小时,郑天挺教授“每隔半小时发出一张从军号外”,学生方面也临时张贴出从军壁报,使这次从军运动达到热潮。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其独生子已经担任了美军译员,四个女儿中,除了长女出嫁,四女尚幼外,在联大读书的二女、三女都在这次从军运动中报了名,[43],他们的带头作用在西南联大一时传为佳话。

1945年1月3日,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校务会议报告这次报名情况,说:“本校学生报名参加知识青年志愿从军者共318人,其中有因年岁不足或投考空军及译训班者共40余人应减除外,计检查体格合格者246人。”[44]西南联大的从军热潮,在昆明乃至云南全省起到了示范作用。云南《民国日报》甚至为此特发表了题为《联大师生踊跃从军》的社论,称西南联大澎湃汹涌的从军潮“是西南联大的光荣”,并希望其他学校也如联大一样,“造出照耀全国的成绩”,“共享这个无上的光荣”。[45]

当然,体检通过者并未全部从军,其后当地报纸报道到:“西南联大志愿从军男女三一八人,除入空军学校及译训班,政训班,以及因病或体格年龄不合格及女生未入营者外”,实际“入营学生计有二二四人”。[46]此则报道列有入营的同学名单,当较为准确。当时,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分配给西南联大的应征人数是100人,西南联大从军人数大大超过了这一配额。西南联大的这次从军运动,无论是发动规模还是报名人数,在联大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1945年1月28日,是中国抗战史上一个沉痛的纪念日――沪淞抗战14周年。这天早晨8时,从军学生在图书馆前集合点名,9时10分,分成八路纵队出发,欢送者包括常委梅贻琦,训导长查良钊,教务长杨石先,总务长郑天挺,三青团干事长陈雪屏,以及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教授、职员、学生,还有西南联大附属小学的学生,共约3000余人。队伍在第五军乐队前导下,经过文林街、青云街、华山西路、华山东路、圆通街等繁华街道,在省党部门前接受云南省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赠送的书有“投笔从戎”、“闻鸡起舞”两面锦旗,然后向入营地北校场行进。沿途,燃放鞭炮,军乐吹奏,十分壮观,于10时左右到达入营地。[47]

这批从军同学后编入青年军第二○七师炮一营补给连,军衔二等兵。他们于2月5日乘机飞抵印度汀江,大部分同学编入服务营第二连。不久,他们来到中国驻印军大本营和训练基地的蓝伽。在这里,他们进入训练处汽车学校学习汽车驾驶,不少同学仅仅八天便可独立开车。3月26日,全连学员同时毕业,无一人不合格,这在汽车学校是一个新纪录,是由西南联大同学创造了。[48]结业的同学,随即编入汽车一团,并经加尔各答、雷多,来到野人山下,等待接受运来的汽车。多雨的7月里,同学们终于奔驰在史迪威公路上,驾驶着汽车驰过浩荡的伊洛瓦底江,驰过缅北一望无垠的平原,驰过奔腾的怒江,穿过江上的惠通桥,经过5天1059英里的奔波了,于7月底到达昆明西郊。[49]

前文所引梅贻琦在校务会议上报告中所说全校学生报名参加知识青年志愿从军者中有“投考空军及译训班者共40余人”,指的是除了参加青年远征军的学生外,有些同学在这次应征中报名参加了空军。当时,空军兵种兵种中有一种为“甲种领航”,条件除体质标准与飞行员相同外,还规定学历在大学理工科二年级以上,录取后要先派往美国受训,学成后分配到大型轰炸机上担任领航任务。这个兵种引起西南联大工学院不少同学的兴趣,方复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与同班何焕生经过多次商议,认为这是一个杀敌报国的好机会,于是在1944年11月一起参加了考试,12月中旬发榜时,二人都被录取,遂于12月26日在昆明中央航校入伍。联大工学院同时入伍的还有邓庆泉、章俊杰、张彦等,理工学院考取的则有邓频喜、王克弟、冯志坚、徐步镛、韩济群、郝启民、廖俊梅、李广济、赵球等人,只是他们是到四川铜梁入伍的。[50]上述诸人虽然参加的不是青年远征军,但也是在这次从军运动中加入到抗战的行列。

参加青年远征军是西南联大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从军运动,这次从军征集工作结束后,西南联大当局于1945年2月电告重庆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对全校从军情况做了简要总结。关于从军人数,电文中称:“西南联大志愿从军报名人数三一八人,经体格检查者二六六人,业经呈报在案。现除最近参加空军及译员等工作六五人外,其余二零一人。统计如下:性别男一八八人,女一三人,计在昆二零七师入营者一七八人,赴渝参加政训工作者九人,参加□营养研究者一人,待命入营女青年一三人。年龄十八至二十三者一四八人,二二四至三十九者五十人,三十至三十五者三人。籍贯苏三二人,浙二三人,备粤二二人,鄂二十人,湘一九人,川一七人,冀一五人,皖一三人,鲁七人,闽七人,滇 六人,豫五人,赣五人,晋二人,陇二人,辽二人,吉一人,黑一人,热一人,黔一人。学历专科以上一九六人,中学五人。职业学生一零九人。党员八人,团员五二人,非党团员一四一人。”[51]

西南联大的从军运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光荣一页。投身抗战第一线的青年,不仅贡献了自己的青春,甚至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在谱写中国知识青年保家卫国壮丽诗篇的同时,也为西南联大这所战时高等学府增添了光荣。

1937年底从长沙临时大学赴鲁西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经济系学生何懋勋,曾任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参谋长,在1938年8月齐河县坡赵庄的一次战斗中英勇捐躯,年仅21岁。[52]黄维是军委会战地团昆明训练班第二期的学员,结业后原被分配到美军机场,当时正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征,他要求随远征军去缅甸。这次远征以失败告终,黄维在随军撤出缅甸途中渡怒江时落水殉职。现在耸立在云南师范大学里《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背面的“从军学生题名”上,镌刻的第一位为国捐躯者就是外文系四年级黄维同学。

1944年6月18日,在湖南芷江的空军第五大队的戴荣钜同学,驾驶飞机掩护轰炸机轰炸长沙,途中与敌机遭遇,不幸机坠。[53]驻防陕西安康的空军第三大队的王文同学,1944年8月在保卫衡阳战役中与敌机作战时殉国。[54]与王文同在空军第三大队的吴坚,则是1945年初在与日机作战时,因机件失灵堕毁身亡。[55]他们三人的名字没有刻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从军学生名单中,但他们的姓名、出生年月和牺牲地点,则镌刻在张爱萍将军题名的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纪念碑上。

在空军部队任译员的外文系同学缪弘,是在迎接抗战胜利曙光的时刻,在一次空降后的进攻中英勇牺牲的。缪弘是二年级学生,不在译员征调之列,但他积极报名入伍,参加军委会译训班第七期培训,训练仅六个星期,就和20多位联大同学志愿去OSS.OG[56],分配到中美混合的伞兵突击队。1945年7月,缪弘随部队向南平附近的丹竹机场发起进攻,冲锋中被敌狙击手击中要害。[57]1945年9月27日,全国译员联合会在昆明举行殉国译员追悼会,灵堂悬挂着14位殉国译员的灵位、遗像和简传,其中就有缪弘。[58]

有些同学虽然不是倒在枪林弹雨中,却或在训练中罹难,或有非常情况下失踪。征调到航空委员会的外文系1944级朱晦吾同学,和电机系1945级沈宗进同学,就是在穿越野人山上空时失踪的。[59]崔明川同学也于1943年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时失事撞山,同样在美国空军受训的李嘉禾也是由于事故殉难。

五 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

关于西南联大从军运动的分期问题

长期以来,包括西南联大校友,均认为学校八年半历史上先后掀起过三次从军高潮。即:第一次是抗战初期的1937年末到1938年初的长沙临时大学时期;第二次是抗战中期1941至1942年为美军配备翻译的征调时期;第三次为配合中印缅战场的应征青年远征军时期。这种分类是以时间为标志的,但若从服务对象的性质上说,则第二次从军实际上包括两种性质,其一是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服务,其二是为中国远征军中的美军服务。若根据这种划分,则西南联大的从军活动,实际上视为四次更恰当。

这样分期的关键,在于对美国志愿队的性质认定。表面上看,美国志愿队以美国退役军人为主,但是这支空战力量实际上是由中国航空委员会出面招募的雇佣军。这支雇佣军的统帅是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上尉陈纳德,抗战爆发前夕来华担任国民政府空军顾问,任期至1937年10月。合同期满后,国民政府未与其续签合同,但陈纳德仍以个人身份留在中国继续参加抗战。1940年,苏联空军援华人员陆续撤走,5月下旬蒋介石召见陈纳德,请其回美国争取作战物资。在美国,罗斯福总统被其游说打动,于1941年4月签署命令,准许预备役军官和退出陆军和海军航空部队的士兵参加赴华的美国志愿队。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任命陈纳德为大队指挥员。“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这一名称,表明其雇佣军的性质并未改变,而蒋介石给陈纳德授衔上校,也是中国的军衔。这样来看,为美国志愿航空大队充当译员实际上是为中国军队服务,因此这次征调在性质上与为中印缅战场的美军服务是有所区别的。有鉴于此,本文将西南联大的从军运动分作四次,即将人们习惯视为第二次的从军运动划为两次,一次为1941至1942年协助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的战地服务,一次为1943至1944年支援印缅战区盟军反攻的译员征调。

不同时期从军运动的特点

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战争爆发之初便开始广泛征募青年入伍,并将他们直接编入作战部队,充当普通战斗员。而国民政府在知识青年从军问题上,大致是为了配合形势需要,实行一种非常规性的临时措施,因此除1944年为赴印缅作战组织青年远征军外,并未对知识青年实行大规模的从军动员。由于这种政策,西南联大不同时期的从军运动,也呈现出若干不同特点。

长沙临时大学的从军运动,完全建立在自发基础上,学校虽然给予积极支持,并成立了“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不是动员学生从军,更没有进行过从军的组织工作。满腔热情的学生们,完全是在全国抗战的热潮中,主动投奔到抗战第一线。这一点已为人熟知,勿庸赘述。

为支援美国援华空军和入缅作战时期的两次从军运动,与长沙临时大学时期的从军运动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这次从军运动起初由政府当局号召,并要求学校动员学生入伍。后来,动员改为行政命令,并且是强制性的,还给西南联大分配了从军名额。从学生方面讲,一些人从个人发展角度考虑,对这次从军不如此前那么积极,工学院、经济系内部还产生过激烈的争论。[60]这次征调的对象主要是1944级,而西南联大1944级是很特别的一个,他们入校时,正赶上日军侵入缅甸,云南形势严峻,教育部下令西南联大再次迁往安全地带,于是这批学生第一年是在学校设在四川省叙永县的分校度过的。现在,又让他们从军入伍,难免内心有些抵触,中文系汪曾祺、法律系李模,当时都有这种念头。[61]当时,为了逃避征调,有的人把辣子粉涂在肛门上,引起痔疮复发,希望不能通过体检。[62]还有人虽然进了译训班,可不几天就跑了出来,后经冯文潜教授再三说服才返了回去。[63]但是,大多数同学还是响应政府号召,勇敢地走上战场。

与此前从军运动相比,西南联大在最后一次动员参加青年远征军时,出现过很大的分歧。从动员机制上讲,这次从军运动由国民政府发动,中央和各地均成立了“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蒋介石还发表了《告知识青年从军书》,国民政府控制的所有宣传机器,纷纷为这次从军运动大张声势、极力鼓吹。西南联大当局积极响应这次从军运动,10月末,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常委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热烈拥护。电文云:“重庆国民政府主席蒋钧鉴:奉读钧座告青年书,不胜感奋,知识青年从军,增加抗战反攻力量,确立现代建军基础,关系抗战建国前途,万□重要,伯苓等当竭诚鼓励,尽力推动,并已集合全校教授,统筹推动办法。教授同人,切望此举发挥最大效果,曾贡献意见,以备采择。除另即奉陈外,谨肃电闻。”[64]与此同时,西南联大遵照教育部指示,成立了“西南联大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并由主持学校全面工作的梅贻琦担任主任委员,杨石先、施嘉炀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查良钊、郑天挺、陈雪屏、姚从吾、郑华炽、袁复礼、陈福田、李继侗、伍启元、阎振兴、马大猷、宁榥等,由郑华炽任总干事。[65]

但是,皖南事变后就意识到国民党反共政策不可改变的进步青年,则担心这支部队最终沦为国民党反共的武装,而在西南联大影响很大的中共地下党掌握的民主青年同盟,也不赞成学生加入青年远征军,甚至不惜与他们尊敬的师长展开激烈辩论。西南联大为发动这次从军运动,接连组织过四次演讲,即10月20日请原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伦敦办事处处长叶公超讲“战时之英国”;22日请驻缅远征军新一军高级参谋蒋镇澜演讲,28日请指挥收复腾冲的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讲“腾冲之役”,11月17日由出生在夏威夷的陈福田教授讲“美国之战时青年”。[66]其间,11月13日西南联大举行建校纪念周活动期间,亦请三青团中央干事刘健群做了题为“太平洋战局”的演讲。[67]经过上述准备,1944年11月29日西南联大罕见地停课两小时,进行全校从军动员。

这次动员的第一个程序是全校大会。会上,梅贻琦首先致辞,劝勉同学多加思忖。钱端升教授继之向同学说:“现代战争是为现代化武器与现代化生产的战争,凡此均需现代化头脑现代化技术,此则非知识青年不为功也,故必须知识青年参加。现今最简要者,即期望知识青年直接参加战争,从军是也。”冯友兰也在会上讲了话,大意同样是从现代的武器,必须由掌握现代知识的青年,才能发挥作用。他还说:“过去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对拼的时期、艰苦的时期,已经由我们老百姓去担当了,际今最后关头而又有新式武器、新式装备可供应之时,知识青年应避免其应尽责任么?”周炳琳教授则从青年对国家的责任讲起,说同学们在壁报上经常发表意见,发表呼吁,现在到你们行动的时候了。闻一多也阐发了青年从军的意义,说:“现在抗战已至最艰苦的阶段,知识青年此时实深应自动放弃不当兵的‘特权’,而在抗战最后阶段更应负起责任。许多人谈民主,若自己本身去焉责任,尽义务,那才真正有资格谈民主,而知识青年军也就是真民主的队伍。” [68]同时,他还从另一个角度动员青年从军,说“现在我们在政治上受压众说话也没有人听,这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枪。现在有人给我们送枪,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先把枪接过来,拿在手里,谁要反对我们,我们就先向他下手”。[69]

会后,紧接着进入第二个程序,由各系组织同学谈话会,进行个别动员。为了谈话会有序进行,避免同学找不到地点,学校还印发了各系召集地点的通知。为了配合从军动员,冯友兰、潘光旦、陈友松相继发表《从知识青年从军说起》、《论知识青年从军》、《从军去!》等文,从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形势需要、青年责任等不同角度,强调这次从军运动的意义和青年人应有的态度。11月20日,蒋梦麟还在昆明广播中央台做了面向全省的《知识青年从军意义》播讲。[70]

西南联大在动员学生参加青年远征军问题上如此兴师动众,不能说不与学生们的抵触情绪有关。可贵的是,学校能够理解同学们的心情,因而接受了他们的一些要求。如前所述,这次从军运动的最大障碍,是担心这支用美式武装组成的部队难免沦为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的工具,这样自己就成了国民党制造国共矛盾的炮灰。西南联大当局认为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况且这种忧虑在一些教授中也同样存在。尚在10月下旬,训导长查良钊教授便向记者透露,学校校务委员会常委会议已对这次从军运动加以商讨,并召开教授会议交换意见,均认为“兹事体大,不在表面渲染,重在实际推动”,故“教授会议已推定教授数人从事起草发动知识青年从军意见书,一俟脱稿再经教授会议及学校常委会议通过后,即行建议中央,以供政府之参考”。[71]其后,学校在12月1日校务会议上做出两周内进行全校学生体格检查的决定[72],在使用这种半强制性手段的同时,12月5日又召开教授会议讨论学生们的要求。会上做出的四项决议中,前两项一为“此次知识青年军纯粹为国防军,不参加党派活动”,一为“请由美国军事技术人员训练,至训练地点,最好靠近盟军所在地”。[73]可见,教授会也主张联大从军青年能够摆脱党派之争,成为只是对日作战的部队。教授会这一建议的提出以及后来被政府当局接受后,人心才开始安定,从而出现了积极报名从军的热潮。不过,国民党当局显然对这些青年不放心,所以只让他们当了运输物资的汽车兵,而没有把枪杆子交给他们。这,倒也成全了西南联大参加青年军的同学,他们开着汽车回到昆明后,许多人脱离部队,回校复学。否则,他们有可能或被歼灭,或到了台湾。[74]

从军实践的若干感受

如前所述,西南联大对于从军活动并非单凭热情,不同时期,他们的思考是不一样的。总体上说,他们赞成从军,认为是直接参加抗战的具体行为。但是,他们并不盲从,大家能够根据国内形势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西南联大坚持自由主义教育的效果,在这里得到了印证。在最后一次动员参加青年远征军中,不仅多数学生划清了“为党而战”与“为国而战”的界线,就是教授会也主张联大学生从军后应保持不党不派的独立性。冯友兰的认识,甚至比这还更进一步。他说:大反攻时期到来后,十万知识青年一定不够,“为要使更多底知识青年都到军队中去,最要紧底是我们的政治上社会上,都需要立时有几件令人耳目一新底事”。这些事,包括抗战结束后的种种重要措施,“例如开国民代表大会,施行宪政等”,而且这些“只是诺言还不够”,因为“在青年热情高的时候,他易于信,在他感觉幻灭的时候,他易于疑,在他易于疑的时候,最好有事实叫他看,才能鼓舞他的精神”。[75]冯友兰的话,将青年从军与政治民主化联系在一起,反映了人们在更高层次上对抗战后期从军运动的思考。

事实上,具有独立意识的西南联大同学,在部队很难避免非军事因素的干扰。如到新编第三十八师的同学,就以缴纳党费扣除了一笔工资,数量虽然不多,却引得费纪元同学到军需处大吵了一场。[76]如果这还只是一个花紊的话,那么加入青年远征军的同学感受就大不一样了。尚在他们在昆明集中时,连里曾组织过一次讨论,当时的结论是“青年远征军是国家的军队,绝对不应该属于任何人或任何党;并且唯有民主的政府,才能保证我们的血不白流!”可是两三个月后,这个理想就破灭了。在蓝伽汽车学校,联大同学在国语、英语、讲演竞赛中都是第一,只有一次他们辩论放弃了,因为那次辩论的题目是“军队里需要民主吗”,联大同学很不幸,抽到“军队中不需要民主”。也是在蓝伽,杨宏道收到联大同学寄来的一份《国是宣言》,为了让大家看着方便,就把它贴了出来,不料竟在半夜被宪兵架走。当同学云探视杨宏道时,卫兵恶狠狠地说:“你要看共产党吗?”后来他们到了雷多,指定他们住地是个曾经闹过很厉害霍乱的地方,营房本来已一把火掉了,可偏偏指定他们必须住在那里,当时担任驻印军副总指挥的郑洞国还说:服务营二连所在的汽车一团“比霍乱菌还可恶,必须隔离”。

汽车一团原来有个叫“天声社”的团体,于是联大同学把这个名字加在自己所在连队的名称前面,简称“天声服二连”。就是这个“天声服二连”,后来也被解散了,原因是长官们认为他们常常议论军队的黑暗,是“捣乱”集团。同学们为了抗议,为这个连开过追悼会,甚至还读过祭文、念过经,还用一首歌的歌谱填入了愤懑无奈的歌词。歌词云:“‘天声服二连’,/提起真可怜。一帮学生,有书他不念。/投笔从戎,来把新军建。/环境恶劣,不容变。/到--处,碰--壁,/新军的新前途真是太暗淡。/不顾一切,直向前,/这里是天声服二连。/‘天声服二连’,/提起真可怜。/初志未成,先被人改编。/诸位同志,多多吃饭。/一切闲事,莫用管。倒--东,歪--西,/长官的命令,我们照着办。/明哲保身,不多言,/这里是汽车第一团。”[77]这种亲身体验对同学们来说,真是太深刻了,加上回到国内不久就先是昆明政变,接着是“一二·一”惨案,于是这个连的150多位联大同学,打算继续留下来的只有二十几人,其余或返校复学,或转去当译员。

金书铁券,百世流芳。今天,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矗立着一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写到:“联大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这座石碑的阴面,镌刻着1946年5月4日立碑时所能收集到的832位从军学生名单[78],这个名单并不完整,由于条件所限,有些从军者的名字未能列入。[79]对此,《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曾有所纠正:“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校方记录参加抗战工作离校学生有295人,绝大多数未列入‘题名’。两者相加共1100多人,约占总人数的14%。” [80]这就是说,在先后进入西南联大求学的8000多人中,每一百位同学里便有14人为保卫祖国投笔从戎,这对任何一所学校来说,都是很可观的比例。

西南联大从军同学,和当时许许多多大学生从军一样,谱写了抗日战争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这种豪迈气慨,正如一位同学所说:“我对西南联大从军的同学有一个总的印象和感想。不论是在空军、陆军、军工等方面,不沦是在步、炮、坦克、运输等各兵种的前方战斗或后勤部门服务,他们大都以大无畏的豪情,战胜艰险和万难,完成各自岗位的工作任务。他们继承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热爱祖国反抗侵略的光荣传统,为了抗日救国不惜牺牲并奉献出自己的心血和力量。他们无愧对西南联大‘刚毅坚卓’校训的教导。他们没有辜负校歌中‘待驱逐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殷切希望。”[81]

可歌可泣的西南联大战时青年从军运动,是祖国危殆时期大学生们保家卫国的伟大壮举,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民众救亡图存的组成部分。大学生的从军意义,在于运用现代化的科学知识与技能,补充了战时急需的知识资源,改善了军队的素质,提高了作战的能力,从而为战争的顺利运转提供了有力的支援。西南联大在当时全国各高等院校中,学科最为齐备,师资最为强大,学生人数最多,因而其显示的作用无疑尤为突出。今天,关于抗日战争的军事斗争,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对于大学师生投身直接抗战的了解和研究还比较缺乏。然而,人们不应忘记,在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征途上,他们的贡献也为这个画卷增添了光彩。

(本文原载《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这里发表的是修订稿)


[①] 周恩来:《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193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上卷,第88至9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②] 姚梓繁:《抗战期中的大学生》,汉口《大公报》,1937年11月18日,第1张第3版。[③]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第240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④] 洪同:《清华、清华人与我》,清华校友会编《清华校友通讯》复43期,第2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⑤]《长沙临时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第三十三次会议》(1937年12月10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29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⑥]《长沙临时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第三十五次会议》(1937年12月22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30-31页。[⑦] 杨德增:《抗日从军记》,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29期,2001年4月刊印。[⑧] 李方训:《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不忘西南联大从军壮士》,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8期,1995年10月刊印。[⑨] 杨德增:《抗日从军记·后记》,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29期,2001年4月刊印。[⑩] 居浩然:《清华园中的十级》,《国立清华大学十级毕业五十年纪念特刊》,第12页,1988年5月刊印。[11] 孙方铎:《十级的回顾》,《国立清华大学十级毕业五十年纪念特刊》,第19页。[12] 李方训:《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不忘西南联大从军壮士》,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8期。[13] 洪同:《清华、清华人与我》,《清华校友通讯》复43期,第27页。[14] 参见李方训:《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不忘西南联大从军壮士》,《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8期。[15] 转引自虞昊:《后事之师:科教兴国――二战中清华人科教贡献事迹简介》,清华校友总会编《清华校友通讯》复32期,第60-6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出版。[16] 潘光旦、闻一多、吴泽霖都是黄仁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朋友,黄仁霖还在闻一多参与编写演出的英文古装剧《杨贵妃》中担任了主角。[17] 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第118-119页,三联书店1996年11月出版;许渊冲:《联大人九歌》,第278-28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18] 这一期译训班学员是招聘而来,为了和此后为训练征调译员设立的译训班有所区别,有人称其为预一期。[19] 《长沙临时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第一九四会议》(1941年10月15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204页。[20] 《联大梅校委勉同学从军》,《云南日报》,1943年11月10日,第3版。[21] 何宇整理:《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记--1944届从军学生的译员生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辑室编《近代史资料》总109期,第213-2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22] 据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第116-117页;许渊冲:《联大人九歌》,第278页;卢静:《夜莺曲·序》,《人世间》,1942年第2期。[23] 陈纳德指挥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共有三个中队,除第三中队设在仰光外,第一、第二中队均于1941年12月9日飞抵昆明。[24] 林文奎是清华大学1933年毕业生,他的姐姐是《西南联大校歌》曲作者张清常的妻子。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16日,林文奎率领空军部队飞越台湾海峡接收日本飞机及设备,并担任台湾首任空军司令。[25] 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第119-120页。许渊冲没有记录这次翻译情报的时间,但1942年7月4日美国志愿空军与中国空军合同期满后,他便回西南联大复学了,故此事应发生在珍珠港事变至其复学期间。[26] 参见余斌:《从西南联大学生从军说到昆明现代派》,《滇池》2005年第12期。[27] 这次考试情况未见记载,但1943年8月2日《云南日报》刊登之《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招考英语译员启事》,云考试科目有:国父遗教、国文、常识、英文、口试。[28] 《军事委员会云南区译员考选委员会招考译员简则》广告,《云南日报》,1945年7月14日,第1版。[29] 参见张之良:《滇西翻译官》,清华校友总会编《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4辑,第4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联大学生自治会昨晚欢送应征同学,冯院长友兰等谆谆训勉》,《云南日报》1944年3月12日;《译员训练班昨行结业礼》,《云南日报》1945年7月9日,第3版。[30] 梅祖彦:《军事翻译员经历追忆》,清华校友总会编《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4辑,第46-47页;张之良:《滇西翻译官》,《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4辑,第42页。[31] 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班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学员名单,云南省档案馆存,32-1-300。[32] 参见白君:《教授们底副业--介绍译训班》,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9月10日,第3版。[33] 梅祖彦:《军事翻译员经历追忆》,清华校友总会编《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4辑,第47页。[34] 关品枢:《追忆一位不知名校友》,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6期,1994年10月刊印。[35] 于文涛、唐斯复:《身愈残,志愈高,楼虽小,天地宽――记陈羽纶和他的〈英语世界〉》,《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21期。[36] 何以中:《纪念母校建校60周年回忆往事随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四级通讯》,第35-36页,1998年8月刊印。[37] 参见梅祖彦:《军事翻译员经历追忆》,清华校友总会编《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4辑,第48页;罗达仁:《遥想当年――战斗在中印缅抗日战场上》,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34期,2003年10月刊印;张之良:《滇西翻译官》,清华校友总会编《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4辑,第43页;何宇整理:《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记--1944届从军学生的译员生涯》,《近代史资料》总109期,第219-220页。[38] 吴铭绩、梁家佑:《丛林插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457页,1995年10月发行;吴铭绩:《联大生琐记》,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26期,1999年8月刊印。[39] 李方训:《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不忘西南联大从军壮士》,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8期;张之良:《滇西翻译官》,清华校友总会编《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4辑,第42页。[40] 张道一:《回忆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四级通讯》,第38-39页,1997年3月刊印。[41] 邓振煐:《怀念丁维樑学长》,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40期,2006年9月刊印。[42] 邓汤美:《叙永五十校庆话当年--“驼峰”飞行和香港两航公司起义北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叙永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叙永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即《西南联大在叙永》专辑),第68-69页,1990年9月出版。[43] 《联大梅校委子女三人从军,从军女青年今日体检》,昆明《扫荡报》,1945年2月23日,第3版。[44]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会会议记录·第七届第五次会议》,1945年1月3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501页。梅贻琦所说的“年岁不足”,显然包括年逾57岁的吴志青。吴志青时任西南联大训育员,昆明《正义报》为他报名从军,特在1944年11月17日发表了一条《联大师生从军热烈,五七岁亦从军》的消息。[45] 《联大师生踊跃从军》,云南《民国日报》社论,1944年12月2日,第2版。[46] 《本市各大学及专校从军学生昨晨入营,联大师生欢送同学至营门》,昆明《扫荡报》,1945年1月29日,第3版。当时亦有报道说这天“联大入营者二百一十八名”。(见《联大云大中法从军师生昨入营》,昆明《正义报》,1945年1月29日,第3版。)[47] 参见《联大云大中法从军师生昨入营》,昆明《正义报》,1945年1月29日,第3版;如茂:《风和日暖送入营》,昆明《扫荡报》,1945年1月29日,第3版;《各大学从军员生三百余人昨入营》,《云南日报》,1945年1月29日,第3版。[48] 青年远征军编有第二○一师至二○九师,其中第二○七师为独立师,直属陆军总部。二○七下辖三个步兵团,两个炮兵营,及通信营、辎重营和警卫与卫生单位。西南联大学生加入该师后,大部被编入汽车暂编第一团。另,最近多家媒体报道《中国青年远征军207师通讯录现身湖南》,不知这本成书于1946年、近600页的文献是否记录了西南联大从军学生的名单。[49] 周明道:《由腊腊戍香港·更正与补充》,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4级联络站[北京]、原东北清华中学校友联谊会[鞍山]编《周明道回忆纪念文集》,第101-102页,2005年8月15日刊印;《西南联大盛会欢迎从军同学》,昆明《扫荡报》,1945年7月29日。[50] 方复:《抗战时期西南联大青年从军史的一点补充》,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9期,1996年4月刊印。[51] 《联大今上课,从军青年统计办竣》,昆明《扫荡报》,1945年2月19日,第3版。[52] 《抗战英烈,名垂千古》,清华校友总会编《清华校友通讯》复32期,第55-5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出版。[53] 转引自马豫:《缅怀在抗日空战中牺牲的联大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4级通讯》终篇号,2006年8月刊印。[54] 武焜:《看程青学兄来信忆往事、话今天》,西南联大1944级北京联络站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四级毕业五十周年活动特刊》,第32页,1995年3月刊印。[55] 卢少忱:《悼念两位为国捐躯的校友》,西南联大1944级北京联络站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四级毕业五十周年活动特刊》,第35页。[56] OSS.OG是美军战略情报处作战组的简称,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的一个情报组织,下设情报、作战、爆破等小组,总部设在昆明市郊,作战组在昆明岗头村和宜良县。[57] 罗振诜:《缪弘牺牲前后》,张闻博、何宇主编:《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建校五十周年纪念集》,第115-116页,1993年4月刊印。[58] 《全国译员联合会昨日追悼殉国译员》,《云南日报》,1945年9月28日,第1版。[59] 邓汤美:《叙永五十校庆话当年--“驼峰”飞行和香港两航公司起义北飞》,《叙永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68-69页。[60] 西南联大学生对征调译员的不同意见与论争,将另撰文介绍。[61] 李方训:《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不忘西南联大从军壮士》,《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8期。[62] 刘裕中:《抗战期间应征美军译员的回忆》,《清华校友通讯》复16册,第114页。[63] 罗达仁:《缅怀冯文潜先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四级通讯》,第71页。[6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致蒋介石电,转引自《智识青年踊跃从军,联大贡献意见以备采择,省征集委员会即将成立》,《云南日报》1944年10月30日,第3版。[65] 《联大今日开始登记从军学生》,昆明《扫荡报》,1944年11月15日,第3版;《联大志愿从军今日开始登记》,《云南日报》1944年11月15日,第3版。[66] 西南联合大学布告,云南省档案馆存,案卷号:32-1-21。蒋镇澜为在新三十八师基础上扩编的新一军高参,其讲演题目未有记载,但应与滇缅战役有关。[67] 《薛穆大使昨参观两大学,申论中英文化交流之重要》,《云南日报》,1944年11月14日,第3版。由于这次从军运动以青年这对象,故国民党饬令三青团主持其事,时刘健群因公经过昆明,遂受西南联大邀请与会讲演。[68] 《联大昨举行盛大演讲会,教授勉学生从军,每人应放弃特权尽责任义务,知识青年军是真民主的队伍》,昆明《扫荡报》,1944年11月30日,第3版。[69] 冯友兰著:《三松堂自序》,第339页-340页,三联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70] 《蒋梦麟播讲勉青年从军,昨报名者五十二人》,昆明《民国日报》,1944年11月22日,第3版。[71] 《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联大将上意见书,推定教授起草建议中央参考》,昆明《扫荡报》,1944年10月28日,第3版。[72]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会会议记录·第七届第四次会议》(1944年12月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500-501页。[73] 《联大全体教授会议决定全校实施军训,在校教授学生一律参加,报名从军达三百零三人,中央采纳联大对青年从军建议》,昆明《正义报》,1944年12月6日,第3版。西南联大教授会议的四项决议为:“一、此次知识青年军纯粹为国防军,不参加党派活动。二、请由美国军事技术人员训练,至训练地点,最好靠近盟军所在地。三、关于提高知识青年军待遇一节,应对所有作战士兵,普遍提高,过去对于军需经理方面弊端百出,请予彻底改善。四、请统帅部延用优秀后进军官。”[74] 二○七师于1946年9月扩编为整编二○七师,编入新六军,调往东北参加内战。不久,改为独立师,部分在1948年9月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歼灭于辽西。其余部队去了台湾,与二○四师和二○五师合编的二○五师,成为台湾军队的基础和骨干。[75] 冯友兰:《从知识青年从军说起》,昆明《扫荡报》“星期论文”,1944年11月5日,第2版。[76] 参见吴铭绩:《联大生琐记》,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26期。[77] 以上据周宗王:《“天声服二连”,提起真可怜--青年远征军琐记》,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第262、264、266-26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78] 这个名单有两人误列两次,故碑中实际人数应为832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云:“碑上列有834人,但曾仲端和王福振均列出两次,经对入学名单进行核对,并未发现姓名相同者,应属错列,故实际为832人。”[79] 李方训在《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不忘西南联大从军壮士》一文中,根据有关史料做过初步统计,列出未列入纪念碑的从军者一百余人。其文说:“联大从军人数不止834人,学生固未列全,教职工更未计入,但说‘联大从军壮士逾千’,则是完全可以的。”(见《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8期)[80]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第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81] 《缅北密支那战役追忆--从军校友卢少忱的书面发言》,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38期(即《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一二一”运动60周年特辑》),2005年10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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