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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中正制_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与察举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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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中正制_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与察举制有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 东汉末年,在农民起义的猛烈扫荡下,士人流散各地,乡、亭、里组织遭破坏,致使秦汉以来的以乡举里选为主要根据的察举征辟制度,事实上已无法实行。察举,就是地方官考察选拔人才,向中央推荐。征辟,就是封建王朝直接征聘人才。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魏王曹丕掌权时,采纳颍川大地主、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在各州郡设立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的士人,分别评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三等九级,称为九品。中正在评定人物品级时,主要是先考虑祖先做过什么大官,有几代人做过官,谓之家世,也称品,然后再看本人的才德,谓之状。中正要注明各人的品状如何,划分品等,然后向当时主管选择官吏的吏部推荐。吏部根据中正的报告,依品授官,品第越高,官职越大。已授官的,每三年由中正负责向吏部推荐升降。这种以中正为中心,论品定级,选拔和升降官吏的制度,就叫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反映了世家豪族势力的高度发展。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以来,豪强地主力量迅速扩张。他们世代把持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职,并依仗政治特权疯狂兼并土地,建立起规模巨大的坞堡庄园。东汉末年,豪强地主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进一步扩充力量,成为武装割据的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三国时,魏、蜀、吴分别依靠豪强大姓各霸一方。曹操虽然打击过不肯依附自己的世家大族,但他也广泛搜罗了一大批名门大姓为己所用。当时着名的豪强地主、士人名流,如李典、许褚、苟或、苟攸、郭嘉、陈群、司马朗、司马懿之流,都是曹魏政权依靠的基本力量。曹丕继位为魏王后,为了代汉自立,进一步向世家豪族妥协,以换取他们的支持。九品中正制正是适应这种政治需要而确立的。 实行九品中正制,为世家大族长期操纵政权提供了保证。中正一职,位居权要,一般都是由宫居高位的着姓大族来担任。他们控制了评定人物的大权,当然不会真正按才能选官,而只会是单纯以家世声名的高低决定取舍。九品中正制自然成了维护大族权益的有力工具。豪族地主正是利用这一特权,世代垄断了做官的权力。到了晋朝已经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曹魏时期的许多家族,直到两晋南北朝始终衣冠不绝。曹魏的司空崔林、卢毓,将作大匠郑浑,司空王昶等人的家族,则与进入中原的鲜卑贵族合流,成为北朝可以左右政局的富室强宗。曹魏的太傅王祥、典农中郎将谢瓒的后人,即有名的王导及谢安,在东晋时分别位至丞相、太傅。王、谢两大家族,是晋室东渡以后,权倾江南的巨族,被时人并称王谢。这两大族活跃于南朝,多次参与政局演变,一直扮演着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九品中正制,从法制上正式肯定了东汉以来士族垄断官位的事实。推行这种制度,又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东晋司马氏政权,在实行九品中正的同时,还在法律上承认官僚士族按品位占田、占佃客,和荫庇亲属等特权。这些措施,不仅为九品中正制提供了物质保证,也使大族更便于放手地封山占泽,吞并土地,肆意扩张自己的势力。 全凭世资取官的九品中正制,从政治上堵塞了庶族地主(指不是世代为官的一般地主)做官的道路。但是,庶族地主的人数比士族要多,而且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他们的经济力量也日渐扩大,自然希望在政治制度上有适当的改变。所以,南北朝的各个政权所行的九品中正制不尽相同,有时还会暂时停止实行一段。这也是庶族地主与士族地主矛盾发展和庶族地主不断壮大的反映。 到了隋朝,罢除了九品中正制,创立进士科,开始实行科举制。唐承隋制,全面推行科举取士办法,正式完成从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度的过渡。这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从此历经宋、元、明、清,科举制度成了地主入仕的基本途径。推行几个世纪的九品中正制,终于随着士族地主的完全衰落,而结束了。

九品中正制是由曹操推行的一套选拔人才的制度,曹操非常喜爱人才,所以为了能在民间选拔出治国之士,所以推行了这么一套划分等级的制度。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相比,后者会更加公平一些,因为察举制一般都是走后门的比较多,而九品中正制是把每个人都要分等级,这种公开的选拔是做不了假的。这次就为大家介绍下九品中正制的发展史,可以说九品中正制影响了后代对于民间人才选拔的思路。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是魏文帝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于黄初元年 命其制定的制度。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它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从曹魏始至隋唐科举的确立,这期间约存在了四百年之久。这种选官制度,实际是两汉察举制度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或者说是察举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科举的发端公认为起自隋朝,开皇十八年,隋文帝下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

一. 九品中正制的概念

中文名
九品中正制

这是见诸正史,中央王朝首次明确提出分科举士,其目的就是为了打破了魏晋以来,九品中正制下的门阀士族对选官的垄断,此举意义重大,新兴的地主阶层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直接影响了后世一千多年的历史走向。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又名九品官人法。是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陈群的意见。曹丕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 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这一制度创始于曹魏,发展成熟于两晋,衰落于南北朝时期,废除于隋朝,随之科举制形成。

别名
九品官人法

只是隋代享国日浅,短短三十余年便宣告灭亡,其创立的科举制自然无可能打磨完善,好在其继任者大唐,以其豪迈雄壮的姿态涉足历史长河,科举方才迎来了它高速发展的伟大时期。

二. 九品中正制设置方法

开创朝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

但科举制度为什么能在大唐兴盛起来?难道仅仅是因为选才的需要?统治者的提倡?

以魏晋之制为例,其主要内容为:

这其中到底有何深层次的历史缘由?笔者为你一一揭秘。

先在各郡设置中正,稍后又在各州设置大中正。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当,且多由现任中央官员兼任。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郡中正初由各郡长官推选,晋时改由州中正荐举,中正的任命权掌握在司徒府。州郡中正都设有属员,称为“访问”。一般人物可由属员评议,重要人物则由中正亲自评议。

作用
选官制度

图片 1

中正的职权主要是评议人物,其标准有三:家世﹑道德﹑才能。家世又称“簿阀”﹑“簿世”,指被评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中正对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评语,称为“状”。如曹魏时中正王嘉“状”吉茂为“德优能少”。西晋时,中正王济“状”孙楚为“天材英博,亮拔不群”。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类别却只有二,即上品和下品。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故二品实为最高品。三品西晋初尚可算高品,以后降为卑品。

确立者
魏文帝曹丕在位期间

九品中正与门阀政治

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中正评定的品第又称“乡品”,和被评者的仕途密切相关。任官者其官品必须与其乡品相适应,乡品高者做官的起点往往为“清官”,升迁也较快,受人尊重;乡品卑者做官的起点往往为“浊官”,升迁也慢,受人轻视。

萌芽期
魏武帝曹操在位期间

一、九品中正制诞生原因

中正评议人物照例三年调整一次,但中正对所评议人物也可随时予以升品或降品。一个人的乡品升降后,官品及居官之清浊也往往随之变动。由于中正品第皆用黄纸写定并藏于司徒府,称“黄籍”,故降品或复品都须去司徒府改正黄纸。为了提高中正的权威,政府还禁止被评者诉讼枉曲。但中正如定品违法,政府要追查其责任。

主要角色

在谈唐代的科举制度之前,一个绕不开的历史台坎不得不提,那便是魏晋以来所倚重的九品中正制。

三. 九品中正制创立与发展

  • 图片 2

    陈群

  • 图片 3

    曹丕

《辞海》中对“九品中正”的辞条解释是:东汉末,曹操当政,提倡“唯才是举”。献帝延康元年,曹丕采礼部尚书陈群的建议,推选各郡有声望的人出任“中正”,将当地人士,按才能分别评定为九等,政府按等选用,谓之“九品官人法”。

一首《曹操》唱出了一代“枭雄”曹操传奇的一生,其实在我的心中,曹操是那个时代的英雄,是之后一切历史发展的开启者与奠基者。一部三国演义炒火了易中天式的教授,但仍不能改变《三国演义》妖魔化的诸葛亮形象及残忍奸诈的曹贼形象的深入人心。但在陈寿的笔下,所谓的“曹贼”在三国历史上“明略最优”,“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曹操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长于诗文、草书、围棋。生活节俭,不好华服。与人议论,谈笑风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相信《曹操》的词作家林秋离在写下歌词时并不知晓曹操“唯才是举”也是九品中正制的原型。

简介文章

九品中正制的本意是为国举才,可实际它诞生之初,便与“门阀”密不可分。

建安二十五年十月,曹丕代汉称帝,国号魏,都洛阳,是为魏文帝。为了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曹丕接受了颖川士族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度。

历史背景

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到了东汉末年,已为门阀士族所操纵和利用,他们左右了当时的乡闾舆论,使察举滋生了种种腐败的现象,与要求参与政治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如何选官的问题上斗争激烈。曹操死后,曹丕在采纳陈群的创议后,于是九品中正制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但当时察举尚未完全废除。九品中正制就是在这种背景形势下产生的。

而门阀的诞生,却是源自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从那时起国家选才,无论征辟,或是察举,多以赡富经学者为上选,至汉末累世公卿的大家族层出不穷,成为影响政局的重要力量。

【九品中正制创立时间的讨论:柏杨先生是肯定其创立在“曹魏帝国建立”之后,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也是这样认为的。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称“建安二十五年春,曹操死,曹丕继为魏王,他基本上遵循曹操关于选举的主张,并建立了九品官人之法,也就是九品中正制。”(详见《中国史纲要》二册第10页)《辞海》“九品中正”辞条也称:“东汉末,曹操当政,提倡‘唯才是举’。延康元年曹丕采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推选各郡有声望的人,出任‘中正’,将当地人士,按‘才能’分别评定为九等,政府按等选用,谓之‘九品官人法’,仍保持曹操用人‘不计门第’的原则。

基本内容

九品中正制从内容上说主要有三条。

一、设置中正:这是九品中正制的关键环节。所谓中正,就是掌管对某一地区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也就是中正官。中正官又有大小之分,州设大中正官,掌管州中数郡人物之品评,各郡则另设小中正官。中正官最初由各郡长官推举产生,晋以后,改由朝廷三公中的司徒选授。其中郡的小中正官可由州中的大中正官推举,但仍需经司徒任命。在一般情况下,州郡的大小中正官是由司徒举荐的现任中央官员兼任,有时,司徒或吏部尚书还直接兼任州的大中正官。这是为了保证中央对选举的直接控制,避免他人对中正事务的干扰。大小中正官还都有名为“访问”的属员。

二、品第人物:这是中正官的主要职责。中正官负责品评和他同籍的士人,包括本州和散居其他各郡的士人。

品评主要有三个内容:1、家世:即家庭出身和背景。指父祖辈的资历仕宦情况和爵位高低等。这些材料被称为簿世或簿阀,是中正官必须详细掌握的。2、行状:即个人品行才能的总评,相当于品德评语。魏晋时的总评一般都很简括,如“天材英博、亮拔不群”、“德优能少”等。3、定品:即确定品级。定品原则上依据的是行状,家世只作参考。但晋以后完全以家世来定品级。出身寒门者行状评语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亦能位列上品。于是就行成了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内容就是选择“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吏兼任原籍地的州、郡、县的大小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县散处在各地的士人,综合德才、门第定出“品”和“状”,供吏部选官参考。所谓“品”,就是综合士人德才、门第所评定的等级,共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但类别却只有上品、中品和下品(二品至三品为上品;一品为虚设,无人能达到;四品至五品为中品;六至九品为下品)三类。在德才与门第中,定品时一般依据后者,叫“计资定品”。所谓“状”,乃是中正官对士人德才的评语,一般只有一两句话,如“天才英博,亮拔不群”、“德优能少”等,这是对东汉后期名士品评人物的制度化。

陈群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实际上是和曹操“唯才是举”的思想南辕北辙的。设立九品中正制,就是为了缓和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矛盾,以求得世家大族对曹丕代汉称帝的支持。曹氏父子为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在选官制度改革问题上,之前“唯才是举”的措施对世家大族势力造成了不少抑制、打击,然而世家大族势力不断膨胀发展的客观形势又使曹魏不得不予以正视,只好转而与世家大族达成妥协,设置由中央委任的中正官去掌握地方选举,而中正官又都由世家大族出身的大官兼任,这样,世族渗透进选举,中央政权权和世族势力在选拔人才这个问题上,矛盾开始缓和,士族开始逐渐垄断大权。

曹丕采纳九品中正制的建议,除了为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九品中正制本身的确有其可采之处。九品中正制刚设立之初,除了照顾世家大族的利益外,也的确包含了“唯才是举”的精神,选举人才时品状并重,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选贤任能以更好的维护其统治的作用。

其主要内容为:

①先在各郡、各州设置中正。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当,且多由现任中央官员兼任。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郡中正初由各郡长官推选,晋时改由州中正荐举,中正的任命权掌握在司徒府。州郡中正都设有属员。一般人物可由属员评议,重要人物则由中正亲自评议。

②中正的职权主要是评议人物,其标准有三:家世(被评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道德、才能。中正对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评语,称为“状”。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类别却只有上品和下品。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故二品实为最高品。三品西晋初尚可算高品,以后降为卑品。

③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中正评定的品第又称“乡品”,和被评者的仕途密切相关。任官者其官品必须与其乡品相适应,乡品高者做官的起点往往为“清官”,升迁也较快,受人尊重,乡品卑者做官的起点往往为“浊官”,升迁也慢,受人轻视。

④ 中正评议人物照例3年调整一次,但中正对所评议人物也可随时予以升品或降品。一个人的乡品升降后,官品及居官之清浊也往往随之变动。为了提高中正的权威,政府还禁止被评者诉讼枉曲。但中正如定品违法,政府要追查其责任。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不仅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南朝时期,在中正的评议中,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而辨别血统和姓族只须查谱牒,中正的品第反成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由于各政权具有少数民族统治的性质,九品中正制的作用不能与两晋南朝相提并论。北魏初、中期,未行九品中正制。孝文帝改制,班定族姓,始立九品中正制。但自河阴之变后,此制亦流于形式。到了隋代,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此制终被废除。

曹操当政时,为了平衡世家豪族带来的政治影响,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大量寒门子弟开始服务于曹魏政权,为曹操争霸天下做出了巨大贡献。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与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不仅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南朝时期,在中正的评议中,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而辨别血统和姓族只须查谱牒,中正的品第反成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由于各政权具有少数民族统治的性质,九品中正制的作用不能与两晋南朝相提并论。北魏初、中期,未行九品中正制。孝文帝改制,班定族姓,始立九品中正制。但自河阴之变后,此制亦流于形式。到了隋代,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此制终被废除。

发展历史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梁朝史学家沈约甚至说它是盖以论人才优劣。后赵主石勒曾清定九品,石虎亦恢复雍秦二州望族免役特权,但似乎并未设中正之职。北魏初﹑中期,未行九品中正制。崔浩曾欲恢复分别族姓的做法,因而被杀。孝文帝改制,班定族姓,始立九品中正制。但自河阴之变后,此制亦流于形式。到了隋代,随著门阀制度的衰落,此制终被废除。

可曹操死后,曹魏政权已经走到了代汉而立的历史关头,眼看新朝将立,摆在曹丕面前可谓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局面。

四. 九品中正制在各个朝代的演变及其作用

开始雏形

九品中正制是沿袭了东汉乡里评议的传统,在战乱时期人士流移的条件下发展而来的,也是适应曹魏初期政治的特点而产生的。

东汉末年,代表中央政权的曹操有不少压制豪族名门浮华风气的举动。曹操并非名门,其祖父是与名士对立的宦官集团中的一员。不少名士很瞧不起曹操,与曹操政权对抗。因此曹操必须压抑以清议名士为代表的地方豪族势力,如:破坏朋党交游便是其一举措。

但在战乱时期,曹氏政权还须依靠地方名士,因为他们在乡里有较高的声望,完全废除乡里评议是不可能的。曹氏政权所能做到的,只是把清议纳入政权轨道,使名士与政权合作。这样以设立中正官专门执掌品第人物以备仕进参考的方式,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权便对地方名士取得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地方名士的清议也便合法化,从而为其发展势力创造了条件。

以品第之法选拔官吏,始于曹操,且已成一制度。如《三国志·吴志·鲁肃传》:“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牍车,从吏卒,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

但中正之名在史籍中是在曹丕任魏王之后出现的。《三国志·魏志·陈群传》:“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魏初之中正官,州为州都,郡国为中正。如《三国志·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以吉茂、时苗等人为《清介传》,传曰:“……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茂同郡护羌校尉王琰,前数为郡守,不名为清白。而琰子嘉仕历诸县,亦复为通人。嘉时还为散骑郎,冯翊郡移嘉为中正”。

由此可见,郡中正由各郡长官推选,而且是现任官兼。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曹氏政权的目的,即把

易以形成朋党浮华之风的名士私家评议收归政府统管,由郡长官推选现任官兼任中正,职掌人物的品第。中正品第人物,必须提供三个项目:一家世,一状,一品。《太平御览》卷214引《晋阳秋》:“陈群为吏部尚书,制九格登用,皆由于中正。考之簿世,然后授任。”表明魏时已重家世,但还不是唯一标准。

曹操由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多次颁布唯才是举令。所以在品第人物上,虽然家世是不能忽略的,但在初期,恐怕更重才学。如《宋书·恩幸传序》: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汉代选举已参考状。状是一个人道德才能的具体叙述。中正所作的状往往止一二句,是为总的评语。品是根据家世和行状综合作出的评定。品分九等,而一品是虚位,二品实已为最,初期二、三品仍属上品。这里的品是“中正品”,与官品是不同的。魏初,中正定品尚重乡论。曹魏初期中正以郡为基层,郡中正是真正发挥品第人物作用的,它们尚为地方士族所专控,而州都只不过总其议罢了。所以位居中央的豪门大族尚没能很好地控制中正制为其服务。但在曹芳以后,情形发生了变化。

首先,两汉四百年历史,其皇权的正统性深入人心,尤其各地方的世家大族哪个不是累受皇恩,要想新政权稳固,没有这些门阀支持,国家机器根本无法正常运转。

关于曹魏的九品中正制:

逐渐发展

九品中正制在这一时期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州中正的设立。其设立是根据当时权重于朝的司马懿的提议。《太平御览》卷256引《晋宣帝集》有司马懿除九品、州置大中正议:“案九品之状,诸中正即未能料究人才,以为可除九制,州置大中正”。又《通典》卷32有:“晋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中正,其用人甚重。”而曹羲是不同意的。后来曹羲与兄曹爽皆为司马懿所杀。

自州中正的设立以至两晋,九品中正制逐渐完成门阀化的转变,而最终成为门阀士族的选举工具。

与先前由地方官推选郡中正不同,晋代的郡中正由州中正荐举。如《晋书·傅玄附子咸传》:“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宾,求以尚书郎曹馥代毓。旬日,复上毓为中正,司徒三却,俊固据正。”大小中正也已由司徒选任。

这种情况似乎是国家政权进一步把选举中的品第人物权收归中央,有利于打击地方士族。此在一方面乃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却便利了掌权的中央豪门士族扩展其势力,他们控制地方乃至中央的选官制度,而那些官居卑位或不居官的地方世家大族却日趋衰落。与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权有所威胁的,此时不是那些魏初的地方清议名士,而是新兴的盘踞朝廷的世家官僚──门阀士族。

其次,儒学的兴盛、门阀的萌生,使得知识垄断,寒门子弟很难和经书传家的世家大族相比,在知识尚未普及的年代,门阀本身就具备从政的得天独厚性,以至于汉末以来人才选拔的察举大权,都被地方豪族牢牢掌控,中央政府只能望洋兴叹。

首先,这一制度起于魏延康元年,但其萌芽很早便有了:汉时开始有人以品区别官位人德值高低,曹操时期更是开始普遍“魏武始基,全立九品”。

基本成型

魏晋之际,品第偏重门第已成事实。《晋书·郑袤传子默附传》曰:“初,帝以贵公子当品,乡

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晋以后批评选举专重家世之弊者不断。

高门士族子弟往往弱冠便由吏部直接从家里铨选入仕,而不必经过察举。在此之前,均凭借门第而得中正高品。如傅畅,“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选入侍讲东宫”。谢琰,“弱冠以贞干称,美风姿,……拜著作郎”。王洽,“导诸子中最知名,与荀羡俱有美称。弱冠,历散骑、中书郎”。

可考的西晋入仕的192人中,直接入仕者占56人,到东晋则更有发展,入仕的209人中直接入仕者占118人。

而州辟佐吏和举秀才则主要是中级士族与吴蜀士族的主要仕途。他们便是地位稍次的所谓地方“名族”、“乡豪”的子弟。而郡辟佐吏和察孝廉这个在东汉和魏初颇受重视的入仕道路却降为低级士族与寒庶人士的仕途了。这种变化充分表明了九品中正制此时已变为高门大族的工具,只重门第而轻德才。当然这种变化是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而变化的。

事实上,门阀制度的确立,已使九品中正制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装饰品。中正品第唯以血统为准,门第高即获高品,此时只须分别士庶高下便已足矣,中正品第只不过是例行公事。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者也。(《晋书·刘毅传》、《晋书·王沉传》)

纵观东汉、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选举制度的变化,其中显然是贯串着皇权由盛而衰再盛的发展趋势,而世家大族势力则相反,其趋势是在东汉末世家大族衰落,同时新出门户开始兴盛,魏晋成为士族,到东晋时成为门阀士族而达顶峰,南朝也转衰而至隋唐。而选举制度也由东汉的重乡里评议、重孝廉才德到魏晋重家世门第、轻孝廉才德,而隋唐则又重才德──科举制(中间有曹氏政权初期短暂的抑门第之举)。

一个既能笼络门阀支持,又能收回地方豪族的人事控制权的两全办法,成了曹魏政权的迫切需要。

九品初创时在州郡两极设中正,在县级是不设的。另外,州中正设立时间较晚,在其设立以后,开始称为大中正,相应的郡级中正为小中正。

意义作用

九品中正制建立之初,确实起到了选拔人才的作用,其选拔标准家世品德才能并重;同时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也剥夺了州郡长官自辟僚属的权力,将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有利于加强中央的权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选拔标准开始发生变化。首先,选拔人才的中正官多由二品官吏担任,而被选拔的人才也多出自二品以上的大族,同时他们也往往出任高级官吏。久而久之,官吏的选拔权就被世家大族所垄断,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最终成为世族地主操纵政权的工具。

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

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此后的三百年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因此当士族没落以后,九品中正制也被彻底废除了。

专家们关于九品中正制的历史作用及其与门阀制的关系的争议

刘访师认为,从公元220年到280年的60年间,因九品中正制破除了察举制的束缚,在选用人才上出现了一派新气象,这是它的隆盛时期。

吴霓认为,九品中正制是历史上选举制度继两汉察举、征辟后的又一变迁。作为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九品中正制对私学不可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很直接的、很明显的。九品中正制在客观上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学的兴盛。

唐长孺认为,九品中正制诚然是曹魏中央集权对地方大族势力的某种妥协,但更体现了中央集权对地方大族势力的强有力控制。尽管创立九品中正制的初衷在于将选举权收归中央,但却无法逆转门阀专政的历史倾向,九品中正制最终还是巩固了门阀的统治。

韩国磐认为,九品中正制本来是要按才能品选人物,却演变成由中正来决定人才的高下。中正又都是本州郡的世家名门贵族官僚来担任,因而所定为上品者,无非世族名门。九品中正制成为士族把持选举,操纵政治的工具,由此而形成了以后的门阀政治。

张旭华认为,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从陈群创建到司马懿设立州中正,为九品中正制的初创阶段。这一阶段,此制在选贤任能方面确曾起到积极作用。第二,自司马懿设立州中正到

西晋建立,是九品中正制的成熟阶段。这一阶段,九品中正制终于完成了向门阀化转变的历史过程,成为巩固门阀统治的政治支柱。

陈琳国认为,九品中正制颁行之初,门地不是唯一标准,才能还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重视。但是不能否认,由于九品中正制把选举大权交给了朝廷权贵和地方大族,它抛弃了汉代选官中的推荐、考察、试用等好传统,因此不可避免地逐渐变成高门大族的工具,促进和加速了门阀制度的确立。

陈清泉、郑天禄认为,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存在着过多弊病,在魏晋南北朝三四百年间,政治上纷乱不已,阶级矛盾尖锐,道德风尚败坏,这一切也同它的实行是有密切关系的。

胡宝国认为,九品中正制应该与汉代的任子制进行比较研究,才可以更清楚它的作用。任子制与九品中正制虽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某些差异。首先,在人数上,任子制有严格限制。九品中正制建立时并不是一项特权制度,因此不可能规定高官子弟可以获得上品的人数。没有人数限制而在实际执行中又确实成为特权制度,这就构成了九品中正制度的一大特点。在此种情况下,高官子弟大都可以获得上品,步入清途,“坐致公卿”。其次,汉代的任子制不具有垄断性,而在九品中正制度下,广大庶族地主以及一般的低等世族很难进入上品之列,步入清途。没有人数限制、封闭性是九品中正制别于任子制的关键所在。在此制度下,高门世族的政治力量必然呈现出日益扩张的趋势。毫无疑问,在不断扩大基础上的世袭特权具有更稳固的特征,因为某一分支的衰落不会影响整个宗族政治权力的继续传袭。南朝一些高门世族的家世,往往可以追溯到晋代,其原因必定是复杂多样的,但九品中正制度的实行显然是原因之一。

因此陈群建议的“九品中正制”便恰逢其会,横空出世。

在陈群初创到司马懿设州中正这段时间内,中正评定品级时多注重乡论,因此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选贤任能的作用。之所以这样,一方面创立之于本有恢复察举制的想法,更重要的,早期的世家大族与中央政权在权力的磨合上还不甚成熟。

史家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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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司马懿设州中正制到西晋建立,是九品中正制走上成熟的阶段:

称谓问题

陈长琦对史学界习称的“九品中正制”这一提法持有异议。他指出,现存的魏晋南朝史料,均无“九品中正制”的提法,最早的提法则是“九品官人法”。

实际上,无论是认为“九品中正制度”就是“九品官人法”,二者无需区别;或者认为九品中正制是对九品官人法的更准确的表述,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认识产生的根源,在于误解了魏晋时人对九品官人法的评价。

魏晋人集中攻击的是中正制度,攻击中正对人才的不公平评价。由于中正制度是九品官人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一些学者产生误解,将中正九品之制误认为就是九品官人法。其实,中正九品制或者我们所常说的九品中正制,只是九品官人法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

二、门阀兴盛的推手

司马懿初掌权,深感中正依乡论之评定不能够照顾到世家大族,要求废除。废之不成,而出于为后世夺权扫清道路的想法,司马氏又不得不对世家大族进行讨好;最后,他便委曲求全加设州级中正以修改之,而州中正的人选多出于世族,于是九品中正制始成为维护世家大族利益的工具。 中正选举开始门阀化,在入晋以后门阀化的历程最终完成。

评定品级

陈长琦指出,九品官人法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对现职官员进行品评,一是对官吏的候补人进行品评。前者完善、发展为九品官制,后者形成为中正九品制,习惯称之为九品中正制。对于九品官制的品第,人们习惯称之为“官品”,而对由中正给予官吏侯补人品评出的品第,有称之为“中正的品第”,也有称之为“乡品”的。

他认为,九品中正制下,评品权力握于中正之手,品第之高低,常常系之于门第世资,一个人的宗族地位及父兄官爵,即“资”,在品评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故此,使用“资品”的概念来称谓九官人法中中正综合给予官吏侯补人的“品”,既合乎习惯,又切合事实,中正给予官吏侯补人的品第,实质上正是一种基于被品评者门资家格的任官“资格品第”。

“九品中正”的核心在于“中正”,目的在于举贤。事实上,从制度确立之初,由于中央收回了对人才选拔的控制,虽向世家大族妥协多有优待,可并未阻止寒门子弟的上升通道。

东吴的九品中正制:

关系问题

官品制度对官员职位所采取的等级区分形式,易使人们产生误解,并将其与官阶制度混同。

实际上,官阶制度最主要的特征,是以等级高低区分官员职位,并据此规定官员地位的贵贱、权力的大小以及相应的秩俸待遇。

而官品制度则从官才的需要出发,也对官员职位采取等级区分。就这一点而言,二者形式相同,然而,本质却不相同。但是,九品官人法所带来的官品制度及其以官才标准对官员职位的等级区分,必然产生官阶化倾向。到南梁初年,正式以九品官制取代传统的官秩制度而确定为官阶制度,使官品与官阶制度二者实现了结合,官品制度始正式演化为官阶制度。

但这项制度有着致命的缺陷,虽说选才以“家世”、“德行”、“才具”三方并重,但实际上随着时间推移,本就在知识上占据传承优势的大族,自然常常占据高位,一旦“中正”之职多由高门子弟担任,又势必重蹈地方大族掌控人事选拔的老路。

始于孙权,历孙亮孙休孙皓而不废直至吴终,它既仿魏制又独具特色。

区分问题

张旭华认为,曹魏创立九品中正制,中正品第虽有九等,然其类别却只有二,即上品与下品。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中正品第中的上品和下品同属于辨别人才优劣的等级评定序列,并依此考察魏晋任官及其与乡品、官品的关系,致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出现了偏差,事实上,上品与下品虽然有着基本相同的属性,即它们都是由中正所作出的一种区分人才优劣的等级评定形式。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基本属性相同的乡品,却又具有一种新的内涵和社会属性。魏晋时期,由于门阀制度的形成以及士庶等级界限的严格区分,上品与下品同社会等级制度结合得愈来愈紧密,其间的差别日益明显。上品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质变,即由单纯评定人才优劣的一级乡品等级称谓蜕变为代表着士族的社会地位的身份等级的标识,成为辨别士庶分野的界标之一。

专家们关于九品中正制设置及其职权的争议

1、中正的设置时间、具体名称和组织结构问题。

唐长孺认为,初立中正时,只限于郡。州中正的设立时间较晚,可以确定在曹芳时,并且至迟不出嘉平二年,至早不出正始元年。州中正亦称大中正、州都。而县中正,在魏晋时无考。

韩国磐认为,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办法,颇为完备,即州设大中正,亦称都中正,郡设小中正,亦只称中正。

2、中正的职权问题。

唐长孺认为,中正的任务是品第人物、以备政府用人的根据。所有官职授受,除了皇帝特权来处理之外,都必须经中正审查这一道手续。中正品第并非只是一种褒贬虚名,而是和入仕途径以及任职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的。官位必须与品第相符,降品等于免官,升了官必须同时升品。

王仲荦认为,中正掌搜荐,以帮助吏部来铨选士人。中正依据管内人物的品行,定为上上至下下九品,中正有权进退,“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以五退六,或以六退七”,吏部的选用,就是根据中正的“品状”来定的。

专家们关于九品中正制创立时间及原因的争议

1、关于九品中正制的创立时间,大体有四种观点。

一是延康元年陈群始建说。唐长孺认为,九品中正制的建立时间是在曹丕未篡汉时即延康元年二月,这在《三国志·魏志·陈群传》有明文。 《晋书·李重传》所载李重语和沈约的《宋书·恩幸传序》将时间提早到曹操时,可能是出于误会。这个问题可以不必讨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

二是建安年间曹操始建说。韩国磐依据前引《宋书·恩幸传序》沈约所述和《晋书·卫瓘传》、《通典·选举典》等有关记载,认为九品中正制始于曹操时,而且是戎马倥偬时所创(《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另外,还有张旭华的“魏武萌芽说”和刘访师的“始于寿张之战说”。

2、九品中正制产生的原因。

韩国磐认为,九品中正制的产生,是由于汉代州郡察举制度已经腐败不堪,再则汉末户口流离

,即地主士人亦多侨寓他乡,州郡察举制已不适用,因此,非改不可。曹操求贤诸令,重新确立了选举的原则,也就是选举人才的标准,但怎样达到这个标准,就需要具体的办法、制度来保证执行,这个制度就是九品中正制。

唐长孺认为,就当时人的说法,九品中正制的创立,是由于经过黄巾大起义之后,人士流移,政府选举无法查考乡闾的批评,因此一方面顾及乡闾评定的旧传统,另一方面适应人士流移的新环境,就本乡之中选择一个适当的人来主持评定的任务,于是创立了九品中正制,这种理由是正确的。

王仲荦认为,曹丕继位为魏王,进一步就要受禅,登上皇帝的宝座。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做好改朝换代的工作,对世家大族就不得不作出让步。当时世家大地主尚书陈群向政府提出“九品官人”的方案,曹丕不加留难地予以通过了。经过这种方式的妥协,他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另外唐长孺、游为民、石荣伦、陈长琦、刘访师等专家也有着各自的观点。

自然而然,选拔标准就会尤重“家世”,逐渐背离了唯才是举的初衷。

与魏的主要区别在于所谓的州中正吴命名为“大公平”。

品级划分

专家们关于九品中正制评定士人的品级与起家官官品的关系的争议

陈长琦认为,特定的资品与起家官品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有着大致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最初是二者之间相差三品,而不是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提出的“乡品与官品相差四品”。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资品与起家官品间的差距,发生了变化。

曹魏时期,九品官人法创置之初,某个既定资品的起家官品,与其对应是相差三个品级。资品虽有九级,而被中正评为下等人才,获下品七、八、九品级者,是没有希望入仕为官的。因一品被视为圣人之品,不轻易授人,成为虚品。实际上能够起家入仕的资品,只有上品与中品的六个品级。所以,这个对应关系可以列示如下:

起家官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资 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西晋以后,资品二、三、四品与起家官品由相差三品变为相差四品,资品五品的起家官品在与资品相差三品到四品间浮动,而资品六品的起家官品则仍然保持着相差三品的距离。这种对应关系可以列示如下:

起家官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

资品:一、二、三、四、 五、 六、七、八、九

此外,张旭华、胡宝国、阎步克等专家也有着各自的看法。

也就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士庶隔离的局面。

产生原因如下:一、东吴与曹魏一样,其统治基础依赖当地的世家大族。东吴初至江东,如果不与江东四大姓搞好关系则难以在东吴立足;二、 “好清议之风”在江东的影响,不亚于甚至还盛于中原。 东吴的九品中正制加速了孙权政权的江东化历程,保障了当地世家大族的利益,一定程度上兼顾到了北来流域特别是淮泗集团的政治利益。

品第入仕

专家们关于九品中正制品第与入仕途径的关系的争议

唐长孺认为,九品中正制只是保证清浊分流,并不等于选举制度的全部,各项选举必须依据中正

的品第,但出身授职还得通过各条入仕道路。

罗新本认为,九品中正制只是一种考察士人和官员的制度,中正对已仕未仕之人均予以品评,品状是吏部授官的主要依据,但他并不直接官人,任命之权归吏部。并且士人经品评后仍需由各种仕途方能为官。

陈琳国认为,两晋时期的选官方式,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一是吏部铨选和公府辟召,二是州刺史辟召和举秀才,三是郡太守辟召和察举等。

陈长琦认为,九品官人法,是魏晋时代官员选拔、任用制度的唯一的形式。因为九品官人法给每个官员职位都规定了任职者的人才品级资格,即官品,那么任何人如果没有资品,就没有入仕的资格。但魏晋时代士人之品级的获得,即资品的获得却非只中正评价一种,而是多渠道、多途径的,九品中正制只是其中的一种。

也许你会问,既然如此为什么当初考核标准要包括“家世”?这不是明显偏向世家吗?

晋以后的九品中正制:

这一方面是曹魏政权笼络门阀的初衷,更重要的却是前面所说“知识垄断”的深刻现实,一个好的家世往往就代表着良好的家学传承,这正是那个时代寒门的悲哀。

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完善,晋以后的朝代基本上在制度上未作大的变更,一些损益的修改在此简略一提: 垄断性和封闭性是西晋九品中正制的两个显著特征。前者造成并巩固了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的地位差异;后者则通过对士族的保护和约束,使其享有不可变易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这对后来的东晋南北朝奠定了基础。

九品中正制没能削弱世家对人才选拔的控制,反而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控制,“门阀政治”成了魏晋时代的主流。

东晋和南朝中正组织扩大,而州郡中正的人选上,对牒谱能力要求更高了。而士族与庶族之间的等级差别更加明显。另外,作为上层人士,开始热衷于清议,渐渐脱离了政治现实,玄学发展登峰造极。特别的,南朝时出现了一种勋品制度,即以勋品为最高品级的一种品级划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九品中正制起到了补充作用(所谓九品,实际上不再含有九品,仅有上下品之别,即二品与非二品,这显然对人才和家世的评定不利)。萧梁时出现“官班”这一概念,但其实质也不过是对人才与家世的评定标准进行完善,对等级的区别加以强化。这些变化,一方面保证了社会的等级森严,另一方面加速了士族阶层的腐化及其与权力的脱离。

尤其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统一全国后,之前曹魏时期因战争需要设立的国家所有性质的屯田制早已崩溃,大族豪门侵占土地不能禁止,为此司马炎接受大臣建议,颁行了“占田制”,承认了土地私有,并对世家大族所占土地和佃户数额进行了明文规定,其本意是为了遏制土地兼并,保障国家税收,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豪族占田隐匿人口之风根本禁绝不了,当时社会崇尚奢侈,王公贵族攀比之风尤盛,像著名的石崇王恺斗富,可谓是穷奢极欲,而支持贵族们财力的正是“占田制”赋予的庄园经济合法特权。

在北方,十六国时期的后赵有过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历史,这使得九品中正在北方得以延续。北魏时出现了中央与地方中正组织的分张,一改中正评定皆属中央的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评定的进一步门阀化,而这种创革使得品评制度更为完善,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吸收人才的作用,这对北魏的政权强大提供了重要力量,当然,对于民族融合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其门阀政治的总特征却是没有改变的。这种特征沿至北朝结束。

如此一来,享有政治、经济两大特权的世家大族,以血缘为纽带,凭借“九品中正”的人事权利保持家族长盛不衰;同时又靠占有的山川田土,聚集了附庸其上的佃户部曲,形成了自给自足独立朝廷之外的“庄园王国”。

五. 各历史大家对九品中正制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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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选自百家讲坛——易中天品三国三十夺嫡之争):“当然魏国的短命的根本原因,倒不在于说是因为曹丕那个时候得意忘形了一把,这个如果算原因的话也只能算一个次要原因。那么根本的原因是制度,是什么呢?就是曹丕在称帝之前实行“九品中正制”。这个九品中正制的制度说起来很复杂,我简单地说,把它简单化一点,什么意思?就是做官的人世代为官。就是你如果是做官的,你的儿子也做官,你的孙子也做官,只要你祖上是做官的,你总归有官做;而从来没有做过官的人就很难做到官,这个就叫做九品中正制。那么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是和他的父亲曹操实行的 “唯才是举”这个人事政策是相反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争取士族的支持。那么那个时候东汉末年已经形成士族,你像袁绍、杨修这些家庭都是世世代代为官的,它是一个政治势力。为了争取这些政治势力的支持,曹丕实行了九品中正制。”

永嘉南渡以来,在南北方士族的支持下重建的晋王朝,本身就先天不足,以“王、谢、庾、桓”为代表的顶级门阀牢牢主导着晋室政权,虽然晋室多次颁布严禁侵占山川大泽之利的法令,并先后举行大规模的“土断检籍”,可滑稽的是执行者往往就是世家大族,除了次等士族和庶族的利益受损外,大族的核心利益未动分毫,门阀政治发展到历史的高峰。这种现象对国家的危害是巨大,国家财赋流失,中央黯弱,地方势力过于强大,很难形成合力对外,仅能苟安于一隅。

刘访师认为,从公元220年到280的60年间,因九品中正制破处了察举制的束缚,在选用人才上出现了一派新气象,这是它的隆盛时期。

三、门阀式微,九品中正的终结

吴霓认为,九品中正制是历史上选举制度继两汉察举、征辟后的又一变迁。作为一种选拔官吏制度。九品中正制对私学不可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很直接的。很明显的。九品中正制在客观上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学的兴盛。

九品中正制下的门阀阶层过于强势,本身就不符合皇权平衡士庶的初衷,严重损害皇室利益,这也注定了它的短暂性。

唐长孺认为,九品中正制诚然是曹魏中央集权对地方大族势力的某种妥协,但更体现了中央集权对地方大族势力的强有力控制。尽管创立九品中正制的初衷在于将选举权收归中央,但却无法逆转门阀专政的历史倾向,九品中正制最终还是巩固了门阀的统治。

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都曾爆发过声势浩大农民起义,严重打击了士族阶层维系的社会秩序,并且随着私学、官学的兴盛,知识垄断已然成为过去式。

陈清泉、郑天禄认为,由于九品中正制存在着过多的弊病,在魏晋南北朝的三四百年间,政治上纷乱不已,阶级矛盾尖锐,道德风尚败坏,这一切也是同它的实行是有密切关系的。

当东晋末年以刘裕为代表的寒门武将和次等士族趁势崛起,预示门阀政治走向衰微。

胡宝国认为,九品中正制应该与汉代的任子制进行比较研究,才可以更清楚它的作用。任子制与九品中正制虽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某些差异。首先,在人数上,任子制有严格限制。九品中正制建立时并不是一项特权制度,因此不可能规定高官子弟可以获得上品的人数。没有人数限制而在实际执行中又确实成为特权制度,这就构成了九品中正制度的一大特点。在此种情况下,高官子弟大都可以获得上品,步入清途,“坐致公卿”。其次,汉代的任子制不具有垄断性,而在九品中正制度下,广大庶族地主以及一般的低等世族很难进入上品之列,步入清途。没有人数限制、封闭性是九品中正制别于任子制的关键所在。在此制度下,高门世族的政治力量必然呈现出日益扩张的趋势。毫无疑问,在不断扩大基础上的世袭特权具有更稳固的特征,因为某一分支的衰落不会影响整个宗族政治权力的继续传袭。南朝一些高门世族的家世,往往可以追溯到晋代,其原因必定是复杂多样的,但九品中正制度的实行显然是原因之一。

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都在提拔任用寒门掌握中枢机要,这样一来,寒门以及次等士族开始掌握政权,对维系门阀垄断地位的“九品中正制”自然是抨击激烈,但此时士族的力量在社会上层依旧庞大,他们感受到危机,不断强调“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联手打压寒门。

六. 结合资料我自己的一点看法

刘宋王朝的勋品制度,梁武帝时期的中正品第与官班结合制度,乃至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与五等爵制的结合,都是在九品中正制的基础上进行的有益尝试,尽管它依旧确认了士族的特权,但也使寒门子弟有了一定的上升通道。

著名史学家钱穆曾说过: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尚无发现一种绝对有利无弊的制度,亦没有一种可以推行数百年之久而不出毛病的制度。所以九品中正制的产生,发展与衰落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在九品中正制前期其发挥的作用是其他选官制度无法比拟的。

南北朝廷都开始试图改变魏晋以来只重门阀家世的弊病,正如北魏大臣李彪所言: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

从东汉中后期起,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实力开始增强, 政治上,两汉察举造成了一些官僚世家。经济上,世家大族占有了极多的土地和劳动力,拥有巨大的财产,为其政治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占有土地多少为评价的中国古代社会,世家大族通过各种方式兼并土地。 军事上,豪强趁中央政府解体之机扩张私人武装。文化上,世家大族拥有左右舆论的特权,他们特别强调儒家学说,保护自己的地位。所以察举制已经走到穷头陌路,新的制度取代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其产生具有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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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的战乱时期对官员人选的要求更着重于才能。

这种打破门阀制度的观念广受认可,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不断发展,西魏、北周之际,宇文泰以六镇鲜卑为骨干,辅以关陇豪强,颁行“六条诏书”,改革选举之法,“家世、门资”不再作为选官的条件,九品中正制走向了终结。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士人流徙迁移,致使汉“乡举里选”为主的察举制度难以实行。九品中正制保证了选官在动荡年代的延续。

及隋朝建立,南北一统后,中央集权已成大势,于是隋文帝杨坚顺应时势彻底废除了九品中正制,而科举这一新兴的选拔机制自然应运而生。

九品中正制在实施的过程中,中正官是否“中正”是关键。初期选任中正比较慎重,多数中正对士人的品第也比较认真,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东汉以来浮华朋党之风,扭转了选士腐败的局面,国家也能选到一些有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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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后来世家大族的势力日益膨胀,中正官职几乎全部被位居朝廷的大世族所把持。他们品评士人,往往把门第家世作为唯一标准。以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致使九品中正制偏离了选拔人才的方向,逐渐蜕变成门阀世族的政治工具。这样就堵塞了寒门士子的仕进之路,严重挫伤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而那些门阀世族子弟由于前程无忧,也不愿下苦功去学习。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当时的教育。而门阀世族把持选士任官大权,归根结蒂也是为皇权所不容的。统治者的权力一旦有所巩固,必然要采取措施来加强对选士权的控制。

唐代科举的演变兴盛

终于当战乱渐渐平息,世家大族们已腐朽到难以保住自己地位时,九品中正制开始走上了尽头。

一、初唐的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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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朝从隋末农民战争中崛起,残酷的的战争使门阀士族进一步式微,史称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

但不可否认的是,唐中期以前,关陇贵族、关东士族以及江南士族依旧在社会中占据主导,五姓七望是公认的顶级大族,与李唐赖以起家的关陇贵族在朝堂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而且唐初颁布的均田制,虽限制大地主,却仍维护这些士族大土地所有制和佃客部曲制的权利。

门阀政治虽然终结,可门阀影响犹在。这一点反映在唐初的科举制度上,就能看出端倪。

唐初科举继承隋制方才兴起,一切尚属草创,选官的主要途径还是门荫与军功,据侯力先生的统计,唐初的科举入仕者仅占入仕总量的十几分之一,占比非常小,而且科举入仕者定品最高者也不过正八品下,大多在从九品上、下,授职较低,仕途艰难。

唐太宗执政时,虽然在推行科举后有“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的得意,可并没有改变豪族势大的事实。唐太宗施行关中本位的政策,尤重关陇贵族,而对山东士族和南方士族不断打压,这时期的科举仅仅作为笼络寒门人才的工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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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宗、武后时期的科举发展

唐高宗即位后,为了平衡关陇贵族对朝局的绝对控制,在处置了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后,又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改革,只重视明经科与进士科,提高了士子入仕的地位,而门荫制也随着关陇集团的衰落而逐渐式微,科举开始成为主要的入仕通道。

当然这中间除了当朝者的政治的考量外,社会外部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自贞观之治后,唐王朝内部安定,百姓安居,百业兴盛,随之而来的便是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商品货币给传统豪门士族带了巨大的冲击,再加之大唐律法允许田地买卖,士族想要保持其原有的大土地所有变得不切实际了,而传统的宗族制也在经济发展的浪潮走向末路,大家族开始逐渐分崩,加快了门阀士族的衰亡。

庶族地主成为了商品经济发展历史时期的最大获益者,经济地位的确立,此消彼长之下,自然让由来已久的士庶观念愈加淡薄,新兴的地主阶级自然渴望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这种政治诉求的不断高涨,反映在科举入仕制度上,便是其重要性的不断提高。

载初二年,武则天首开殿试,亲策贡士,此后成为定制,执政者对科举愈发看重不言自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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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元盛世下的科举兴盛

唐玄宗执政后,大唐也迎来了它鼎盛辉煌,而科举也自然顺应王朝全盛的潮流走向兴盛,科举制度的完善,庶族平民可以最大限度的跻身官僚阶层。

下至州县县令,上至三省六部,科举出身的官员占据大半,更是涌现出了像张九龄一样寒门出身的名相。

庶族宰相从武后开始,人数就占据高达六成以上。

而且科举的兴盛也促使衰落的世家积极转变,据学者统计唐代诸科及第者共计四千多人,高门大姓占比已有三成。

但此时的士族早就没有了门阀煊赫,除了赖以骄傲的名门身份外,其实已经和庶族无异,“士绅”反倒成了科举出身无论士庶的共同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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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科举在唐代兴盛并非偶然,自魏晋以来士庶分流,对立严重,社会矛盾丛生,但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随着国家的统一稳定,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庶族势力的不断上升,深刻的社会变革下,寻求政治上的平等也就成了时代的主流。

科举,这种面向各阶层相对公平的取士制度,也就成了历史必然的选择。它的存在不仅打开了寒门的上升通道,更是对传统士族进行了改造,唐中后期,士庶合流,再无门阀的半点影子,新地主阶层成了之后千年的社会支柱。

参考文献:

房玄龄等撰《晋书》

欧阳修等撰《旧唐书》

司马光《资治通鉴》

于瑞琦《东晋士族社会思想研究》

陈长琦《魏晋九品官人法再探讨》

侯力《从士庶分野到士庶合流》

郭运功《唐代科举考试中的山东名门望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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