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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李治废立皇后之谜永利皇宫官网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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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李治废立皇后之谜永利皇宫官网网址:,

首辅养成手册

长孙无忌是太宗朝的首辅,高宗的亲舅舅,是高宗被立为太子,后为帝的铁杆支持者。他极力推荐李治为太子,正是看好他的懦弱和对政治的不感兴趣。一旦太宗去世,高宗为帝,他将是大唐帝国的实际操控者。实事上,高宗即位后,无忌确实是朝中的无冕之帝王,高宗只不过是他的傀儡而已。

永徽二年,武则天被高宗接回后宫立为才人。生太子弘后,又被晋升为昭仪。此时,武昭仪已经是高宗的专宠了,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失宠,使她离皇后的位置越来越近。这时,只要长孙无忌不阻难,武昭仪的皇后桂冠唾手可得。但是,武则天清楚的知道,要想废掉王皇后,立自己为后,道路还很遥远。长孙无忌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他是王皇后的铁杆后台。于是,武则天以高宗作靠山,实际上,高宗此时也想摆脱无忌的政治阴影,借武昭仪的智慧和力量,一起正式拉开了与长孙无忌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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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怀柔无忌失败。永徽五年,在小公主死时,高宗发出了“皇后杀我女”的呼号后,皇后的位置已经到了摇摇欲坠的程度,高宗已经有了废后的意愿。但是,长孙无忌象一座泰山一样,压得高宗不敢轻易提出废后的主张。七月,高宗与武昭仪为了获得长孙无忌的支持,想用怀柔政策去感动这位泰山舅父。他们便一起行幸到昌化坊东南的无忌的住宅,并带去了丰厚的礼品:十车金银珠宝,绫罗绸缎。

无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在酒过一巡,气氛正欢之时,高宗又借兴赏赐无忌的最小的三个儿子各为散朝大夫。无忌再三拜辞,在旁的武昭仪不失时机的微笑着说:“舅父再三拜辞,倒是显得有些无礼了。”听了武昭仪的话,无忌只好拜受。

无忌已经感到高宗和武昭仪的良苦用心,对他又是送礼,又是为儿子封官,目的是拉拢他达到废后立后的目的。在原则和维护自身利益方面,无忌是不会轻易就范的。他当初之所以拼死立高宗为太子,就是要完全掌控他,完全掌控朝政。他清楚的知道,武昭仪不是一般的女人,她能够“死儿复活”,那是有惊人的毅力和智慧、以及果敢的行动才能达成的。如果武昭仪立为皇后,那么,高宗今后就不会再听他这个舅舅的了,他作为傀儡皇帝的主人将要换成武昭仪,他的利益将要受到大大的打击。太宗在世时,在废立太子和再立后的问题上,最终是太宗作了让步。无忌这次也要警惕,决不能让他们的主张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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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席间气氛欢快和谐之时,高宗见时机已到,提出了废后的意思,他吞吞吐吐的说:“现在皇后之事实因其无子,确使人困恼。因此,实际上,此时……”

无忌不等高宗说完,就将话题巧妙的引开,没有给高宗将废后的意思表达出来就将其封杀。武昭仪无可奈何,她只是干着急。在高宗和武昭仪看来此行没有什么结果了,只得离去。无忌从十车礼物中合符礼节的收了部分,其余全部退回,给了高宗和武昭仪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这次施用的怀柔政策没有奏效。这一次行动虽然失败,但她清楚的探测到,无忌是阻碍她通向皇后之位的最大的阻力。武昭仪不得不考虑新的对策。

二是发表《女训》向无忌发出檄文。就在怀柔无忌失败之后,武昭仪为了在朝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她不失时机的发表了《女训》一书,作为宫中所有女性的“内训”,以规范后宫妇德、妇言、妇行,要求后宫妇女应该遵守的道德和礼仪的教科书。此书文藻华丽,造诣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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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发表《女训》含意深刻:一是向无忌发出檄文,宣告自己已经是事实上的“皇后”;二是借此警告其他嫔妃、宫女要克守妇德;三是与高宗亡母长孙皇后比肩,自己也是不亚于长孙皇后的才学优秀的女性,长孙皇后曾着有《女则》三十卷;四是展示自己深厚的儒学功底和才智。

这是一个果敢的行动和智慧,适时的发表《女训》,收到了警示政敌、展示才智、树立形象的良好效果。

三是借“赃官”势力立后。武昭仪怀柔无忌不成,转而借“赃官”势力立后成功。所谓“赃官”,是指那些出身低微的官员,说他们爱财,容易接受贿赂。这时,她的情报网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在她辛苦的谋取后位的路上艰辛跋涉时,朝中的反无忌官员也在蠢蠢欲动。首先有所行动的是时任卫尉卿的许敬宗,在得知高宗欲废掉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后,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向无忌挑战,首先与他直接谈废后的问题。许敬宗出身低微,是无忌最憎恶的“赃官”。

一天,他到无忌的私宅,向无忌直陈为了皇帝幸福,建议废后的提议。无忌立即怒火中烧:“你何出此言?!皇后身出名门,妇德不亏,一时衰微就另立她人,实在荒唐!你这把年纪还愚昧无知,真为你满头白发为耻!”无忌的话像鞭子一样抽在许敬宗的心上,他愤怒无比,但不敢发作,只好拜伏于地,请求宽恕,狼狈不堪的退了出来。武昭仪得知后,立即派心腹宦官送大量金币去许敬宗府上,以示嘉奖。

正当武昭仪准备扩大势力的时候,又一名重量级“赃官”投到她的门下,这人就是中书舍人李义府。此时的李义府已被厌恶他的无忌抓到了一些过失,突然将其左迁壁州司马。李义府为了自救,连夜写好建议立武昭仪为后的奏折,请求进见高宗。高宗召见义府的结果是:取消了他左迁的敕命,留任现职。另赐予珠玉一斗。第二天,武昭仪派密使到义府府上慰问和勉励。高宗上朝后又提拔义府为中书侍郎。李义府不仅没有左迁,反而提升,令无忌一派朝臣愤怒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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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一批支持立武昭仪为后的朝中官员集结起来,包括重臣李绩,在高中召见他征求他立后的意见时,他竟然说这是皇帝家的私事,予以支持与默认。高宗与武昭仪兴奋不已。永徽六年,武昭仪在艰难困苦的搏斗中终于取得了胜利,被立为皇后。

四是与无忌决战。武昭仪被立为皇后后,她不失时机的展开了与无忌的决战。经过深思熟虑,武后决定在壮大自己势力的同时,采取分步走的方针:先剪除其手足,然后拔除躯干。

永徽七年正月六日,废太子忠(太子忠是王皇后的养子,是无忌极力主张立为太子的),立武后长子弘为太子,改元显庆元年,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二月,将立后第一功臣李义府列宰相之位,后又兼太子右庶子。三月又加封李义府中书令兼检校御史大夫,使李义府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实权人物。与先期列为宰相的许敬宗一起,形成了武后派死党。

与此同时,对无忌的势力不断的在剪除。先是对已经遭到被贬的褚绪良(当高宗征求他立武昭仪为后的意见时,他不仅不同意,且在高宗面前将头部在地上磕破了,鲜血直流而以不敬被贬)继续贬斥,先将其左迁到岭南的桂州任都督,不久,又将他左迁为爱州刺史。接着,将朝中无忌派的实力人物侍中韩瑗左迁振州刺史,中书令来济左迁台州刺史。这样,在中央,无忌的手足重臣全部被剪除。

此时,武后认为彻底清算无忌的时候到了,她密令许敬宗寻找机会向无忌进攻。显庆四年四月,机会终于到来。当时洛阳令李素节上诉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结为朋党。高宗特命许敬宗调查此案。许敬宗认为这是打到无忌的极好机会。于是,用极其残忍的酷刑对付韦季方,企图让他招出是无忌指使其谋反。韦季方受刑不过,自杀未遂。许敬宗喜出望外,立即编造证据上奏高宗,说无忌力图挽回权势,密结韦季方图谋谋反,事情败露,无忌指使韦季方自杀灭口。

高宗接到奏报,惊异与愤怒之余,也不免有些猜疑。但是,在许敬宗的能言善辩下,高宗竟然不得不同意治无忌之罪。于四月二十二日发布了剥夺无忌太尉官职和赵国公爵位,左迁为扬州都督,无忌本人则到黔州安置。接着无忌一族左迁的左迁,流配的流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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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七月,许敬宗得到武后的密令,派中书舍人袁公瑜去黔州解决无忌。袁公瑜到了黔州无忌的居所,告以“赐死”,迫其自杀。无忌在悲愤中悬梁自尽。

在武后与无忌的较量中,武后终于除去了前进中的最大障碍,从而使唐朝的政治大权,从外戚的手中重新夺回到“天子”手中,而这个“天子”无疑已经是武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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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唐高宗为何谋废武后及其失败之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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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为何谋废武后,载籍所述均语焉不详,时至今日学界对此鲜有论及。(不少学者的相关论述虽提到此事,但多是一笔带过。另韩升先生《上元年间的政局与武则天逼宫》一文〔《史林》2003年6期〕,间接涉及高宗谋废武后,对史实有所考订,然于事件的前因后果则未暇深究。又刘健民先生《上官仪谋废武后事件考析》〔赵文润、刘志清主编《武则天与偃师》第39页,历史教学社1977年12月版〕对此事原委有所分析,他以上官仪为事件主谋,并认为谋废武后失败是"高宗性格不够坚强","对武则天并非无情"等,对有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卷二《极谏第三》载:武后"及得志,威福并作,高宗举动,必为掣肘。高宗不胜其忿。时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宫掖,为则天行厌胜之术。内侍王伏胜奏之。高宗大怒,密召上官仪废之"。(《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麟德元年,《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传》、卷一○五《上官仪传》,所载同此。)然而武后如何"威福",在哪些事情动辄"掣肘"高宗,使"高宗不胜其忿",史无明文。从今天可知的史实考察,至少有以下几件: 1.王皇后,萧淑妃的惨死。王、萧废为庶人后,被囚于别院,高宗明知冤枉,曾去看望,并呼"皇后、淑妃安在?"且许诺"朕即有处置",而结果是"武后闻之,大怒,遣人杖王氏、萧氏各一百,断去手足,捉酒瓮中,曰:'令二妃骨碎!'数日而死,又斩之。"行事如此狠毒残忍,未免过分,不可能不在高宗心中留下阴影。 2.元老重臣的处置。武后既立,标志高宗与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在政治上的决裂。武后对反对她的元老们誓必斩尽杀绝,高宗则坚持贬官削爵而止。显庆二年七月,"许敬宗、李义府希皇后旨,诬奏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与褚遂良图谋不轨,以桂州用武之地,授褚遂良桂州都督,欲以为外援"。明显是欲加之罪,高宗没任何犹豫,即贬韩瑗振州刺史,来济台州刺史,"终身不听朝觐"。"又贬禇遂良为爱州刺史,荣州刺史柳奭为象州刺史。"四月,许敬宗诬长孙无忌谋反,"请收捕准法"。高宗泣曰:"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尽管许敬宗引前朝故事作为杀害无忌的依据,并恐吓说:"无忌今之奸雄,王莽、司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迁延,臣恐变生肘腋,悔无及矣!"高宗也只是"下诏削无忌太尉及封邑,以为扬州都督,于黔州安置,准一品供给"。高宗不仅给无忌以生的机会,而且给予从二品官扬州都督,并在生活上按一品优遇,毕竟他是无忌力争才坐上皇帝宝座的。然事仅隔数月,就有许敬宗派人于黔州逼无忌自缢,柳爽、韩瑗则遭斩决,并"籍没三家,近亲皆流岭南为奴婢"。显然这一切都是武后策划的,与高宗本来的意图大相径庭。 3.李义府的贪赃枉法,肆无忌惮。武后的坚定支持者右相李义府,"恃中宫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铨综无次,怨讟盈路"。高宗委婉告诫他:"卿子及婿颇不谨,多为非法,我尚为卿掩覆,卿宜戒之!"李义府不但不请罪,反而"勃然变色,颈、颊俱张",竟然质问高宗"谁告陛下?"高宗回答他:"但我言是,何必就我索其所从得邪!"而李义府"殊不引咎,缓步而去"。高宗心里完全清楚,李义府在自己面前敢于这样嚣张傲慢,是背后有武氏庇护撑腰,作为一国之君他很难忍得下这口气。 其实,武后"掣肘"的过程,也正是高宗权力被侵蚀的过程。史载显庆四年七月许敬宗逼死长孙无忌,和他有牵连的有关人员如柳奭等被斩决后,八月壬子,上年被贬普州刺史的李义府便重新回到朝廷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同月"乙卯,长孙氏、柳氏缘无忌、奭贬降者十三人。高履行(无忌妻舅,曾拜户部尚书、益州大都督长史等职)贬永州刺史,于志宁贬荣州刺史,于氏贬者九人,自是政归中宫矣"。面对这一切,特别是"政归中宫",高宗未必能甘心。 史籍又载:显庆五年十月,"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从文字表面看,好像武后干政,是高宗有病主动让权。然此事可疑。高宗的"风眩"(《旧唐书·则天皇后纪》作"风疾"),现一般认为是高血压、糖尿病,这在今天也只能控制,难以痊愈,何况在1300多年前,哪能很快就好。既"头重"到"目不能视"的地步,表明病得不轻。然而不过三四十天,",上幸许州。十二月,辛未,还东都"。又不到三个月,即龙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上与群臣及外夷宴于洛城门,观屯营新教之舞,谓之《一戎大定乐》。时上欲亲征高丽,以象用武之势也"。再半月之后,即发任雅相等各路大军"及诸胡兵凡三十五军,水陆分道并进。上欲自将大军继之;癸巳,皇后抗表谏亲征高丽,诏从之"。"冬,十月,丁卯,上畋于陆浑,戊申,又畋于非山;癸酉,还宫。"委政事武氏之后数月间,既打猎,又观军乐,还要率军出征,活动如此频繁,这不像是一个"头重"到"目不能视"的重症病人所为。"头重"如何骑马?"目不能视"怎么打猎?可见将政事委武后,不是"处事皆称旨",而是另有隐情。或者是,既然事实上已经"政归中宫",不得已给予承认;或者是以退为进,拭目以待的韬晦策略;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细察高宗在此事前后的几项重大决策,不难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1.亲自选人任朝中各部门正副首脑。如龙朔二年五月,迁御史大夫窦德玄为司元太常伯,在此前后又"以源直心为奉常正卿,上官仪为西台侍郎,凡十余人,皆帝自择,以示宰相李绩等,皆顿首谢"。按正常程序,选人当先由吏部提名,中书拟旨,门下审核,然后下诏;时李义府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现越过吏部直接由皇上提名,而所选之人,都与武后无甚瓜葛,意味着什么,应当是不言自明。 2.令太子定期审察各部奏事并处理日常事务。龙朔三年十月,"诏太子每五日于光顺门内视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决之"。已将政事委托武后,现又让太子视事,这明显是分散权力。其时太子李弘年仅十一岁,实际运作当然只能由属官代劳。而那时的太子左右中护郝处俊、乐彦玮,前者富有"远识","志存忠正",后者"公清","权臣独抗"(《旧唐书》卷八一《乐彦玮传·赞曰》),都是不依附武后的,高宗作这样的安排,自然有其深意。 3.整顿宰相班子,最具重要意义。显庆四年武后向最后一位反武顾命大臣长孙无忌下手时,居宰执者除长孙无忌外,还有李绩、于志宁、许敬宗、许圉师5人。无忌既废,于志宁亦因拥立武后态度暧昧而被免职,元老重臣除支持武后的李绩外,其余全部清除干净;而许敬宗、辛茂将、许圉师都是武后的人。(许敬宗是武后得力干将,辛茂将是其副手,诬陷长孙无忌便是二人一起操作的。见《通鉴》卷二○○显庆四年七月。又《新唐书》卷3载:龙朔元年九月,"及皇后幸李绩、许圉师等"。特地突出皇后,亦见武氏对李、许的信赖与期待。)高宗显然不愿武后之党独霸相位,于废黜无忌的次月,便以"兵部尚书任雅相、度支尚书卢承庆并知政事",任、卢当是高宗可以信赖的。(任雅相两《唐书》无传,龙朔元年四月高宗欲亲征高丽,以任为前锋主力,足见对其倚重,以为宰执,当与此有关,见《通鉴》卷二○○。卢承庆深受太宗赏识,历任雍州别驾、尚书左丞,两次遭禇遂良构陷,贬简州司马,是高宗亲自将他召回朝廷委以重任的,史称其"忠清文行",也不是见利忘义之徒,见《旧唐书》卷八一本传"史臣曰"。)可是当年八月,被贬普州的李义府又回到朝中"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宰相成员中武后势力仍占绝对优势,所谓"自是政归中宫矣",就是针对这种态势而言的。不久辛茂将去世,自然规律,无可奈何,不必多言,然而接着的是显庆五年六月,有"度支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卢承庆坐科调失所免官"之事发生,这便有些令人生疑。"科调"有度支郎中具体负责,"失所"并没造成严重后果,作为尚书又同中书门下三品,最多负领导失察责任,就因此免官,未免小题大作。对比显庆三年十月李义府因"贪冒无厌"、"卖官鬻狱"、"多树朋党,倾动朝野"而不过问,经中书令杜正伦揭发,竟以"大臣不和,两责之"贬为普州刺史,那便不可同日而语了,个中隐秘无疑暗藏高宗与武后权力控制的较量。龙朔二年二月,任雅相卒于军中,宰执中又无高宗可以依靠的人,于是高宗果断地做了几项重要决定:第一,龙朔二年八月,"以许敬宗为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知西台事"。品级升了,实际权力则虚,虽仍知西台事,但不管具体事务,明显是削权。第二,同年十月,以"西台侍郎陕人上官仪同东西台三品",实际上是接替了许敬宗。同月将几个月前才升为左相的许圉师"诏特免官"。第三,龙朔三年四月,将正月方升为右相的李义府"除名,流嶲州"。第四,麟德元年八月,"以司列太常伯窦德玄为司元太常伯检校左相"。这几项决策,提升的都是高宗亲自选择之人,打击的尽为武后之党,意图何在,自是昭然。 麟德元年十月,此时宰相成员中除许敬宗尚保留一个名义外,其余武后的支持者已经清除尽净,朝廷各部门也早已安排了高宗可以依赖的大臣,反击的时机到了,于是"厌胜"之事被揭发,高宗决心采取行动,废弃武后,种种迹象显露,此事早在谋划之中,"厌胜"不过是导火线而已。 关于"厌胜",事涉宫中秽迹,载笔向来简略,留下一些疑点,有必要诠释。所谓"厌胜",是古代迷信以为能用诅咒制胜。武后为何"厌胜"?针对何人?高宗为何因此立即决心废后?其时武后公开的强大政敌既已诛杀殆尽,残存的敌对势力武后可以随心所欲任意处置,哪用得着借助神力!如果说是对潜在敌人,此时既没暴露,诅咒也没有具体目标。日人原百代认为是驱逐废后王氏和萧淑妃的幽魂,被高宗误会"一定想咒死朕!"(〔日本〕原百代着、谭继山译《武则天》2册224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这真小看了武氏的心理承受能力,如果说武氏害怕幽灵报复,且不说此前,试看她日后的行事,不仅是对政敌,就是异母兄弟、同胞姊妹、至亲乃至自己的骨肉等,只要被认为妨碍她掌权,一律杀无赦,何止百千,她哪怕什么鬼魂,相信报应。现在阻碍着她获取最高权力的只有一人,那就是高宗,所以高宗以为"一定想咒死朕",不是误会,而是政治博弈本身的无情;正因如此,才使高宗勃然大怒,立即下决心,找人密谋,废除武后。显然,此事是高宗亲自策划的,事前作了精心部署,绝非一时之忿。 然而废后流产了,原因何在呢?时贤几乎一致归结于高宗软弱,不够坚强,深爱武后,对武后并非无情。然细读史料,发现所谓软弱、爱情说,大有可疑,似宜探研。 说高宗软弱,始自太宗。《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七年十一月载:太宗下令选良家女以实东宫,时高宗为太子,派人代为辞谢。于是"上疑太子仁弱,密谓长孙无忌曰:'公劝我立雉奴,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吴王恪英果类我,我欲立之,何如?'无忌固争,以为不可"。同卷贞观十八年四月又载:太宗谓群臣曰:"吾如治年时,颇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宽厚,谚曰:'生狼,犹恐如羊',冀其稍壮,自不同耳。"由上可见,太宗说高宗懦弱的依据,一是给他女人不敢要,不像"吴王恪英果类我";二是不像太宗年轻时敢于不"循常度",心狠如狼。看来太宗尽管治国成功,但治家失败,确非偶然。谚云:知子莫如父。而太宗则是太不了解他的儿子了。高宗不贪女色,"循常度"吗?他敢于和他父亲的姬妾偷情,仅此一端,足证他色胆包天,"常度"在他眼里一文不值。这是本质,其他都是假象。史称高宗"幼而歧嶷端审",就是说有足够的聪明,一点不弱智,行事稳重谨慎。他在两位兄长太子承乾和魏王泰谋取继承皇位的斗争中,看似超然,无所作为,其实是坐山观虎斗,稳收渔人之利,可谓大智若愚。试看他的伪装,魏王泰恐太宗立晋王治,对晋王治说:"汝与元昌善,元昌今败,得无忧乎!"就这样一句话的威胁,便吓得魂飞魄散,"忧形于色",引起太宗注意,经多次追问,才吐出实情,不动声色,不露形迹,非常自然地牵出承乾,将李泰的狠毒野心彻底揭露,一下就把李泰打倒了。四两拨千斤,恰到好处,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关于高宗"昏懦"、"庸懦",赵文润先生有《唐高宗"昏懦"说质疑》专文辩正(牛致功、赵文润《隋唐人物述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版),言之凿凿,不再重复。想着重强调的是,高宗即位几年间,即取得史家称道的"永徽之治",所谓"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这该不是昏懦之君所能做到的。他在立武氏为后的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多么的大,他敢于排除各种障碍,岂是懦弱之人所敢为。当然此时他有许敬宗,李义府等少数朝臣支持,但许、李辈不管从哪方面讲都根本不能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相较。史载当高宗犹疑不决之时,是李绩一句话"此是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让高宗开窍,"上意遂决"。其实,"幼而歧嶷"的高宗当然明白所谓"家事"、"外人"之说根本站不住脚,皇后母仪天下,怎是"家事"?长孙无忌是高宗亲舅,哪是"外人"?而高宗一听此言,即下决心立武氏,是他摸清了李绩在此事上对他的明确支持。李绩自高宗被立为太子之日起,即任太子詹事兼左卫率,是东宫的最高军政长官,在高宗的随身卫队中有重要影响,永徽间曾任左仆射,此时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与长孙无忌同为三公,无论政治、军事才能及影响都足以与长孙无忌抗衡。实力从来是政治博奕的坚强后盾,有李绩支持,便不怕长孙无忌等生事,于是当机立断,可见高宗并非不英果,的确端审。至于他以后为武后所制,权力倾斜,则另有原因,是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绝非个性使然,这在后面将深入具体论述。另外说到情和爱,高宗对武后当然是有的,否则就不会不顾巨大阻力立她为皇后。不过情和爱都是相对的,也不是永恒不变的。高宗对王皇后和萧淑妃也曾有情,深爱过,还不是说变就变。封建帝王在两性问题上对女方的要求主要是情欲和传宗接代,谁能在这两方面给以最大满足,谁就能得到宠幸,也就是帝王的情和爱。武氏正是以她少妇的成熟风情和日本人原百代所谓的"闺房技巧"而取得高宗欢心的。刘肃《大唐新语》卷2《极谏第三》载:"始,则天以权变多谋,高宗将排群议而立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1麟德元年记:"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刘肃是唐人,记皇帝老祖母的丑事有顾虑,难免含蓄,司马光是宋人,就没有那样的思想负担,故将"权变多谋"具体化为"屈身忍辱,奉顺上意",可谓画龙点晴。面对不利形势,忍性坚忍,韬光养晦,等待机会,正是武氏的高明。《资治通鉴》卷199永徽五年记她对王皇后的行动策略:"武氏巧慧,多权数,初入宫,卑辞屈体以事后,后爱之,数称美于上。未几大幸。"之后,则不遗余力中伤、诬陷王皇后,及至置之死地,这是高宗亲眼所见,亲身所历。如今,相似的境遇落到他自己身上了,武后"及得志,威福并作,高宗举动,必为制掣肘。高宗不胜其忿"。武后掣肘高宗,前面已经论及,所以,如果说高宗对武后深情有爱的话,那也是昨日黄花,"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考察武后的生育情况,也可见高宗对武后感情事实上的转移。从永徽初,五六年间,武后产三男一女,足显高、武的激情热恋,然自此之后,至龙朔二年,六年后才有李旦,激情遽去,昭昭然。 然而,谋废武后最终流产了,症结究竟安在?按《大唐新语》卷2所记:高宗找上官仪谋商废后,是"密召"当属绝对机密。宫禁之内,帝王平时言行都是秘密,不能外泄,泄则有罪。贞观间,侍中王珪就因"坐漏泄禁中语,左迁同州刺史"。武后也曾派人告柳奭"漏泄禁中语"而使柳贬荣州刺史。大臣尚且如此,一般宦官将皇帝废后的绝密泄漏,岂不是死罪。但在高宗"左右"就偏有人不顾杀头"驰告则天",可见武后早在高宗身边埋伏有线人。则天"遽诉",帝王所在,警卫何等森严,哪能任人轻易闯进;任何晋见,都得事先通报,并得允许,皇后也不能例外,除非发生了非常意外事变,像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在玄武门杀死建成、元吉后,派尉迟敬德擐甲持矛直闯李渊跟前,李渊一见就知大事不妙,立即宣布以秦王李世民为太子,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方得保全自身平安,否则谁能保证不会血溅龙袍,杨坚父子之事未必不会再次发生。现在武后不受阻拦直闯高宗跟前,让高宗措手不及,表明高宗的警卫对于武后已经不起丝毫作用,高宗的贴身护卫也完全被武后收买了。再说武后"遽诉",绝不会是她一人前来,必定带有大批随从乃至武装人员,不然,身为万人之上的皇帝凭什么怕她一人之下的皇后,竟"恐其怨怼",乃至昧着良心说"此并上官仪教我"。结果,上官仪被杀,还牵连一大批无辜,高宗在现实面前低下了高贵的头,是他的"左右"即亲信宦官出卖了他。而收买竞争对手亲信为自己效命,正是武后克敌致胜的有效战略战术。当年她还只是昭仪,为获宠幸而打击王皇后、萧淑妃,就是对王身边"伺后所不敬者,必倾心与相结,所得赏赐分与之。由是后及淑妃动静,昭仪必知之,皆以闻于上",因而如愿以偿。又"长安令裴行俭闻将立昭仪为后,以国家之祸必自此始,与长孙无忌、禇遂良私议其事。袁公瑜闻之,以告昭仪母杨氏,行俭坐左迁西州都督府长史"。可见武后的情报网不独在宫中,外朝也有,乃至禁军。《资治通鉴》卷203光宅元年载:"有飞骑十馀人饮于坊曲,一人言:'向知别无勋赏,不若奉庐陵。'一人起,出北门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系羽林狱。言者斩,馀以知反不告皆绞;告者除五品官。"此事虽发生在高宗去世之后,然武后情报网之遍布则在此之前便已措置就绪当无疑义。 宦官刑余之人,卑微低贱,向为封建士大夫所不齿,然其能量,不容忽视。日人原百代有精辟论述:"没有宦官,后宫就没有办法生活。"宦官属内侍省,"内侍负责在天子退朝后,将天子的命令以口头传给宰相。内侍自然也就掌握了实权"。"宦官是后宫生活舞台的剧务,也是后宫的原动力。"武后控制了宦官,也就控制了后宫的一切,当然使高宗感到恐惧,为了保全自己,让人当替罪羊,是古今政客惯用的伎俩,不足为奇,但集中反映了高宗废后的彻底失败,而其失败之由,关键正在于重视了政治上层,而忽视了其底层,正是士人不齿的随身亲信背叛,导致高宗谋废流产。"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从此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谚云:天无二曰,国无二王。而唐代就出现了这样的稀奇事,这是高宗废后失败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及意义。如何评价,静待高明,非本文之所论。

唐高宗废立皇后之谜:高宗永徽六年,李治废皇后王氏为庶人,立昭仪武氏为皇后。不久,朝廷的元老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均因为反对废后遭到贬逐或诛戮。对于这一史实,很多人都将矛头指向武则天,认为是她一手策划和导演的,这也恰与武则天一贯毒辣强硬的做法相符合。但是历史往往有着出其不意的地方,那么在这件史事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一些容易让人忽略的细节呢?

永徽六年,唐高宗李治废皇后王氏为庶人,立昭仪武氏为皇后。几乎同时,朝廷的元老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均因为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而遭到贬逐或诛戮。对于这一史实,很多人都将矛头指向武则天,认为是由她一手策划和导演的。据《资治通鉴》和《新唐书》的记载,武则天于永徽五年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扼杀并嫁祸于王皇后。两书说:武昭仪生女后,王皇后十分喜欢这个小孩,有一天特地前去逗她玩。王皇后走后,武昭仪趁无人看见时将小女孩用手扼死,上面盖上被子。高宗到来后,武昭仪假装欢笑依旧,然后掀开被子让高宗看小女孩。被子一掀开,女孩已死,武昭仪大哭。高宗问左右,左右都说王皇后刚来这里不久。高宗非常愤怒,说:“皇后怎么能杀我的女儿!”昭仪于是边哭边数落皇后的不是,而皇后却无法替自己争辩,于是高宗“始有废后意”。但是,持这一观点的人往往是只看到事件的表象就下了臆断。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废王皇后立武则天,许多史书上都将这件事归结为高宗的“昏懦”。这种说法最早源于《新唐书》,认为高宗“昏懦”而受制于武则天,至死也不知采取点什么措施改变一下这种局面。后人大多继续这种说法,认为高宗是个亡国的昏君,才会任武氏摆布。但是,只要我们全面仔细分析一些史料,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并不客观。

有学者指出,高宗在继承帝位之后,继续遵循太宗的各项政策,“表现得颇为能干”。他在继位之初就鼓励臣下进谏,基本上能做到礼贤下士,虚心纳谏。《资治通鉴》称永徽年间的政事“有贞观之遗风”,是对高宗能力最有力的肯定。高宗的政事才能还表现在赏罚分明上。高宗的叔叔滕王李元婴和高宗的哥哥蒋王李恽肆意搜刮民财,高宗在赏赐诸王布帛时,惟独不赏赐滕王和蒋王,说他们“自能经纪,不须赐物。给麻布两车以为钱贯”。使二王颇感惭愧。高宗处事十分果断。永徽三年,他及时平息了吴王恪及高阳公主、房遗爱、薛万彻等人的叛变。

高宗在位约34年,其间的前14年在政治、经济方面有着不可忽略的政绩。他继续推行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包括继续施行均田制,令长孙无忌等修成《唐律疏议》,继续推行并进一步发展了科举制度,保持了国力强盛,加强与友邦的睦邻友好关系,维护国家统一。永徽年间,高宗遣将打败了东突厥,并分置单于、瀚海两都护府。显庆二年灭西突厥。与此同时在与北方、西南方、南方、东北的各少数民族的战役中也屡屡获胜,南方的邻国林邑也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在向上发展,户口的数字每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从以上这些方面来看,说唐高宗“昏懦”实在有失偏颇,认为废立皇后之事不是他的想法似乎难以令人相信。试想,以唐太宗李世民之英明,经过慎重考虑而立的太子,又怎会是一个“昏懦”无用之人?高宗虽没有其父创业时的恢弘气度和足智多谋,但至少他够得上是个守成之君。至于武则天,她当时只不过是一个昭仪,还不可能具备指挥高宗的力量。如果她当时可以轻松驾驭高宗的话,也不必以扼死自己的亲生女儿为代价了。《旧唐书》说自显庆以后,武则天“自此内辅国政四十年,威势与帝无异”,《资通鉴》上说自麟德元年以后,“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这些史实都说明武则天逐步从高宗手中夺取权力是在当上皇后之后的事。而且高宗委政武后,也是出于本人意愿。无论如何,高宗不大可能仅凭武则天的一面之词就轻易地废掉皇后。

既然高宗脑子很清楚,而且这也主要不是武则天搞的鬼,那么,他为什么要废掉王皇后?专家们认为这其实与高宗即位之后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废立皇后仅是当时政治交锋的一个焦点。

高宗父亲唐太宗在去世之前,对儿子的能力不太放心,所以让他最信赖的当时仅有的两位宰相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为顾命大臣,吩咐他们要尽心辅助扶持李治。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舅,是当年太宗玄武门之变的重要策划者,为太宗贞观年间的头号重臣。褚遂良以文才着称,当年极力主张立李治为太子,是一个公认的正人君子。

初登王位的李治,年龄刚20出头,正是血气方刚之时,虽然他的父亲与两位顾命大臣有着很深的交情,但是他自己与他们却并没有多少感情可言。相反,在这两位大臣的“辅助”下,李治做事常常会有束手束脚之感。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倚老卖老,使高宗想摆脱他们控制的愿望十分强烈。

摆脱控制的第一步,是增补张行成、高季辅、李勣为宰相。李勣等人曾是太宗的亲信,但后来因事被贬,高宗此举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无非是想分长孙无忌和诸遂良的宰相大权,从而培植绝对忠于自己的势力。之后,高宗对两位顾命大臣发动了进攻,抓了小事就贬褚遂良为同州刺史。同时为培植自己的势力,封王皇后的母舅柳爽为中书侍郎,依旧同中书门三品,企图用自己的外戚与自己父亲的外戚争权。

不过没多少时间,形势发生了变化。褚遂良毕竟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又回来作了宰相。永徽三年七月,大臣们又提出了立太子的事情。事情的起因是柳爽和王皇后商量想立后宫刘氏所生的高宗长子陈王忠为太子。为什么柳爽和王皇后要立陈王?因为王皇后生不出儿子,而刘氏出身低贱,王皇后希望自己立陈王忠后,陈王会感激她。柳爽知道靠自己一个人这件事是做不成的,遂与褚遂良、长孙无忌、韩瑷、于志宁等商量后一起上书。立太子事一旦挑明,高宗十分失望,自己提拔柳爽、于志宁等人原本是想用他们来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权,现在却与他们站在同一战线上,而且内有王皇后呼应。

年少气盛的高宗自然是不会轻易罢休的,决定把希望转而寄托在培育外朝的新势力上,遂先后任命礼部尚书许敬宗和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李义府等为宰相。这时他已下定决心,外要除掉随时牵制他的一帮老臣,内要废掉已成为自己对立面的王皇后。因为随着柳爽向长孙无忌等人的靠拢,王皇后已逐渐成为高宗与元老重臣相争的焦点。

永徽六年,高宗主意已定,召集众大臣商量废后。元老重臣中褚遂良坚决反对,高宗马上贬他为潭州都督。长孙无忌也多次上书谈到不能立武后,高宗先是极力拉拢他,秘密派人赐给他金银宝器,但长孙无忌仍不领情。武后母亲杨氏亲自登门让无忌不要反对,许敬宗也在高宗的授意下反复劝导,但无忌还是我行我素。数年后,高宗余怒未消,先是贬他到黔州,接着又派人去审问他的案件,最后认为无忌要谋反,令他自尽了事。

武则天约在永徽初年召入宫中,尽管貌美无人能敌,但在短短几年中以区区昭仪地位而使高宗俯首听命肯定是不可能的。王皇后其实年龄比武则天小好几岁,人也长得很漂亮,但武则天“素多智计,兼涉文史”,深得高宗宠爱,一旦废后,高宗也已有满意的替补。而此时恰逢武则天把爱女之死嫁祸给王皇后,所以高宗更有了废后的正当理由。于是在永徽六年十月,掀起了废立皇后的轩然大波。王皇后的被废,与其说是武则天后宫争宠的结果,还不如说是高宗想结束唐太宗的影响,自己独控政权的必然。在这一点上,李勣看得十分明白。当高宗要他对废立皇后表态时,他狡猾地说:“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既不想得罪太宗老臣,又不想在这场斗争中跌跟斗。高宗对他的回答十分满意,让他主持了册武昭仪为后的仪式。实际上高宗所做的,无非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废立皇后的背后,其实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搏斗。斗智斗勇,智者必胜,勇者必胜,王皇后被废其实多少是存在着必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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