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不是历史虚无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

- 编辑:永利皇宫官网网址 -

马克思主义不是历史虚无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 长期以来,由于坚持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我们在历史观、道德观、社会观、伦理观和审美观等意识层面,形成了一整套是与非、善与恶、正与邪、荣与辱和美与丑的核心价值观。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种文艺作品,最典型地表现出了当时意识形态的这一政治导向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强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大力批判“中间人物论”、“人性论”、“无冲突论”,因此也就规定了“三突出”的“文艺创作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如此“突出”的结果,中国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非黑即白,非好即坏,英雄人物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就成了所谓“高大全”,成了思想、道德、性格和形象完美无缺的完人。因为一切必须要为政治服务,几十年来,就连表露爱情、亲情,甚至是乡情,都成了禁忌。1979年文革已经结束,改革开放刚刚启步,电视片《三峡传说》主题曲《乡恋》播出,仍旧因为内容、曲调不合乎“无产阶级的感情”,而被禁唱禁播。直到几年后,即1983年春节晚会,为了主持人能不能用“无产阶级的工具”——话筒,给家乡的父母拜年,能不能给《乡恋》一曲开禁,导演乃至中宣部领导人仍旧会紧张得心惊肉跳。[1] 当然,由于改革开放,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还是逐渐遭到了摒弃,文艺创作中的“高大全”形象也渐渐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以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一个和八个》、《芙蓉镇》等创作公映为标志,从人性的视角来发掘或塑造银幕形象再度成为可能。随着思想越来越得到解放,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中国的文艺作品中今天已经很少能见到那种善恶立辨、黑白分明的角色了。“坏人”不那么坏,“好人”不那么好,作者必须尽可能地展现故事中心人物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普通人的一面,几乎成了一种文化创作的准则,以往那种基于阶级斗争的是非、善恶、正邪、荣辱、美丑观,不可避免地被打破了。但由此一来,人们以往对历史的认识及其价值判断,也难免要受到极大的冲击。 近两年热播的演绎国共两党恩怨情仇的电视剧,就最突出地反映了这种情况。《亮剑》中的李云龙和楚云飞,《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和陈默翰,《中国兄弟连》中的袁学勇和曲连虎,《潜伏》中的余则成、李涯和吴站长,以及《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杨家父子等等,都让人清楚地感觉到,不论是在共产党里面的人物,还是国民党里面的人物,几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感情,有各自的性格,有理想和追求。他们之所以会对立、冲突,甚至会相互伤害,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不同环境的影响,加入了不同的党派,相信了不同的主义。摒除他们的党派政治背景,他们每个人其实都和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张三李四毫无两样,有血有肉,有长有短,很难用好坏来区分。就连在向共和国60周年献礼的史诗巨片《建国大业》中,胜利的毛泽东和失败的蒋介石,也都或多或少地给人留下一种刘邦打败项羽的悲壮印象。更有甚者,为显示共产党人更人性,有的影片还会别出心裁地编出这样的剧情:毛泽东听说前方打胜了,消灭了很多敌军,不仅没有高兴,眼圈儿还红了,沉痛地说:敌军士兵也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啊。 很显然,当今的文学及影视作品,正在越来越多地想要在历史剧中展现人性,而非如过去那样简单地从主义、阶级和党派立场来看社会、看历史。不仅如此,一时间,文艺界大有不谈人性不足以彰显艺术造诣之深刻的趋势。这样一种认识角度的突破,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国人的民族情感和国家意识。最典型的就是大陆上映的几部影片,如李安执导的描写爱国女青年与汪伪特务情爱关系的电影《色戒》,魏德圣执导的描写日据时期台湾少女与日本教师爱情故事的电影《海角七号》,和陆川执导的塑造了一位有正义感的日本军官形象的描写南京惨案的影片《南京!南京!》等。这些影片的上映和观众普遍称赞的反响,都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基于人性视角的创作即使面对敏感的中日关系,也大都能够通过民族主义高涨的中国大陆多数普通国民的情感“审查”。 二 出现上述情况严格说来并不奇怪,因为,“文学即人学”,“人性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2]文艺乃至艺术存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展现人的生存状态,透视人的情感生活,理解不同人所具有的感情、欲望、个性及其差异短长,崇其善、扬其美、悯其弱、痛其恶,从而使读者的心灵和情感受到触动和感动。诚如休谟所言,人天生有一种同情弱者,乃至悲天悯人的情怀。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中世纪,到资本主义,人类因为生就这样一种情怀,因而才会一步步改变其原始的动物本性,从基于生存本能的血腥杀戮、弱肉强食,一步步进化到尊重人权,敬畏生命,崇尚自由。无论今天的人们生活在怎样一种社会之中,受到民族、阶级、党派怎样的影响,其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人权的尊重,都日渐在超出其民族、阶级和党派的界限,形成一种只有进步人类才可能具有的善待生命的价值观。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已证实,人类成功迈入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的飞跃性发展,首先就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所谓文艺复兴,就是通过文学艺术,如小说、诗歌、美术、音乐等等,来讴歌人和人的价值、人的情感。故文艺复兴其实就是中世纪神权统治条件下一次对人的认识的思想解放,是一次人性解放的运动。甚至,现代一词,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首先提出来的。正是由于发现了人,而不是神才是社会的中心,形成了以人为本的观念,认识到个人利益是构成国家、民族利益的最主要基础,对个人及其利益的尊重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正是因为人们开始关注人性、人的权利及其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高扬人的价值与尊严,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人道主义的思想观念,“日心说”才会推翻“地心说”,神权才会让位于人权,才会有为争取“人生而平等”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政体的诞生,才会有康德所谓“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的人本位理念,和马克思关于人类最高理想是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以人的彻底解放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诞生。[3] 由此或可看出,中国当今多半也正处在这样一种过渡时期,即文学艺术已经重又开始高唱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虽然今日之中国还没有可能马上普及人性意识,但这种文化现象的日渐流行自然会潜移默化地洗涤人们的灵魂,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引领着时代的潮流。 当然,在整个社会依旧通行着传统的“政治正确”的原则的条件下,这种情况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思想的极度混沌的状态。一方面,我们上面提到的正在影响广大读者、观众悄然改变种种“大是大非”观念的文艺作品,多半都得到了官方人士,包括中共党史权威机关的充分认可和高度评价,称赞它们“真实”、“厚重”、“可圈可点”,“一定可以流传下来”[4];另一方面,今日之中学历史课本和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仍旧延续着大是大非的阶级斗争说教。现实生活中国共两党“相逢一笑泯恩仇”了,蒋介石的各种传记传奇铺天盖地,中国近现代史各种教材依旧告诉学生:蒋介石国民党代表着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利益的代言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以工人、农民为主的人民大众,是新兴的革命的力量。前者所言所行一定反动,后者所作所为一定进步。影响所及,今天仍会有不少网民激烈抨击人性观念,主张阶级斗争,社会中人对历史的看法肯定截然对立。 中国人对人性观念如此歧异,纯粹是政治的历史和政治的现实造成的。但无论传统的政治模式和政治思维方式有过怎样的优势地位,因为它们严重背离了社会存在的现实,因此其改变也是迟早的和必然的。正如俞可平在一篇文章中所谈到的:自建国以来,中国即不承认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同时大搞阶级斗争,使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观念“进入社会的每个角落,直至进入家庭,进入工厂,进入学校”。结果是“我国传统的优秀道德被许多人遗弃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友爱和信任开始丧失”。人们正常的情感和心理被严重扭曲。[5]以至改革开放后很多年,讲人道和人道主义仍然会被视为政治错误,并会受到公开批判。 这种情况直到1990年代初,才开始发生改变。这是因为,当时必须要面对开放所带来的与国际通行的人权观念的交流与交锋,因此,中国官方不得不同意在报刊上正面谈论中国的“人权”问题。只是,对外谈人权是一回事,真正为人权正名还是另一回事。这一过程又经过了十年以上的时间。直到2004年,中国的宪法中才第一次写上了“公民人权”应该受到保护的内容。突破了这一思想禁忌之后,2005年6月,中共中央领导人首次提出了超阶级的“以人为本”的主张。[6]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奥运会准备期间,中国政府最终迈出了承认“人性”观念的关键一步。在公开宣传“人性”观念的基础上,中国第一次喊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理想”,唱出了“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这是共产党建国后第一次公开主张不分阶级、民族和国家,大家共同追求同一个梦想。就连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开始大谈人性,并自诩本届奥运“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7]。 这正是为什么“人性伟大”四个字今天竟能够唱响在依旧红旗招展的中国大地的原因所在。[8] 三 何为“人性”,在学术上仍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离开社会性,能否准确说明人性的价值和意义,也有深入讨论的余地。但是,无视人性和人权的激烈的革命性改造,用毛泽东早年的话来讲,毕竟“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9]。如今,革命改造时代早已过去,官方也已逐渐抛弃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承认了人性的超阶级性质。[10]社会各界围绕着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问题,如今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达成了共识。[11] 自古以来,文、史原本就是一家。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对人的整体性存在的探求,只不过文学作品靠的是建立在美学、语言和人类既往经验基础上的丰富想象,而历史学则是通过对既往事件发生发展原因及经过的发掘与评判来展现其意义。如果说“文学即人学”,那么,历史研究更是直接以人为研究对象。如果说任何一个伟大的文学家,都必定首先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话,那么,任何一位缺少人道主义情怀的历史学者,要想通过历史研究赢得今天社会上多数人,特别是后人的尊重,也一定是不可能的。 研究历史需要有人性视角,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马克思就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观察人类历史发展趋向的问题以外,恩格斯对此也讲得很明白。他指出,人类对平等理想的追求,根本上就是由人性(“人的共性特性”)引发出来的。[12]英国哲学家沃尔什干脆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要具备人性观点,并要基于人性的观念来做研究。他说:“除了历史学家各自为其特殊的目的所假定的特殊概括之外,他们还各有一套基本判断构成为他们全部思维的基础。这些判断关系着人性……历史学家正是根据他对人性的概念而最终决定把什么作为事实来加以接受,以及怎样理解他所确实接受了的东西。”[13] 历史本身是极为复杂和多样的,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文化、民族、阶级和国家之间,都存在着区别,这些注定了后人对历史的研究也只能是多角度、多侧面,甚至是要从多层面入手的。这意味着,在历史研究中增加人性视角,就认识层面上来看,不过是在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上增加一个重要的选项而已。它当然会丰富我们对历史复杂性、多样性和整体性的认识。 比如,由于科学的过度发展,原本是以复合的有机体整体运行的历史如今被人为地碎片化了。太过注重技术手段和学科分类的倾向,把复杂的历史有机体切割、剥离,使我们几乎忘记了历史其实是一些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个事实。显然,如果我们能够较多地注意到历史的主体——人和人的共性,我们也许能够摆脱目前流行的这种弥漫着浓烈的福尔马林气味的尸体解剖式的研究方法,更容易“还原”人的思想、活动及其过程,更容易了解人发生这种或那种思想与活动的原因,从而更容易使我们的研究贴近我们研究的对象,即人类历史的主体——那些曾经也一样活生生的人。 又比如,传统的革命史观,着眼于政治的是非,往往只见阶级不见人;新近的现代化史观,着眼于生产力及其相应的经济政治发展,又往往见物不见人。流行的阶级史观,或民族国家史观,着眼于某个阶级,或某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与命运,往往只见自己不见他人。从人性视角看历史,显然能够较好地弥补这类史观的局限性。因为,既然历史的主体是人,既然人有共同的特性,那么,研究历史就不仅需要注意到那些表面的不同,如地主和农民、精英和民众、敌人和友人、外族和国族、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还必须要注意到他们作为人的共性之所在,并基于对人类共性的理解,透过不同研究对象“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真切地了解历史中人的情感及意图所在,避免做出过于武断和片面的判断。 以毛泽东和蒋介石为例。毛母文氏之爱毛泽东,与蒋母王氏之爱蒋介石,显然分不出高低贵贱。毛泽东爱其母,与蒋介石爱其母,与他们的党派立场和阶级倾向恐怕也扯不上多少关系。舔犊之情、爱子之心,连动物都有,但趋利避害,也是一般动物之本性。何况蒋对苏俄及共产党恐惧痛恨几深入骨髓,然而他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在苏联加入共青团,历经阶级教育和革命历炼,并公开发表文章揭露父亲虐待母亲,谴责其背叛革命,宣布与蒋断绝了父子关系,蒋却不顾儿子忤逆不孝之举而坚信亲情感化之力,坚持争取儿子回国达10年之久。蒋经国回国后亦在其父的诱导教训之下迅速转变,最终接班掌权。此亦足以证明,和阶级观念相比,人性之作用大矣哉。不了解这种情况,要读懂历史实恐大不易。 四 但是,历史研究者需要讲人性、重人权、倡人道,却并不简单是因为它能够在认识方法上提供怎样的研究便利,而是因为舍此断难达成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 历史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在求真,即要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一般而言,简单求真并不难。在各种史料相对完整的情况下,要想通过文字重建某一事件经过的基本史实,就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爱好者,也可以实现。今天网上有许多军事史的爱好者,都没有专业的背景,然而,他们因为肯下功夫,因此弄清了许多部队的历史沿革过程,甚至弄清楚了不少战役的具体经过,就是一例。 历史研究之难,说到底是难在两点。一是难在历史的悟性,或曰对历史文献的解读力上,即有没有足够的知识背景辨识真伪和读懂古人的想法,尤其是比较准确地解读古人所言所行的复杂动机和目的;二是难在知道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史料堆中和数不胜数的历史谜团当中,找出值得研究和确有研究意义的问题来,使自己的研究能够触动读者的内心,能够启发读者去思考,从而能够有助于人类历史的进步。 要读懂古人之所以难,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情境差异的问题。今人和古人之间的时空距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今人和古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思想文化鸿沟。不必说史料上的欠缺,仅仅一个语言文字的差异,就使文献解读困难重重。这就好比让一个没有在中国长期生活过、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外国译者来翻译中国的古代小说《红楼梦》,不要说译出原著的文字风格和作者的思想情感来,就是要想把意思译准确,都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仅仅有史才、史学,有丰富的天文地理人文社会知识,能够轻易辨别史料真伪,读懂文字,如果没有通过换位思考、感同身受,来设身处地地体会古人“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的能力,再高明的历史研究也难免会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 要让自己有一双慧眼之所以难,首先是一个人性立场的问题。历史原本就是淹没在种种冲突对立恩怨纠葛之中的。离开了人性、人权和人道的立场,每一个研究者自身的国家、民族、宗教、阶级、党派,乃至肤色、族群、家族、教育的背景,注定会成为客观研究与同情理解他国、他族、他党、他派人的思想、情感、行为与动机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就是想要读懂本国、本族、本党、本派中不同人的内心,也很少可能。 要让自己有一双慧眼之所以难,其次是一个现实关怀的问题。历史驳杂繁芜,万象纷呈,容不得我辈一一考察辨析,当今历史研究碎片化之危险,就在于它会把研究者有限的精力和能力消耗在无数与历史发展主线无关,因而也与今人关心的种种问题无关的琐碎史事之中。历史研究当然需要细化和微观化,更必须学术化。问题是历史学者首先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有一颗“社会的良心”,即他首先应该有现实关怀,有大的问题意识,历史细节和微观的研究理当服从于这种大的问题意识的需要,有助于对今人所关心的大问题的理解或了解。历史研究的学术化,也理当和人类社会历史及文明的进步,“同呼吸、共命运”。 据说,作家毕淑敏打过一个比喻,说社会就好比一列火车,大众是乘客,政治家是司机,自然科学家是技术工,他们的任务就是将载着乘客的列车开到目的地,而人文学者就好比是列车上的观察员。人文学者的任务就是观察列车前方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关注车厢内乘客的安全与舒适情况,他们对列车是否能够达到目的地不产生影响,他们的作用是监督乘客乘车的舒适与否,保证乘客的乘车质量。[14] 其实,毕淑敏的这个比喻很不恰当。不仅所谓的“大众”是分层的和有不同的利益需求的,政治家尤其是追逐权力和利益而四分五裂的。控制了驾驶室的政治家们固然可以主导列车的走向,但维护既得利益的强烈欲望与需要,必定会促使他们无视乘客中众多有不同利益需求的群体的愿望,甚至可能不顾最适合于社会发展的方向,让列车永远在他们所希望的轨道上无休止地跑下去。在这方面,单纯的自然科学家起不到任何作用。而毕淑敏完全没有看到这一点。她不知道,列车运行不是没有危险的,不仅司机的作为必须要受到监督和规范,而且列车运行的大方向也必须要有调度室预先设定的干预机制随时给予干预,以防止出现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所说的那种“无赖”行为[15]而引发灾难性后果。这一切监督、规范和干预机制的设定,都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任务,而且不仅仅是人文学者,政治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教育学家,统统都应该起着这种监督和干预的作用。他们不起作用,社会正常运行的干预规范的机制,即从宪法到各种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就没有可能。人文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在这里的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要告诉人们,我们过去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为什么会那样走,它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为什么必须要有所改变或修正?而没有这样的研究和对过去历史中是非善恶真相的揭示,社会科学工作者就无法找到准确的事实依据对制定各种规范和干预机制提供正确的意见。 历史研究不仅不是可有可无,而且也不是随便研究点什么就有意义。历史研究要对社会有所贡献和作用,历史学者本身必须要有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要有大的问题意识,这至为关键。而当今时代发展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历史进步最重要的标志,不是单纯的国家、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甚至也不是一个阶级或一个族群的自由与解放,而是整个人类和人类社会对人,包括对人的生命,对人性、人道、人权和人的自由与幸福的重视程度得到了怎样的提升。即由最初的无视到重视,由只重视部分人到重视所有人,由只重视权利的平等到重视每一个人实际的自由感与幸福度。换言之,人类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另一种动力,就是人对自身命运的永不休止的关心与关注,也就是人们今天会提出“以人为本”的人性观念的历史发展的逻辑所在。 历史发展当然有其特定的条件,因此条件的不同会令历史发展不可避免地呈现出阶段性和渐进性。在相当长的时段内,人权会被神权所吞噬,一部分人会被另一部分人所统治,普通人的个人命运会被遮蔽在国家或集体的巨大身形下变得无足轻重。但是,人对自身命运的关心和关注却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而且永远也不会止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有条件参与到关注自身命运的思考中来,故人们要求主宰自己命运的那一天也终会到来。 无论这一过程会经历怎样的曲折,无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认识到人性、人道和人权价值的途径会如何不同,我们都可以断定,当历史研究者开始从人性的角度看历史的时候,他们的研究也就开始有其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了,我们也就开始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了。

作者按语:我们社会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主流话语虽然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却大多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门什么学说含糊其辞,结果马克思主义成了怀有各种目的的人们挥舞的旗帜,主张守成的挥舞它,主张倒退的也挥舞它,下文主张与时俱进,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这门学说,这才是马克思学说创始人所愿意的。

我谈一点看法,十年前,2001年,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的时候,我带着长沙电视台的人一起做了一部片子,叫《走向共和》。《走向共和》播出了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个戏后来被停掉,这里面的是是非非我们今天不去讨论。我当时写了一篇东西,这篇东西的题目叫做《思考大变局,诘问历史观》,这篇东西没有发表。我是想说,大的变局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我们应该有一些总体性的思考,对历史而言,应该有历史观的思考。我刚才讲到章开沅先生说,要前后三百年来看辛亥革命,这样一种大的视野,他其实要求我们有一个大的历史观。我理解是一种变化的历史宏观。 一、历史观就是价值观 我今天想要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呢?我想讨论的是:到了今天,我们如何来看辛亥革命?如何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来看近代中国的革命?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历史观的问题。当下有一种历史热,这种热不仅仅是学术界,而且政治界,连老百姓都关心历史,文艺新闻都来凑。热闹不仅仅是党史,而且革命史、现代史,甚至古代史都热。我可以讲,几十年来,或者说上百年来历史没有这么热。现在社会的人,对历史真正从学术上上感兴趣的很少。人们对历史的关怀,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自己对社会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和焦虑。中国人对历史的审视,都是在历史的转变关头,春秋时期也好,明清之际也好,五四时期也好,现在也好,这种审视有强烈的功利性、目的性,它是为探求中国从哪里走来,今后到哪里去?中国人总是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思考的,人们追寻的是历史,拷问的是实现。还有,历代统治者都要求老百姓当顺民,不能说不同意见,所以中国人只能拿历史说事儿,养成习惯了。告别革命?否定革命?唱红革命?继续革命?这些疑问的背后,是对历史意义探索和当代价值的追求,历史观就是价值观。 二、影响很大的三种历史观 这里就存在一个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历史的问题,在文化多元的情况下,中国人的历史观有很多种,但是对中国影响比较大,甚至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有三种: 帝王史观。第一种我把它叫做帝王史观,五四以前我们所有的历史基本上在写一个东西:如何夺取政权?如何巩固政权?历代统治者不仅以史为鉴,以史资政,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且以史为凭,以史为据,把历史作为自己政权合法性的依据。传统的历史主要是讲统治者的历史,也就是讲统治者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也是某某家天下的历史。史官是帝王的奴仆,史学是政权的婢女。人民在这里面并不重要,而且,人民是被这种并不全面和不真实的历史所蒙蔽和欺骗的对象。 我们几千年的史观里面一个非常深刻的东西就是以权为本、权本位。整体上对政权的关切分解到家庭和个人的时候是对权力的关注,特殊利益是通过权力获得的,叫做争权夺利。在国家范围内,集团之间争夺最高政权,在集团内部,家族或个人争夺最大的权力。所以人们历来把权力看得高于一切,包括我们学者也是如此,有一位大学里当博导朋友,兴奋的打电话告诉我,他提了副处长,大家都向他祝贺,我很诧异,博导和处长谁更有价值?我们今天的会议也是如此,坐在主席台的基本上都是当官的,我们的大学者只有一个代表,其余的学者都坐在台下,大家都没意见。这不是我们会议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的问题,是我们民族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领导都坐在下面,学者们坐在上面,可能很多人会认为组织者外行。我们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里都是官本位、权本位无论何时何地,官都是最大的。 问题就在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与帝王史观是配套的,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顺便说一下,我们创造的所谓“计划经济”,实际上也为高度集中的体制和专制主义思想提供了新的经济基础。帝王史观在中国影响非常大、非常深远,就是因为有儒家学说从价值伦理角度给予支撑,并且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反过来说,史即六经,史在中国就是文化,就是哲学,就是思想,就是价值。儒家的价值核心是“仁”,而这个“仁”,讲的是君臣父子夫妻的名分和秩序,要害是以宗法等级制度和上智下愚的文化体制维护皇权。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主义应该直接叫做专制主义。辛亥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把否定这个专制主义。但是,专制主义和它的文化、经济基础,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退去,时时刻刻顽强的表现自己,并总是在政治上找得到自己的代理人,在文化上找得到自己的代言人。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劫难,只有专制主义才想得出做得到。近代以来,我们在政治上遇到的问题,从总体上说,仍然是从专制到宪政、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型。我想说的是,帝王史观的阴魂一直在庇护着专制主义,这是史学工作者要警醒的。唐浩明先生曾表示希望我牵头,把他的《曾国藩》拍成电视剧,我没有接受,除了客观原因之外,我认为曾国藩在维护专制主义方面,在为官之道方面不可弘扬,那种以退为进、韬光养晦、机变权谋的东西实在是民族文化的糟粕,很多官员趋之若鹜,我们的官场水已经够浑够深的了。曾国藩在另外一些方面倒是值得研究和继承,那是另外的话题了。 革命史观。第二个对我们影响很大的是革命史观,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形成的历史观,革命史观也可以叫做唯物史观,它是正确的,它曾经引导中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夺去了政权。但是我们的史观里面注入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仍然是对政权的关切,其实用性、功利性更加强烈。唯物史观是中共的基本指导思想,在革命斗争中,本来还没有生根的观点又被扭曲了。唯物史观有几个基本观点,生产的观点、人民的观点和阶级的观点,依我看还应该强调一下文化的观点,从总体上说,唯物就是要讲物质第一性,讲客观条件和环境,讲客观真实性。这些思想即使在今天,也无可指责,历史研究和传播要是真正贯彻唯物史观就会好很多。问题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压倒了其他观点,也压倒了客观真实的基本要求,史学服从于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需要,维护领袖的权威和党的团结的需要,丑化敌人、修改历史是可以接受的,客观真实性当然只能放在第二位。革命史观和实用主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革命史观在强化对权力的焦虑、对暴力的崇拜的同时,强化了权本位的价值观 十数年血海,几大战役,几十年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造成了特殊的情境和特殊的心理。客观性、原则性、按规矩出牌都被说成是书生气十足,党史秉笔直书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成王败寇,成为革命史观的法则。毛泽东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例如,我们讲抗日战争的时候,长期不讲正面战场的巨大作用和国民党将士付出的巨大牺牲;又例如,党内斗争一些失势者很少受到公正评价,所以我们的党史有些地方禁不起历史的考验,党付出的是信任的代价,价值观的代价。那就是说假话的道德合理性受到了我们的肯定。 近代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家都难免说假话,难怪林彪总结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刚听到林彪这句“名言”的时候,感到十分震惊。后来,知道了越来越多被掩盖的历史实事,才知道他不过说了句实话,才产生了上当受骗的感觉,才产生了信任和信仰危机,才产生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那种认为揭示历史真实,就会否定党的历史,造成历史虚无主义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扭曲历史,才是宣扬虚假和荒谬,才是破坏中华民族诚信品德和社会价值底线。 当生死选择成为最大选择,生死存亡的搏斗导致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甚至阴谋诡计流行泛滥,善良诚信平和的中国人,为了生存不得不相信权谋、玩弄权术,厚黑学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学问。这也不是共产党一家的错,历代帝王、北洋军阀和国民党都说假话,急功近利,饥不择食,近代中国人讲假话是历史病、文化病加和现实病的综合杂症,文革使老病复发,遗祸至今。如今党内和社会上遏制不住的说假话现象,是对功利主义历史观的继承。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历史观没有变,甚至还在强化,我们没有把真实全面的历史告诉人民。在讲伟大光荣正确的同时,也要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候实事求是的把灾难和教训多说一说,把几十年来的失误如实告诉人们,让激进主义的祸害远离中国,对后人来说,历史上的反面经验是极为廉价的资源,因为民族和人民已经付出过巨额学费,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因为除了我们谁都没有。所以主张建“文革博物馆”的声音不绝于耳。如果真正要巩固政权就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建设和谐社会,摒弃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权力史观、斗争哲学和政治史观,推动以人为本的社会进步和文明转型。中国人说真话应从执政者开始,从历史观开始。 极左史观。第三个影响我们很大的历史观就是文化大革命形成的极左史观。建国以后工作重心没有及时转变,指导思想越来越左,革命史观演变成极左历史观。阶级斗争史观、暴力革命史观被不断强化。我是在文革中念的北大历史系,当时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封面上赫然写着,“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文革时期,历史就是按这个思想写作的。中国历史变成了阶级斗争史,中国思想史变成了儒法斗争史,中共党史变成十一次路线斗争史。确定林彪为接班人之后,党史居然以林彪取代朱德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历史学变成了巨人手中的玩偶,愚民的工具。 毛泽东热衷中国历史,他以史治党治国。他的思想和做法深深地影响了党的思想和党史研究。不夸张地说,中共党史实际上是他开创并按他和《联共党史》的路子搞下来的。试举几个例子,搞延安整风、《学习与时局》初步总结党的历史,写《中国革命与共国共产党》,推荐《甲申三百年祭》,推崇《联共党史》,命胡乔木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等等,毛泽东充分运用他的历史知识,运用历史的政治功能,统一思想、整顿组织、集中权力,以解决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推翻三座大山,他是成功的。 毛泽东建国后在史学领域展开的一系列批判斗争,一直到文革批《海瑞罢官》、《清宫秘史》、《燕山夜话》、陈伯达“英雄史观”和林彪“称天才”,都是拿历史说事儿。直到晚年,他还创造了“十一次路线斗争”之说,反复强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林彪看懂了这一点,一九六七年大讲政变经,讲得毛骨悚然,连毛泽东都怕了。毛泽东是运用历史资源的大师,他使历史文化成为党和国家形成共识团结御侮的强大精神力量。但是在他运用历史进行党内斗争和权力集中的过程中,他个人和党也付出了道德和价值上的代价,包括历史观的代价。毛泽东晚年的严重失误是与他的历史观联系在一起的。 三、从权力史观到人本史观 权力史观。以上讲到的三种历史观,虽然所处时代不同,阶级属性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在文化价值取向上都是国家主义、极权主义,都是以夺取政权和攫取权力为价值取向的,我把它叫做权力史观。权力史观是一种政治史观,作为集团要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作为个人要攫取权力、维护权力,这就是历史,这就是迄今为止中国几千年的官方文明史。权力史观是农业文明的价值观的反映,是封建主义文明价值观的反映,在生产力水平发展缓慢的农耕社会,剩余产品是按权力大小分配和享受的,资源占有多寡是与权力大小挂钩的。权力史观作为权力本位价值观的反映,深植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因里面,在革命和“继续革命”中又得到加强,将长期影响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封建主义以权为本,资本主义以钱为本,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以人为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在经济领域里得到拨乱反正,但是在文化领域、学术领域,特别是历史学领域,似乎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虽然随着历史的进步,海内外学术的影响和交流,情况有了一些改善,但是党内和学界阶级斗争为纲的权力史观仍然盛行,政权焦虑症纠缠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宣传。这是今天历史研究和传播过程中发生激烈争论原因之一,也是当今中国重大方向前途问题争论的热点。中国也应该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历史观的现代化。 人民史观。第一,权力史观应该转变为人民史观。价值观上应该从以权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人民史观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人民应成为历史的主体,二是历史要对人民负责。因为人民有权知道真实历史,而这两点是最难的。我们有宜粗不宜细,一切向前看的说法;有错误公开以后会被敌对势力利用,导致动乱的担心。最常见的一个说法就是苏联解体是因为公开性,公开了苏共的历史错误。我想,首先是那些错误危害了苏共,其次是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公开纠正那些失误太晚,导致了苏共的被动。如果我们真正吸取苏共的教训,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早尊重人民,把历史真相告诉人民,让人民自己判断,我们应该相信人民相信党。我就不相信一个光明磊落一心为民领导中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党,会被几个西方敌对势力搞垮。如果我们不说实话,自己会把自己搞垮。而且随着自由度的增加和传播的发展,历史的迷雾迟早会拨开,党史研究应占据制高点发挥引导作用,放下历史的包袱,党内外才能形成新的共识。任重道远,应轻装上阵。 过去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地包含历史的局限性,客观真实地科学地总结历史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这个历史过程。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宝贵的发展机遇期内,政治经济形势比较好。认识和评价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一是要要逐步揭示历史的真相,二是要科学地说明实事背后的历史规律。公开剖析失误是认识和避免新的失误的最好办法,认识历史上的失误和丑恶才能避免新的失误和丑恶。纠正历史上的错误认识,才能减少今天对人对事的偏颇认识。 退一步讲,如果说在阶级搏斗中,斗争需要以“革命”的名义扭曲历史,在共和国诞生初期,因形势危急需要掩盖或者隐秘历史,那么到了和平发展的年代,应该恢复历史的真相,让真相和真理重新放射出光芒。让我们的孩子在真相和真理的光芒照耀下正常成长。我惊奇地发现,我周围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一些年轻人,大学生、研究生比我激进,一些人对暴力革命,对国内战争,对残害人的文革抱着一种欣赏赞美的态度和生不逢时的遗憾。我百思不得其解,免不了杞人忧天。 怎么看古人,就会怎么看今人。在中国人的认知体系里,历史认同就是价值认同,文化认同和文明认同,也是一种整体认同。历史观有一种特有的整体感,共同的历史是一种整体认同。对于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大声争论,甚至扬言要分道扬镳的中国人来说,寻找历史的共识,就是谋求现实的共识。真相和真理是共识的前提,真实的历史是共识的开端。 社会生活史观。第二,把政治史观转换为社会生活史观。上层建筑是从“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由这个基础来解释的。这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两个发现之一。我们的历史观察和思考的应该更加全面。在人民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讲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和科技中的大事,社会生活、文化观念的变迁与政治生活同样重要。不仅从阶级的观点看古人,而且从生产的观点、文明的观点、历史进步的观点看古人,看的角度不同,我们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体,老百姓的生活生产是历史的本体,统治者的重要性并不大于人民。当我读《剑桥中国史》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更接近唯物史观,那一幅幅历史画卷更生动深刻真实。当年,策划电视剧《走向共和》的时候,我给编剧开的书单,第一本就是《剑桥中国晚清史》。从近代到现代,从革命到发展,从封闭到开放,人们对历史的关注点不同、侧重面不同、阐释的意义不同、发挥的功效不同、甚至事实的真伪也不同。党史研究的关注点除了夺取政权的历史线索之外,还有发展生产力、实现代化,推动文化发展、社会进步等历史经验要总结。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观,一种社会有一种社会历史观,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历史观。而历史观的民族意义、文化意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都具有相对性。尽管自古以来,历史科学古老深厚,但是历史哲学在不断更新中进步。历史观是一个变动的思潮,一条流淌的河。客观真实科学负责,这些不变的原则是人类历史价值观的永恒主题和永远追求。 开放史观。第三,把封闭的历史观转换为开放的历史观。历史观应该更加开放,更加多样,更加包容。当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之后,在中国历史向和平与发展转型之后,应该用更宽阔的视野、更普遍的观点看待中外历史,应该以更科学、更人本、更加富有建设性的观念看待中外历史。和平发展和合作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的潮流。一个领导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党,一个领导中国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力图实现现代化的党,一个领导者中国追赶世界潮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党,本身的历史价值观停滞不前,甚至食古不化,就很难谈什么软实力,很难谈什么崛起和复兴。 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将近百年,辛亥革命已经百年。从马克斯韦伯、汤因比到刚刚去世的亨廷顿,从E.胡塞尔、G.卢卡齐、M.海德格尔、K.T.亚斯贝尔斯、H-G.伽达默尔、保尔o利科尔到J.哈贝马斯和米歇尔o福柯等等。在现代化过程中,在西方历史观的嬗变中,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对于人与人的关系的认识都在深化,这些丰富深邃的思想资源真的对我们大有好处。中国的革命战争时代和和极左时代,不仅仅阻断了中国的启蒙,而且阻隔了中国历史哲学的开放与交流,我们只能在自己的文化圈子里近亲繁殖。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不要死抱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放,谁好就学谁,什么好就学什么。中国不仅仅在经济上应该追赶世界潮流,而且应该在文化上学习与追赶世界上先进的潮流,才有可能很好的总自己的文化,复兴中华文明。 四、安顿革命 关于吵得纷纷扬扬的“革命”,我有两句话。一,革命是对的;二,继续革命是错的。继续革命并没有适时的实现转变,它把革命放在永无休止的一个地位,把革命看作最高的价值。我们应该说革命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万不得已而为之,革命是下策,在没有路走的时候下策也是一策,但是有路走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革命。革命是是暴力悲剧,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历史过程,是人类应该尽量避免的,至少是不应该无条件歌颂欣赏的。革命史观夸大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意义,反映革命斗争的要求,对于革命也许是需要的,但是革命本身只有相对的真理性一些人持续不断地宣扬革命史观,实际上是一种政权焦虑,政权合法性焦虑,以革命的合理性证明政权的合法性,这完全没有必要,是药三分毒,宣传过了会害人误国。 我如果生在辛亥革命时期,我可能是个革命党,我年轻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一直痛恨保皇派,因为我是受的革命史观的教育。但是最近在杨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我讲了一个观点:我们一定要好好研究、认识、寻找、发掘中国的改良主义,改良主义是成本最低的,它能解决和认识问题的,改良在当代就是改革,我们要有耐性有耐力地推动改革,人民时间世界站在改革一边。包括我的研究生,包括我在湖南卫视做的一档节目,包括我在湖南经视的一档节目,我周围的这些年轻的编导们,有的思想比我的还革命、比我还左极端,我为他们担心,可能是杞人忧天。为此我对我们的青年学者讲,我们现在有一项很大的事情叫做安顿革命,革命要安顿在一个地方,它应该呆在这个地方,前面有头,后面有尾。革命的精神有一部分是对的,哪部分是对的?爱国,是对的,非常宝贵,还有一条,追求平等是对的,这两个价值观是对的,还有牺牲精神、群体主义、纪律观念这些革命精神要继承,但是暴力、极端、简单化、走到头才往回退,不停地洗牌、不停地折腾,稍有不如意就造反,这些思想是要不得的,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对中国的崛起、对中国发展都是不利的。我们要把爱国主义和我们今天的全球化结合起来,我们要把追求平等和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法治精神结合起来,所以史学的观点要转变,史学观点不转变,我们这个国家又以史为鉴,以史为价值,那么我们史学者对于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责任就没有尽到。这是我想和青年学者说的 几句话,也是想和在座各位专家和各位领导讨教的几句话,这些话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阅改2011/10/10)

历史虚无主义是特指我国思想领域出现的否定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书写的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思想倾向。但有论者倒打一耙,反诬马克思主义是历史虚无主义。此举意图何在?“这是要在历史虚无主义批判上搅混水,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和攻击。” 近日,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军教授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采访时表示,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是完全对立的。历史虚无主义以唯心主义为哲学基础,否定中国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的历史合法性,抹黑中国共产党,却标榜自己“价值中立”、“态度客观”。对此学界应当进一步揭露其实质。


近读中共中央党校董德刚教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见2010年2月22日《北京日报》),颇受启发,于是也想谈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历史虚无主义”一词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对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虚无主义倾向而使用的特定概念。它萌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旨在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非毛化”思潮,经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与质疑、否定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价值的民族虚无主义交织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重大挫折之机,在中国思想舞台上作为一种有明确指向、话语相对独立的思潮再度泛起、蔓延。它着力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中国现有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错误、摧毁中国现实政治制度的历史合法性、抹黑中国共产党。杨军指出,虽然当代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与西方文化语境中的虚无主义在思想内容上不同,但是有共同性,即以唯心主义为哲学基础,对事物、对对象的绝对否定,没有具体分析、没有肯定与继承。

[1] 《首届春晚:中国思想解放的别样风向标——总导演黄一鹤含泪回忆解禁〈乡恋〉:“人性,需要被表达”》,2009年9月26日《东方早报》,A20—21版。[2]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60页。[4] ] 俞可平:《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2007年9月17日《北京日报》第8版。[6]《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2007年6月26日《人民日报》第1版。[7] 《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的北京奥运》,2008年8月18日《人民日报》第1版。[8] 据2009年9月27日google搜索记录显示,“共产党”一词检索到的中文词条量为70.5万条,“人性伟大”为362万条,“人性”为2730万条。[9] 《毛泽东致和森子升兄并在法诸友信》(1920年12月1日),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10] 这实际上突破了毛泽东关于“人性”和“爱”的观点。参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54、871—872页。[11] 林喆:《人性论、人道主义与人权研究》,《法学家》2006年第6期。[12]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5页。[13]沃尔什著,何兆武等译:《历史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14] 转见王志耕:《从“文史不分家”说起》,学术中华网,] 大卫·休谟认为,在进行权力机构的体制设计时,必须紧紧盯着人性的弱点,确保从制度上对可能存在的“无赖”进行严格的防范。

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有本质上的不同。

1919年5月,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发表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标志着中国最早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理解。”(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67页)李大钊在文章中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理论时说:

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人类社会历史,而历史虚无主义坚持的是唯心史观。

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李大钊以“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样的语言,概括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二十多年以后,毛泽东回忆自己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说: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将“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通过探寻“现实的人”之间的“现实的联系”发现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不仅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且从社会的物质生产中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根源,探索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不仅肯定少数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而且强调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人是广大人民群众。它“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以客观的生产力状态为可靠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从而说明研究历史的出发点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必须从顽固的事实出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同自然界,也遵循一定的规律,这些规律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但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不是外在于人类而存在的自在之物,它形成、存在并实现于人的活动之中,表现为一种最终决定人类行为结局的力量。”杨军说,在人类历史中,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是有机结合的,人类的历史就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记得我在一九二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79页。)

唯物史观的发现,克服了唯心史观的致命弱点,实现了人类历史观的深刻变革。同时唯物史观也改变了此前“至多是积累了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的研究状态,为历史研究指明了一条“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把历史研究引上真正的科学轨道。

可以说,从李大钊到毛泽东,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基本如此。

杨军指出,历史虚无主义批判唯物史观是“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忽视了人的作用,忽视了人性”,要检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结论,强调历史研究应该坚持“价值中立”,以“超然的客观主义态度”,树立一种超乎阶级性的新的评价标准。它秉持唯心史观,对客观存在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想象和臆断。它否定近代中国革命对于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价值,认为中国革命的发生是因为一些革命者的“鼓动”;它用“阴谋论”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毛泽东的一生;用各种假设、推测来“设计”“安排”中国近代历史过程,提出“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清政府会通过君主立宪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等等。这些观点,否定了人民群众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内生的革命愿望,也抹杀了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否定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过程的客观性,否定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发生、革命的方向和结果,或是把历史过程看成是某种主观意志的展现,或是用思维对历史过程进行改造。历史虚无主义否定社会历史客观规律的存在及其决定性作用,或者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对立起来,强调人的主观因素、特别是“人性”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是从历史哲学上否定近代以来中国的历程符合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发行,亿万民众对毛泽东的一段话耳熟能详:“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毛泽东所言,反映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共同理解。

马克思主义坚持科学的辩证法,而历史虚无主义则与之对立。

“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辩证法才有可能。” 相应地,放弃唯物史观来考察历史,就会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对立。

四十年前我随父母到“五七干校”劳动,其时毛泽东号召干部读马列的六本书,我的身份虽为知青,也和干校的干部们一道学习,这便是我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所谓马列六本书,即《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前四本是马恩的,后两本是列宁的。六本书是马列学说的代表作则无疑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考察人类历史要坚持普遍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注意把握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互联系和互相作用关系,把握历史发展的整体;要坚持矛盾的观点,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矛盾的运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推动了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注意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分析历史现象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分清主次,把握重点,把握主流;要正确处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认识历史“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经济的必然性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决定的。同时,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也会起或大或小的作用。“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 要坚持通过现象把握本质,历史研究不能仅限于观察、描述现象,更不能为现象尤其是假象所迷惑,要深入到现象背后去把握本质;对历史人物及其活动的考察必须“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应根据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和社会关系中来考察人的思想和活动,以获得对历史人物的正确理解。

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干校田间地头的大喇叭里一天到晚在唱着毛主席的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读了马列原著后,我觉得毛泽东总结得很精辟,马克思主义的确是一门指导无产阶级起来闹革命,砸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学说。《共产党宣言》说得明白:“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285页。) 在学习中,我懂得了:那个“让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社会,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够由空想变成现实,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要义。正如马克思在致魏德迈的信中所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333页。)恩格斯则把马克思的贡献归结为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正是这两个发现,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恩格斯还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5页。)

杨军指出,历史虚无主义完全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反面,其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对于中国革命,历史虚无主义以革命中有流血、牺牲的现象,指责革命“造成社会的动荡”、“是对文明的破坏”,从而否定近代中国革命在本质上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拥有的唯一权利;它肯定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种种措施,却有意回避“预备立宪”的结果是专制皇权的换汤不换药,实际是要用“改良”对抗“革命”。比如关于对中华民国的认识,历史虚无主义为否定近代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以民国时期一些大学教授的优厚待遇和思想言论自由,对民国时期进行浪漫描绘和温情缅怀,却无视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混乱的时期,军阀混战,外国入侵,民不聊生,无视同为大学教授的闻一多、李公朴被杀、马寅初被关押、中国民盟被迫解散的遭遇,是典型的以点概面、以偏概全。又如,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历史虚无主义从固有的目标出发,罔顾近现代中国遭受外国入侵的悲惨境遇和社会的主要矛盾,脱离中华民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面临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两大历史任务,绝口不提毛泽东自觉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将自己的命运与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为中华民族复兴所做的伟大贡献,而是热衷于发掘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不是具体分析当时的社会环境对毛泽东思考判断的影响,分析错误产生的多方面原因,而是以“权力斗争”为核心,以毛泽东个人性格、心理状态为立论依据,否定毛泽东,甚至不惜捏造“史实”,对毛泽东的政治活动、思想观念、家庭婚姻和文才武略进行全方位的抹黑。这就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背离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且颠倒了毛泽东一生的主流与支流。

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历史的方法上坚持阶级分析方法,历史虚无主义则反对这一方法。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执政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行检讨说:“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又说“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于是理论界提出了“我们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议题。一个相当普遍的主张是:对马克思主义“要坚持的主要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因为“不管哪个方面的理论,不管它多么重要,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比起来,毕竟不是贯穿一切的。” (李洪林:《我们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第1期,第6页。)也有观点认为,曾在我国占据了主导地位的阶级斗争史观“从实质上严格说来并不属于唯物史观,因为唯物史观的实质主要是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历史” (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6页。)那么,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门什么学说呢?这个本来十分清楚的问题,似乎变得有些混沌了。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分析法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观点,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中各种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也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因为历史学是以人类社会历史和相关的领域作为研究对象和知识范围的。自从原始社会解体、社会分化出阶级对立之后,一切有文字记载的社会文明史,从一定意义看,都是阶级斗争史,都属于阶级社会。阶级的划分和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不是外界力量强加给历史的主观臆想,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存在。因此,分析阶级社会的历史现象,就不能不使用阶级分析方法。“从法国大革命时起,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出事变的这种真实内幕,即阶级斗争。法国复辟时代就有一些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在总结当时的事变时,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解全部法国历史的钥匙。”

要弄清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的关系,在理论辨析的同时,还需要作些历史的考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谈到导致唯物史观创立的“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那是其主编《莱茵报》期间所遇到的一系列现实政治斗争问题,诸如莱茵省林木盗窃立法牺牲普通农民的利益,马克思撰文予以痛斥,指出立法权实际上是保护有产者利益的工具;《莱茵报》发表摩塞尔地方农民悲惨处境的通讯,遭到省督的指责,马克思进行反驳,抨击普鲁士的社会政治制度;《莱茵报》刊登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受到另家报纸的攻击,马克思起而反击等等。可以说,唯物史观的创立,与其时社会政治斗争或曰阶级斗争的需要密切相关。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通篇用唯物史观写成,然其中心议题却是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毕竟政治斗争纲领不同于纯粹的历史哲学著作。恩格斯在说明《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时说道:“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读者细读这段非常著名的话,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之间的关系,以及后者在前者中所占有的位置了。1879年马、恩在致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的信中说:“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页。)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历史观。当然,它主要是一种政治性质的史观,而唯物史观则把这种观点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生产力、生产关系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虽为不同的概念,但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里面却有着必然的联系;阶级斗争学说不可等同或替代唯物史观,但它确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人为地把它从唯物史观中“摘”出去,是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在反思此前几十年阶级斗争扩大化时,在理论上的一种权宜之计,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运用阶级分析法能有助于把握历史本质和规律。因为阶级分析法通过分析隐藏在不同阶级政治思想背后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物质利益,从经济上说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根源;通过分析一定阶段的社会经济关系,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活动中各个阶级的立场态度及其力量对比,从而深入认识历史运动、历史事件的性质和特点;通过分析一个阶级或社会集团所代表的经济关系和利益,来深入认识和评价其思想理论观点。这样历史研究就不会停留在浅层次的现象观察、细节的描述和杂乱的史料堆砌中,能够深入到历史本质和规律的层面。

实在地说,除了玄学,很少有哪门学说,会让人搞不清楚这门学说本身是什么的。因此,如果出现对一门学说本身搞不清楚的情况,大多是对待该学说的人思想方法有问题。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是过去了的那个革命时代的产物,而我们今天所身临的已经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在当今时代,并不是社会上不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了,而是人们终于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可以通过讲发展这个硬道理,用民主与法制的手段,使阶级矛盾趋于缓和,使人的各项基本权利得到保障,使社会达至公正、和谐。应该说,由过去时代的暴力革命,到当今时代的和谐社会建设,这是世界历史的巨大进步。唯物的认识论,承认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由人所创立的学说当然也是如此,这既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也没有什么可以担忧。正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抹杀不了牛顿经典力学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地位一样,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地位也是永存的。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今天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始终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这门学说,而不能抱有其他非学术的目的。其实马克思生前早就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所以他曾声明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运用阶级分析法能够更好地辨析史料。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而后才有可能探寻出“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因为史料大多是由文字记载流传下来的间接材料。它们本身由人记录,包含了记录者的价值倾向和选择,未必能与真实的历史事实完全吻合。由于阶级社会里人都被划分为阶级,处于不同阶级的人因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差别,在思想观念上也有不同。因此,在历代留下的史料中,或多或少地会保存着阶级的烙印。采用阶级分析法,对史料的思想性进行鉴别分析,才能可以防止对史料的误读误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但是历史虚无主义反对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法,主张用人性论代替阶级论,来解释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活动,并用“价值中立”“客观主义”来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这样历史人物都被改头换面,“好人不好”,“坏人不坏”;把历史材料当作证明自己某种愿望或设想的工具,对史料不作分析、比对和辨伪,只要符合其价值取向,就可使用,甚至违背孤证不立的原则,以一两个史料推翻整个历史结论。这样研究、书写出来的历史不过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完全对立。那么,把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混为一谈,能伪装历史虚无主义的什么呢?”杨军说。

本文由中国史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马克思主义不是历史虚无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