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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新革命史研究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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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新革命史研究何

政治史为什么“消失”了 以上的标题看上去似乎有些耸人听闻,在人们的记忆中,“政治史”曾经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叙述系谱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除了社会经济史因论题内容与之相呼应,可以配合其某些讨论而拥有较为显赫的位置外,“历史学”几乎完全可以和“政治史”划等号。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政治史”这块“帝国版图”迅速被“文化史”和“社会史”等新兴学科所吞噬和肢解,最终沦落成为边缘学门。这倒不是说“政治史”没人研究了,而是其作为方法论支配地位的急剧衰落至为明显。“政治史”遭此际遇的大背景自然与中国史学界受当代西方理论影响,开始转向关注下层日常生活的“社会史”趋向有关。其严重程度几乎到了任何政治现象似乎只有涵化到“地方史”的框架里才能得到更为精细与合理的解释。 从表面上看这是西方知识话语霸权制约下的无奈结果,可毕竟也与我们传统的“政治史”缺乏解释能力和叙述魅力不无关系,除了在社会发展趋势的宏观叙事上颇有建树却又不乏机械教条的图解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外,中国的政治史叙事基本是“制度史”研究的一种翻版,人们在政治史的表述中除了了解到堆积出的一系列事件序列和机械的制度描述外,根本无法感受到中国政治运作奇诡多变的态势和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读到钱穆先生那本薄薄的《中国历代政治之得失》时,不禁感叹政治制度史居然还可以这样被激情洋溢地书写的缘故,更不会惊讶于《叫魂》的畅销,因为那一桩满含多种意义却又长期被简单化解释的政治案件,毕竟让一个讲故事的高手重新生动地演绎了一遍。 然而,“政治史”终于还是被碎片化了,碎化到似乎只能是一种地方文化实践的表达形式。没人能否认“社会史”所表述出的千姿百态的魅力,传统笼罩的村庄,香烟缭绕的庙宇,温情脉脉的宗族,质朴有趣的民众生活……我也很欣赏从地方故事的脉络中去理解国家政治渗透和表现的地区史路径。但这些路径毕竟都替代不了“政治”在跨地区意义上的整合作用。要理解这些整合作用,就要把“政治”当作一种相对独立的运转机制进行再研究。 把“政治”当作相对独立的因素进行研究的想法似乎并不新鲜,但我这里要强调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事件史”研究,而是要在新的视野里说明,近代以来的复杂情况使得“政治史”要想真正得到复兴,就必须在与其他研究取向、特别是与“社会史”研究的不断对话中寻求灵感,同时也要不断超越“地方性”的感觉重新建立起整体解释的意识。因为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自近代以来,“政治”对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而言,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和许多血泪横飞的苦痛记忆密不可分,它既是“地方的”,也是“整体的”,既是上层的实践,也是下层的感受。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政治”由于现代国家建设的不断介入,具有了远较古代更加复杂的涵义,也非分析古代社会的研究手段所能胜任。 从“整体上”理解中国政治和从“地方上”理解政治肯定感觉不同。从整体而言,不少学者已经从各个角度对近代“政治”难以把握的复杂性做出说明,有一种观点最近越来越得到认同,即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过程中,中国自身不但在不断建构起现代“民族—国家”的形象,以适应在强权林立的世界中竞争生存的需要,而且这种“国家”意识和制度的确立是不断通过对地方社会的渗透和榨取得以实现的。这倒不是说中国以往的帝国形态并没有向地方社会索取资源,而是近代化建设对资源动员的需求要远远高于古代社会,所以其榨取的强度也是空前的,同时这种竭尽全力向农村基层社会的渗透又是以摧毁当地的文化运行网络为代价的。 另有学者更加关注这种渗透和榨取过程所采取的手段和形式。中国近代的国家政权建设是伴随着民族主义的极度焦虑感出现的,也即是在不断处理频繁爆发的民族生存危机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自己和以往帝国形态相区别的合法性。在内忧与外患不断肢解着中国传统社会肌体的情况下,要重新统合各种资源使之变得有效,就要采取非常规方式。所以有学者认为近代采取的是全能形式的非常规政治治理手段,而非西方极权主义式的改造社会方式。“全能主义政治”依靠政党的组织形式,通过动员的过程实施一场社会革命,由于可以随时无限制地把政治意识灌输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所以“现代政治”在近代中国人的生活中被赋予了空前的敏感性和实际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政治”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主导和支配性要素完全是现代性的一种独特的本土表现。 参与“政治”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核心行为之一,在以往的近代史表述中被作为正面的依据不断被叙说着,比如好像民众的阶级意识乃是一种自发感情的抒发,而忽略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复杂构造作用。在我看来,这种叙说本身就应成为中国人被政治化的一种表现而得到解读。因为中国“群众”如何参与政治和西方“公民”对政治行为的认知毕竟差异很大,“公民”更大意义上是自主性的产物,而“群众”意识到自己成为与国家命运相关的主体则是政治规训的结果。这种政治的强烈渗透性不但作为一种历史和当代的现象而存在,而且被赋予了合法性的意义。这种合法性不应该作为研究前提,而应该作为研究对象被认识,目前的情况恰恰是,这种合法性如何确立,且对中国民众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仍是当今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盲点。 “政治史”与“地方史” 我推想,最近盛行的从“地方史”的角度来理解近代“政治”的思路可能出于以下考虑:近代政治的过多渗透瓦解了传统社会的文化格局,并不意味着中国乡村社会中就不存在对抗这种瓦解的基层力量。“地方史”研究者假设,只要在中国社会找到这些力量,也就等于找到了疏离和对抗政治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人类学方法的引进和流行,恰巧形成了一种难得的契机,使得社会史研究有可能获得一些在传统史学中无法找到的研究手段,使得对宗教与地方组织构成因素的考察,获得前所未有的崭新视野,从而根本扭转了中国历史学的兴趣走向。 近几年兴起的“地方史”研究仿佛有意无意地强调地方文化资源在现代社会变革中的正面影响,这种表述的背后隐含着一种对近代以来不断加强的政治规训现象的反抗意味。他们对宗族的复兴与寺庙重建的解释大多摆脱了“科学”—“迷信”二元对立的科学主义式解说,而赋予其地方合理性。这样一种解读路径的好处是容易凸现地方文化演变的历史脉络,以及政治如何在地方情景下重新得到理解,特别是能够说明近代乡村与城市在政治干预下的不同境况。 “地方史”研究还有一种十分明显的思考取向,那就是其中蕴涵着强烈的逆向于“现代化叙事”的关怀,即试图通过寻找基层社会中异质于现代化的传统品质,比如所谓“地方性知识”来重构中国社会历史的基本框架。中国“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深受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的影响,特别讲究通过象征和其他文化传承的形态来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运作方式,以避免仅仅从上层政治经济学角但对“地方性知识”的过度强调也容易使人误认为乡村社会的传统一定是和上层社会的价值处于一种截然对立的状态,代表乡村的“地方性知识”变成了和代表精英上层的“普遍性知识”相对抗的一种反控制资源。其实近代以来,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政治”意识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可谓是前无古人,近代中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如何以政治力量支配地方社会的历史,所谓“地方性知识”也只能在如此的背景下才能得到准确理解。 最为关键的是,我们需要把研究过程中无意识地认同目前意识形态赋予的政治史解释框架,和自觉超越“地方性知识”的新教条而赋予政治史以新意的努力区别开来。所以,对“区域社会史”的理解也应更多地关注“政治”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空间表现形式,是如何与“地方性知识”达成了某种张力关系的。“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最初是以抛弃传统意识形态式政治史研究而直接进入乡村社会的,可是在进入乡村之前,其潜在的台词是政治史在相对“社会史”研究时的次要性,然而最近的事实证明,如果对上层几乎与乡村研究的盛行同步,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讨论使人们产生了另一种冲动,想在城市中寻找出与西方近代启蒙运动所依赖的公共舆论场所相匹配的公共空间,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因为花费力气寻找出来的“空间”根本不具备创生现代因素的条件,甚至不具备对抗现代政治暴力干预的要素。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城市在政治的强力支配下“消失了”,所以现在寻找城市公共空间的努力变得没有多大意义。与之相比,乡村却有可能复兴,那是因为乡村有“宗族”和“庙宇”作为对抗国家政治的支点。如果说到这种解释的弱点,那就是它无法理解“政治”之所以在近代中国会成为区别于以往的主导要素的复杂的跨地区原因,而且无法解读为什么只有到了近代,“政治”才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主调。 尽管有人提出从“地方史”的角度呈现“整体史”的框架和视野,但目前只有个别著作是从地方史的角度解读政治在基层运行的模式,大多数作品仍强调民众以各种文化和社会象征的形式与政治相对抗的行为。“地方史”对政治史的重新解读无疑贡献尤大,但却是从各自的地方性视野和脉络中来重绘这张地图的,所以如何拾掇起碎片重新拼贴出一幅整体的政治史图像,又使之区别于“革命史叙事”支配下的传统解释,仍是有待完成的有趣课题。 重审“政治史”的意义 中国近代的“政治”与社会革命的特性密不可分。实际上也是当要面临解决社会问题时,近代政治的意义才会凸现。也正是因为近代社会所面临危机的复杂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所以在解读用政治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时就会觉得更加难以把握。 近代以来,“政治”之所以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有支配力,无疑与频繁发生的难以应对和解决的危机的严重性有关,也与外来势力的进入不断改变着中国人处理日常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状态密切相关。这些改变确实用传统的“政治史”等于“事件史”的简单逻辑和图解方式难以有更大的说服力。即使“革命”被描述为一种简单事件的排列过程,看上去颇有自主性,也无法解释它在普通中国人的生命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地方史”研究方法的介入无疑会更加有效地回答人们脑海里被抽象化的“政治”如何在一些普通中国人的具体行为中发生作用,却又难以回答政治为什么会在超地区的范围内如此前无古人地改变着整个生活世界。 “革命”是解读近代中国为什么被如此彻底政治化的一把钥匙,但长期以来对“革命”的解释本身就是被意识形态化的领域,因此,要真正想实现“政治史”的突破,我们就需要把“革命”解释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同样当作自己的“政治史”研究对象。 另外一个极端是把“革命”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个人际遇和行为,或者是基层社会破碎的动力之一,“革命”自身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表现机制反而被忽略了。也就是说,解读“政治”本身的运作很容易与解读受政治影响的其他现象相混淆。当然,有人会说,只有把“政治”放在一种非常具体的场景下才能更好地加以解读,也才能避免传统“革命史叙事”对政治的抽象处理。比如,为了反驳宏大叙事的命定论设计,有人把“革命”和“政治”的关系处理成鉴别和确认目标的过程,这个过程取决于革命者对个人复杂的身份和社会网络的不断构建。这种日常生活中的细小抉择对革命的影响变得并非微不足道。有人把城市工厂里的政治关系的改造看成是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一种复制,是“新传统主义”的一种表现。还有人把乡村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剥离成表面和深层两个层面,而强调传统网络关系在革命中的连续性作用。这些层面的研究都有各自的贡献,但仍无法说明“政治”为什么在20世纪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速度控制了中国社会的运转。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限于篇幅无法展开分析,仅提供几点想法供讨论。其一是“意识形态”再研究。“意识形态”早已成为陈旧的词汇而不再显得时髦。那是因为我们以往的研究习惯把“意识形态”归到“上层建筑”领域,好像只是统治阶级在官僚机构层面使用的一种统制策略的表达。一系列政治措施的制订与实施,仅是统治者头脑中方案的一种实施结果。因此,传统观点往往把“意识形态”与“错误意识”等而论之。而目前的社会理论研究已根本不承认“意识形态”有所谓“正确”与“错误”之分,只认为“意识形态”更像是一种鲜活的“文化实践”。“意识形态”并不是观念和精神的,它是一系列社会实践、表象和仪式。其二是近现代“政治”与古代“政治”的一个最重要区别,是近现代政治往往与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联系在一起,这些“社会动员”性质的运动常常有计划地指向特定的政治目标,而且日趋频繁。这种社会动员形成的范围、规模和程度都是传统社会所无法想像的。这些社会动员往往会构成所谓“共意性运动”,最大范围地整合民间文化资源并消弭着其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其内在发生机制的跨地区性动员能力显然不是区域社会史研究所能解释的。

编者按:作者在对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提出了重提革命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对新革命史研究的可能路径进行了思考。本文原题为《“告别革命”论与重提革命史——兼论新革命史研究何以可能》,出自《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7年第1辑,有删节。作者常利兵,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内容摘要: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政治变革与乡村社会问题历来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与此同时,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近代转型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学者们对近代乡村社会的研究逐渐由“政治经济”向“社会文化”转变。除了民国时期的乡村社会调查、基层政府档案以及乡村社会中的士人日记之外,族谱、契约、碑刻、会册以及排日账等各种与乡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民间历史文献,更是成为探究近代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史料。对于近代乡村社会史研究而言,民间历史文献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拓宽了其史料的范围,更重要的是能够在政治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明清史与近代史的贯通、区域史与全球史的一体等3个方面,为近代乡村社会史研究带来更广阔的学术空间。

当前,学界时有“新政治史”、“新革命史”、“新党史”的提法,试图对传统的政治史、革命史、党史国史研究进行解构,而建构出一套新的史观,对政治、革命等问题进行再研究,以重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这既得益于近些年来不断有地域化新资料的发掘与利用,也是现实社会变革的内在诉求使然,正可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本文即是以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最新代表性成果为切入点,对其史料与史观进行了分析讨论,并通过重新审视“告别革命”说及其争论,提出了重提革命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问题,进而对新革命史研究的可能路径提出了系统深入的思考,希望能对深化中共党史学科发展史和中共史学的学术史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乡村社会;研究;民间历史文献;文化;学者;国家政治;政治体制;政治变革;碑刻;侨乡

一、“静悄悄”的革命史研究热

作者简介:

近年来,关于20世纪中国革命史研究再次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一是辛亥革命,二是国民革命,三是中共革命。王奇生指出:“长期以来,国内学界习惯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中共革命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三次革命,而很少关注三次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更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革命来考察。其实正是这三次革命的相互关联、递进,共同构建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前一次革命如何为后一次革命‘预留’了空间,后一次革命如何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础上推进。只有将三次革命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察,才能洞察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总体特征。”就革命史而言,其研究架构大致体现了革命史观(1949年后的30年间)、去革命史观(1980年后的近30年间)、重构革命史(2010年以来重新审视中国革命)三个相对分明又互有交叉的时代特征。接下来,以第三阶段研究状况为讨论对象,以展现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最新趋向,尤其是与传统革命史观的异同。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政治变革与乡村社会问题历来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早在20世纪40、50年代,费孝通、闻均天、傅衣凌、陈翰笙等学者就对中国乡村社会组织和经济问题做了开创性的研究。至20世纪70、80年代,学者对近代政治变革的关注,逐渐转向制度史的研究,以揭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转型及其历史意义。与此同时,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近代转型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学者们对近代乡村社会的研究逐渐由“政治经济”向“社会文化”转变。在此学术取向的背景下,许多新史料不断被发掘并加以利用。除了民国时期的乡村社会调查、基层政府档案以及乡村社会中的士人日记之外,族谱、契约、碑刻、会册以及排日账等各种与乡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民间历史文献,更是成为探究近代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史料。对于近代乡村社会史研究而言,民间历史文献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拓宽了其史料的范围,更重要的是能够在政治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明清史与近代史的贯通、区域史与全球史的一体等3个方面,为近代乡村社会史研究带来更广阔的学术空间。

当下重新审视辛亥革命的多重意涵和复杂面相,突破单一的意识形态制约,深入历史细节,已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史观的新图景。杨天石对辛亥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讨论就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他认为究竟谁领导了辛亥革命这个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问题至今仍未明了。通常流行三种说法:一是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二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三是由资产阶级中下层领导的。各说法间言词有异,本质上却主张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为此,杨天石从活跃于晚清政治舞台上的新型知识分子着手,将其分为“洋务知识分子”、“维新知识分子”、“共和知识分子”、“无政府知识分子”和“共产知识分子”五种类型,并重点通过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共和知识分子的比较分析,认为共和知识分子才是辛亥革命的真正领导力量。

  政治史与社会史的结合

个人管见,近些年来,杨念群倡导的新史学路径不仅对近现代史研究影响较大,而且对当代史研究范式转换也起到了积极影响。这在其《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及《新史学》系列丛刊在学界的广泛影响中均有所体现。以新史学的视野重构中国革命史,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堪称典范之作,从视角到史料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问题意识上,王书中强调,革命不是孤立发生的,革命史也不应该孤立地研究和书写。20世纪的中国革命应该放回到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放在社会文化的大视野下考察,不仅要研究“革命”,同时也要研究“不革命”和“反革命”。只有将革命的主体力量和革命的敌对力量以及局外各方放在同一个历史场域来考察,才能再现其“众声喧哗”的历史本相。作者在书中对1920年代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三大政党对“革命”与“反革命”的话语认知及行动进行的深入剖析,打破了以往“国共合作”、“一党立场”的传统框架,从观念史层面讨论了不同政党、派系竞相争夺和垄断对“革命”话语的阐释权,争夺“革命”的正统,并试图建立各自对“革命”话语的霸权地位,“唯己独革,唯己最革,唯己真革”,而贬斥对手和潜在同盟者为“不革命”、“假革命”甚至“反革命”。因此,王奇生认为:1920年代国民党、共产党和青年党三个政党都主张革命而否定改良,认为革命是解决国家民族问题的根本手段。这种对革命的认知和遐想使得革命日趋神圣化、正义化和真理化。革命被建构成一种与自由、解放、翻身、新生等时代意涵相关联的主流政治文化。另者,三个政党又以各自的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为考量来诠释其“革命”行径,于是在革命话语渐趋神圣化的同时却又蕴含着强烈的任意性和专断性因素。

  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政治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结构与权力体系的演变,均缘于国家政治体制的变革。如晚清和民初的团练与民团等军事组织、清末新政时期的自治会、教育会等新式社团,咨议局及民国时期的地方议会等机构,这些无疑都是源于国家政治制度的变革。那么,国家政治变革究竟是借助何种方式,影响与制约着乡村社会的发展?乡村社会又是如何对国家政治制度变革作出反应呢?要对这些问题有一个全面而客观的解答,除了将研究的视野从政治制度的层面转向乡村社会的角度外,还必须对民间历史文献进行充分的利用和深入的解读。

此外,《革命与反革命》中对基层档案文献资料的重视和利用,从微观个案角度讨论了中共党组织在城乡环境中的发展史。作者指出,1980年代以来,中共地方组织的相关文献资料大量汇编出版,为中共党史研究在注重全局性讨论的同时开展区域性微观研究提供了可能。这些文件不同于中央高层的理论性、计划性和宣传性的文件,内容多为地方各级组织的工作汇报、请示材料以及上级党组织有针对性的具体指导性文件和会议决策过程记录。它们更多地反映了中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以及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执行情况。这些文件当时是高度保密的,从未打算公开甚至保存下来,内中不少出自文化程度甚浅甚至不知名的党内基层干部之手,行文和内容表述大多直白,未加修饰,有的文句不通顺,错别字亦不少见,但亦因此而更显生活、鲜活。众所周知,1927年7月国共合作第一次失败,中共遭受了重大打击。面对白色恐怖,广东省中共地下党如何求生存、继续革命,党组织及其路线政策如何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应变和实施,尤其是外来的组织体制和意识形态如何进入中国乡土社会等问题,王奇生利用六十多册《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探讨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组织的内部调适,党员、党组织与乡土社会的多重关联以及党与农民在早期革命过程中的互动关系。

  民间历史文献之所以能成为透视国家政治变革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焦点,在于其文本的生产与流变,既受到了国家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的影响与制约,又受到了乡村社会文化传统或“地方性知识”的形塑与影响。在1915年编修的萍乡《刘氏族谱》中,我们可以发现族内的士绅这样看待地方自治的推行:一种新的体制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必须从家族施行开始。而家谱的编修及其相关内容的编排,为地方自治的推行提供了充分信息。只有将“宗法与国例”二者有机结合,现代政治体制方能延伸至乡村社会,最终达到“家国一体”的目的;在1946年订立的进贤县《北区和平同盟会盟书》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自称“弱小”的村落,如何利用现代政党的组织体制实现村际联盟,从而达到“对于本区政治事宜,义务同尽,权力同享”的目的,从中能够感受到现代政团的组织形态,实为这些村落改变生存境遇的一种文化策略;在立于1934年6月的《蔡银谋、邹雨水同立贡献字》《邹东美立贡献字》两份契约中,展现了传统乡村社会中的“族产”如何转变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团产”的过程。因此,借助这些民间历史文献,我们不难对近代地方自治、党团派系等政治制度与乡村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内在关联进行客观的探讨和分析,从而在深化对地方自治、党团派系等政治制度研究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近代乡村社会变迁的基本逻辑。

相比之下,杨奎松和黄道炫有关国共两党的革命实践研究以实证见长,注重对革命史实的复原,彰显历史本相。杨奎松的“革命”四书与“建国史”二书是其积数十年之功从宏观视角深入探讨国民革命与中共革命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与杨奎松的研究相比较而言,黄道炫有关1933~1934年中央苏区的革命研究在集中讨论上层革命实践展演的同时对基层民众在遭遇革命情境中发生的变化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展示了革命在上下层之间的历史画面。首先,在对中共革命源流的论述中,作者通过解读大量苏维埃时期的土地调查材料和中共创建中央苏区的历史过程,认为在赣南、闽西地区土地普遍分散,尤其苏区的土地集中程度是最低的,但是革命集中爆发的地区,这种土地占有状况与土地革命呈现的是一种负相关态势,因此,以往人们一般把土地高度集中看作苏维埃革命主要成因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其次,尽管土地集中程度与苏区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但是作者指出理解农民对土地的需求仍具有重要意义。也即是说,在土地革命开展后,没收地主土地然后进行平分,对农民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对土地的渴望便成为农民认知革命和走向革命的直接驱动力。再次,除了土地问题之外,中共给农民宣传自由、平等、权利、尊严、身份等理念也是农民投身革命的政治心理原因。这一对农民精神状态变化的关注,对理解在苏维埃时期并不完全成功的经济变动下农民高涨的革命政治热情提供了新解释。最后一点是,苏区革命的进行又是以强有力的军事武装力量作为后盾的。作者认为这一点也是当时苏区革命面临的最现实的考量。就像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一样,即是突出军事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的重要性。毫无疑问,黄道炫对革命源流的四点剖析丰富和推进了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解和把握。

另外,黄著中最精彩的篇章应该是关于中共在创建中央苏区后自上而下全面开展的苏区革命建设内容,集中体现了作者将革命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叙事路径。主要包括苏区的党政建设、民众教育和文化的宣传活动、革命动员下的社会风俗变革、妇女解放、群众团体组织与改造等方面,展示了中央苏区“燃烧的革命”景象。中央苏区的宣传动员形式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艺活动尤为中共所擅长,主要有红色歌谣、工农剧社和苏维埃剧团,以及为群众文化活动提供场所的俱乐部。至于妇女解放,苏区不仅颁布了新婚姻条例,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而且妇女地位的提高激发了她们参加政治经济活动的热情,设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妇女参加犁耙、耕种等繁重的生产劳动。但是,在肯定妇女解放正面效果的同时,也应看到中共的妇女政策对数千年来的社会结构的冲击,造成了不小的社会动荡,如片面提倡妇女解放导致的性错乱现象直接威胁到了农民家庭的稳定。从黄道炫的苏区革命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在改变着国家、社会、家庭乃至个体时彰显出巨大张力的同时,最终还是要受到具体历史情境和现实环境的制约,不可能轻易越过固有的界限而任意所为。

综上所述的研究成果,既有宏观与微观的,也有总体与区域的,还有理论与实证的,这些不同层次的革命史研究都试图重新思考革命在20世纪中国的展演过程及其对当今社会造成的或隐或现的影响。前文中指出,从研究进路上看,可以将新中国成立至今的中国革命史概括为前后相继又互有关联的三个阶段,一是以阶级斗争学说为主的革命史观架构,时间为1949年后的三十年间,二是侧重现代化论的去革命史观架构,时间为198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间,三是对前两种史观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出现的重构革命史观的架构,近几年来学界重新审视中国的革命实践即为代表。

二、新革命史研究路径的再思考

因此,本文以重提革命史为讨论重点,就是试图立足近年来革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期对今后新革命史的研究路径提出再思考,权且当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正名的一种尝试和努力。

谈论新革命史,从新史学视角研究中国革命史,无论是从方法论层面,还是从具体史实层面,应该是近些年来为这一看似过时的历史性主题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李金铮指出,站在21世纪的伟大时代,不仅不能削弱中国革命史研究,而且应该加大革命史研究的力度。在他看来,中共革命史研究的传统模式和问题在于其党派史观的范式,遵循的是“政策—效果”的书写路径,注重对重大历史事件、精英人物的研究,主要呈现的是其政治意义。但历史还有更丰富的社会、经济、文化内容,所以,最应当引起重视的正是中共革命中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变迁,或者说中共革命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由此,他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突破传统革命史框架,转向新革命史。第一个角度是加强中共革命史与中国乡村史的连接,既要将中共革命纳入乡村史范畴,也要在乡村史研究中重视革命问题的引入。因为“中共革命实际上是农村革命、农民革命,中共政权与农村、农民的关系是最值得重视的核心问题。必须从乡村史视角考察中共革命问题,也只有将中共革命纳入乡村史范畴,才能避免就中共革命论中共革命,从而真正理解中共革命的起源与变迁。反过来,从乡村史而言,不能仅仅限于传统乡村以及向近代转型的近代乡村,还应将中共革命纳入乡村史研究的范畴”。第二个视角是运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分析架构,从社会史角度,将革命与社会结合起来。但最关键的是研究思维和视角的转换与创新,否则,即使从社会史方向研究中共革命史,仍然会陷入碎化,或者是表面上强调社会史方法,实际上仍未摆脱传统革命史的研究方式。所以,“在新的理论与方法中,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即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双重互动角度研究中共革命史,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的切入点和突破点。以往只强调国家权力对社会单向地施加权力,将政府与社会仅仅表现为二元对立、排斥与冲突的关系。现在,普遍认为二者的关系应该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重叠的互动,研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就是研究来自政府的自上而下的权力和来自社会的自下而上的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谓互动既包括两者间的排斥、冲突,也关联到二者的融合与转换,或者排斥中有融合,融合中有排斥,总之是排斥、融合乃至转换的互动过程”。总之,李金铮通过对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自觉反思,首先从方法论层面提出了向新革命史转型的两大突破点,并提醒研究者要警惕滥用社会史方法导致的“碎片化”现象,具有借鉴意义。

在构建革命史研究的新视角上,王奇生的个案研究和理论方法都值得关注和重视。前文对其已有所交代,在此主要就他对革命史观的再解释做一些讨论,以加深我们对新革命史何以可能的认识与理解。王奇生指出,近年来,新革命史研究的特点和未来走向,大致呈现如下趋势:一是反思既有的革命史观,革命党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革命理论、革命话语、革命逻辑、革命价值,不应该直接移用为革命史研究的结论和指导思想,而应作为革命史研究的对象。二是将革命放回到20世纪中国政治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考察,将革命的主体、客体以及局外各方放置于同一历史场域中探讨,以再现其复杂多元而又关联互动的历史本相。三是不满足于史实重建,在“求真”的基础上进一步“求解”。不停留于革命过程的描述,更进一步探寻革命的原理、机制以及革命的政治文化。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大多数革命史研究依靠革命意识形态话语来加以考释,而新革命史的兴起无论是在史料的利用上还是在史观的建构上都试图超越传统革命史学的套路,对革命进行纯粹学理的实证探讨。此外,学人对当下社会政治的焦虑及未来中国走向的思索,也是新革命史研究热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理由。所以,“当革命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时,革命时期的政治话语应一并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不可直接移用为学术论断,但国内主流革命史学界至今沿用中共革命时期的政治话语作为革命研究的定论,不容置疑”。

在如何以新史学的视野重写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问题上,王奇生认为:“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去评判历史上的革命的时候,主张把革命放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讨论,不要简单地、抽象地肯定或否定革命。每一场革命的发生与演变,都有具体的、独特的时空背景。研究中国革命,有必要将革命放回到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考察,不可在‘神化’与‘魔化’两极之间简单往复。”也即是说,既要将革命放回20世纪中国的历史情境中去“设身处地”地理解,又必须使自己与这场革命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冷眼旁观”,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平实地解读“过去”。历史学者更要注意“设身处地”去理解历史行动者的所思所为,要能够重现他们的思考和选择,既要理解革命者,也要去理解那些不革命者与反革命者,而不是以“后见之明”的眼光指手画脚,或以今天的现实政治与自身立场去任意裁剪历史。可见,王奇生提出的新革命史观对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更新传统史观并重构革命史观的作用。例如,传统革命史观认为,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中共革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三次革命,是不同阶级性质的革命,很少关注三次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更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革命来考察。但事实上,在20世纪的中国,正是这三次重大革命事件的相互关联与递进,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只有将三次革命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察,才能洞察20世纪中国历史展演的总体特征。我们从本文第一部分的论述中也呈现出了近年来不同于传统史观的革命史研究给整个中国革命史研究带来的新气象和新局面。

所以,文章讨论重提革命史,即是要结合新近研究成果来探讨新革命史的可能路径及其未来走向,相信这也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以革命为主题的中国现当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中其可以大放光彩的正确选择。重提革命史,不仅是革命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和转换,而且重在开展对革命传统的发掘,对革命遗产的继承和思索,对革命经验的探索和阐释,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懂得中国社会近代以来为何会发展到现今这个样子及其历史实践过程。杨念群曾在强调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一文中,对近代以来“政治”和“革命”问题进行了讨论,从另一个视角为我们重新思考革命史问题提供了学术参照。他指出,中国近代的“政治”与社会革命密不可分。“政治”之所以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有支配力,不仅与反复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有关,也与外来势力的进入不断改变着中国人处理日常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状态密切相关。针对这些“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的“政治史”等于“事件史”的简单逻辑和图解方式已很难有更大的说服力和解释力。“即使‘革命’被描述为一种简单事件的排列过程,看上去颇有自主性,也无法解释它在普通中国人的生命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地方史’研究方法的介入无疑会更加有效地回答人们脑海里被抽象化的‘政治’如何在一些普通中国人的具体行为中发生作用,却又难以回答政治为什么会在超地区的范围内如此前无古人地改变这整个生活世界。”在此基础上,杨念群认为“革命”应该是解读近代中国为什么被如此彻底政治化的一把钥匙,但长期以来对“革命”的解释本身就是被意识形态化的领域,因此,要真正想实现“政治史”的突破,我们就需要把“革命”解释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同样当作“政治史”的研究对象。与革命本身被意识形态化的极端做法一样,另一个极端表现则是把“革命”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个人际遇和行为,或者是基层社会破碎的动力之一,“革命”自身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表现机制反而被忽略了,或者说“碎片化”了。对此,他指出,可以从两方面入手去避免那种忽视“政治”、“革命”的应有地位或借着社会史名义将其“碎片化”的做法。首先,有必要开展“意识形态”再研究。以往的研究习惯把“意识形态”归到“上层建筑”领域,好像它只是统治阶级在官僚机构层面使用的一种统制策略的表达。实际上“意识形态”更像是一种鲜活的“文化实践”,一系列社会实践、表象和仪式。其次,近现代政治往往与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联系在一起,这些“社会动员”性质的运动常常有计划地指向特定的政治目标,其范围、规模和程度也都是传统社会所无法想象的,其内在发生机制的跨地区性动员能力显然不是区域社会史研究所能解释的。杨念群试图重提政治史的目的在于对社会史或区域社会史过于淡化或轻视政治制度因素的批判性思考,即使社会史可以对地方社会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历史姿态,但它终究替代不了“政治”在跨区域意义上具有的整合作用。他对社会动员问题的强调即融汇了政治与革命的高度关联,它们既是“地方的”,也是“整体的”,既是自上而下的实践,也是自下而上的感受。这些思路对于我们构建新革命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因此,本文探讨重提革命史,就是要将革命放回到历史现场,提倡把革命实践与20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艺术、科技相结合;把革命与20世纪中国的城市、农村、市民、农民、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三教九流相结合;把革命与20世纪中国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相结合;等等。这样,原有的那种将革命抽离于社会事实的传统史观很难胜任新革命史研究,相反,从新资料、新视角与新写法的综合路径中才可以使革命史研究丰富多彩。正如查默斯•詹隼(Chalmers Johson)所言:“研究一般革命或任何特定革命,首先需要注意的是:革命的研究必须置于它们所发生的社会体系中。对革命的分析和对具有生命力且发挥功能的社会的分析相互交叠,任何割裂这两个概念的企图,都会削弱它们的作用。”周锡瑞在评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学者的中国史研究由社会史向文化史转变的趋向时,也指出:“近年来社会史无疑已经失宠了——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研究之中。这反映了在把中国革命从历史舞台中心移开的倾向……我自己也认为我们应当摆脱那种简单地以革命为主题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但现在我怀疑我们是否走过了头。在使革命脱离中心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根本忘掉它,或把它当作某个碰巧一起来祸害中国人民的外部事件。”“中国革命在当代意识中的衰微无疑已在中国研究的领域增强了这一趋势(即文化史的流行——引者)。由于革命似乎对目前的中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探求革命的社会起源对于那些想理解过去的人们仿佛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但是,“我认为仅仅文化史不能解答为什么现代中国会走她的一条独特历史道路这样的重要问题。……我们必须牢记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的‘大结构,长过程,大比较’”。周锡瑞不仅对缺乏社会史内容的文化史研究进行了批评,并借此强调历史过程的重要性,而革命在这一过程中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就像他在另一篇关于革命议题的文章中谈到的,“在所有的这些变化中——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人口的,以及环境的——中国革命都在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历史的进程最终大于革命,因而将革命史置于更大历史变化的模式下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革命的目的论中摆脱出来,并把理解中国的过去作为了解当代中国的关键”。

总而言之,通过对革命概念由传统至现代的词义演变分析,更应该受到历史学家重视的则是革命在20世纪中国史上造成的社会变迁,甚至革命本身已成为社会变迁的一种特定形式,至今仍影响深远。因此,“革命”的现代意义应该成为讨论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中国历史演变的重要内容。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20世纪的中国是革命中的中国,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表达形式,革命又是扎根在社会土壤中的,我们要打破意识形态化的“革命史”路径,把“革命”放回到“历史现场”,把“革命”还给社会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新革命史之所以变得可能,就是要靠研究者突破固有的宏观政治性议题,将视野放大到近代以来的社会演变当中去。就问题意识和方法论而言,笔者认为新革命史研究总体上需要把握四个方面内容:一是革命与政治。主要讨论革命如何造就政治,政治又如何开启了革命的问题。二是革命与社会。旨在把革命作为一种历史语境,去考察分析革命与社会之间的生成关系,即革命与社会变迁的问题。三是革命与文化。侧重革命与文化的关系建构问题。革命中有文化扮演与文化置换,文化塑造中又多有革命影响存在,以彰显革命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四是革命与观念。关注革命实践与革命观念的关系生成问题。革命运动的展开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革命知识传播与建构的过程,革命行为与观念认知紧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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