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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刻本不乏珍善之品,双清阁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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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刻本不乏珍善之品,双清阁书话

永利皇宫官网网址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范刻《词源》二卷张炎着 图/城市商报 藏书是古代文人之雅事,士大夫们往往乐此不疲,以至于民间也有“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的说法。近年来艺术品收藏风起云涌,在此浪潮中,本于个人性情,我选择了藏书,由自己喜读的平装新书,到旧书,到线装古籍,再到善本,虽然囊中乏赀,常常不能豪取,但是坚持不懈,往往有所奇遇。在藏书过程中,从内容的考证,到版本的鉴定,乃至得书经历,其中有许多故事,至今回味仍然甘之若饴。古人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于是得闲把它整理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也算是对自己藏书经历的一个总结。 旧时闲逛大成坊文化城,在源德堂中,店主李品德和蔼可亲,其身上尚有旧派书商之风度,二人相谈甚欢。闲聊中,其出示此本,虽为清中后期刊本,然刻印具佳,且卷首钤有“吴县蒋炳章留庵藏记”朱文印,随手翻阅,见卷末有乌程范锴道光丙申跋,知为道光十六年范锴所刊。范锴此人比较熟悉,昔尝读其《汉口丛谈》一书,书中述汉口名胜风俗甚详,且骈四骊六,文采斐然,故印象较深。闻其喜用怪字刻书,再观书中果然怪字连篇,于是询价购归。 南宋词人张炎所着《词源》,以“意趣高远,雅正清空”为词之最高境界,被后世学人以为白石同调而享誉词坛。《词源》版本于明代之前皆以抄本流传,明清所刻大多为从书本,似无单刻,此本也不例外,为范氏《范白舫所刊书》之一。 按理说一部道光刻本并不希见,然范氏刻书居然厕身古籍善本,且为古籍收藏家黄裳先生极力追求,其于题范氏所刊《苕溪渔隐诗稿》时云:“范声山所着书,余肆力收取,前后八年,仅得八种……此诗稿两册,偶抽得于旧肆架上,惊喜更不可言”。“范所着,生前随时刊刻,似无汇印之本,传世多少不一,凡有所得,皆当珍视”。粗观此本字体,道光风格明显,似与它书无异。细究之则“怪字”满篇。所谓“怪字”,亦称古体字,即古文之隶定,为古文字考释之方法,即以隶书或楷书的笔法来写古文的字形。对于熟悉中国文字演变史和书法史的人来说,并不奇怪。如明末清初书法家黄道周、王铎、傅山以及后来的“扬州八怪”郑板桥之流,皆喜用此种“怪字”。而在中国古籍中以“怪字”刻书也非范氏独创,明嘉靖之许宗鲁方是始作俑者,由此蔚然成风,清代版本学家叶德辉称此“怪字”为“《说文》 体字”,尝评此举为“嗜古好奇之病”。明季文化之复古风气浓烈,“怪字”刻书一受复古风气浸染,又为晚明文人标新立异之结果。清代因受乾嘉学派影响,古文字学再次成为显学,故嘉道以还,文人以“怪字”刻书“死灰复燃”,如家藏江永《四声切韵表》,陈玉邻《琴海集》等皆是此种风格。 一部古籍有名人收藏印迹,则其价值明显提高。此本收藏者蒋炳章为苏州教育界先辈,光绪二十四年成进士,入翰林院,授庶吉士。清末曾任苏州知府、授翰林院编修、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等职,辛亥革命后,历任江苏省教育会驻会总干事,为民国《吴县志》总纂之一。培植人才遍于苏皖两省及大江南北,多为政界、学界知名人士,可谓桃李满天下。蒋炳章一生淡于仕进,始终以兴学育才为己任,其生平藏书及着述丰富。民国十九年病殁于菉葭巷寓所,终年六十七岁。 中国古籍善本之定义范围,以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为大标准,此“三性”分别代表“时间、内容、形式”三个方面。从时间上看,常以乾隆60年为下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丛部》 收入道光十年至二十四年范氏所刊 《范白舫所刊书》十九种四十一卷,当是取其艺术代表性,即黄裳先生所云,范刻“于有清一代刻书史中,自具别格”。

永利皇宫官网网址 2=800) window.open('');" onload="if(this.offsetWidth>'800')this.width='800';if(this.offsetHeight>'700')this.height='700';" >《幼学堂诗稿十卷文稿四卷》,沈钦韩撰,清嘉庆十八年刻本,线装,毛边纸,一函5册。钤章:硕庭藏书记、潘氏桐西书屋之印、潘椒坡、介繁。封面有潘介繁题写书名。戊寅春日,到琉璃厂转书肆,于来熏阁架上偶翻得此书,隐约记得前人提到该书罕见,看价签幸价不昂,付款携归。此书作者沈钦韩,字文起,号小宛,嘉庆十二年举人,道光三年官安徽宁国县训导。为学甚勤,常抄书、校书至深夜不辍,尤长于训诂考证。以《汉书》颜注浅陋,李贤《后汉书注》杂出众手之故,而远搜古籍,覃思近二十年,着《两汉书疏证》七十四卷,补旧注之疏阙,尤能详陈得失,考论制度。《清稗类钞》着述类评价清代诸儒称:“至于本朝诸儒,皆实事求是,有疑必审,有误必订,而非前人所可及。如钱大昕之《廿二史考异》……洪颐煊之《诸史考异》,皆通校全史者也。梁玉绳之《史记志疑》,钱大昭之《两汉书辨疑》,沈钦韩之《两汉书疏证》……皆专考一史者也。披郄导窾,莫不精深确当,读史者宜奉为指南矣。”乾嘉时期乃清代学术之高峰,小宛为乾嘉学人中有重要着作者,可见其学术界地位之重。小宛另着有《左氏传补注十二卷》、《左氏传考异十卷》、《三国志补注八卷》、《水经注疏证四十卷》等,以及《幼学堂诗稿十七卷文稿八卷》,另辑有《香山草堂丛钞》十六卷。王大隆称其诗文之名,尽为经史之学所掩,云:“以经史之学名,诗文其余事。然诗则兼综唐、宋,文则并擅骈、散,与孙星衍岱南阁、凌次仲校礼堂差堪鼎足。”阮文藻为之序曰:“摆脱凡近,破唐、宋、元、明之界限,而深病王、沈、袁之各有所主,所谓舍筏登岸,脚踏实地。盖其书卷既富,功力又深。均经酝酿锤炼而出。孑孑独造,亦似昌黎。非空谈性灵、神韵者所能并论。”小宛之经史着作均刊于身后,惟诗文集是其手定付梓,所收诗文约为其二十至三十八岁所作,由钱塘屠倬首刊于嘉庆十八年,计诗十卷,文四卷,后于道光八年续刊诗七卷、文四卷,续刊付梓后三年,小宛卒。此书当时刷印不多,书版不久即遭毁,故传世极鲜,而有续刊者更为罕见。此书虽为清集,然因传世极稀,故备受藏家珍重,民国期间燕京大学曾斥七百金购得一部,可见其本之罕,为清集中珍罕名籍。郑振铎《劫中得书记》尝列举清代难得之书多种,其中首部即沈钦韩《幼学堂集》,其言:“沈钦韩幼学堂集,藏书家素目为难得之书。每获睹一部,必竞收之。然藏此者,海内亦不过寥寥三数家耳。予今岁乃不意于一已停业之古书肆得之,为之狂喜数日。”小宛有好友许兆熊,二人尺牍往来甚频,小宛时于信中诉其窘况,云:“《水经注》穷十余日之力,才叙得两本完。饥来驱我,俟有便,欲薄游维扬,稍谋口食。然亦未定日期,恐此愿尚未能即了,况其他多所着述乎!”言志趣云:“交游寥落,出门安所向。文史自娱,不如饥寒之切身也。”又云:“自料一无所能,若使校书石渠、天禄,亦差可继刘向、杨雄之后,狂言发兄一笑也。”最末一句读来,吾心甚感凄伤。吾藏之本封面有潘介繁篆书题写书名,可知此书1885年尚存于吴县潘家。潘介繁字谷人,号菽坡,又作茮坡、椒坡,为潘祖荫未出五服之从兄,室名桐西书屋。苏州潘氏为文献之家,自高祖潘奕隽三松堂起收藏既富,其藏书后半数归希甫,即介繁之父也。书内有介繁藏印数枚:介繁、潘椒坡、潘氏桐西书屋之印以及硕庭藏书记等。其中“硕庭藏书记”为潘介繁之子潘志万之印,志万藏书及碑版极富,尝为其叔祖潘祖荫写刻《藏书纪要》,辑有《书籍碑版题跋偶录》。此本尚有白文“刘承干字贞一号翰怡”及朱文“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二枚方印,然检《嘉业堂藏书志》中清别集类却无记载。《嘉业堂藏书志》先后有缪荃孙、董康、吴昌绶等编写,其中清别集类仅收十九部书,十六篇为董康所撰。未知《嘉业堂藏书志》未收此书之原因,是得书于编写书志之后,还是此书未入董康之法眼。董康继缪荃孙之后为嘉业堂撰写藏书志,所持意见与吴昌绶相近,所录之书以明人别集为多,嘉业堂所藏明人别集,多赖董稿而存其大概。其诵芬室藏书亦有归于嘉业堂插架者。然董氏售书一向价昂,可知嘉业堂收之亦不便宜,其时当为嘉业堂鼎盛之期。王大隆《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中载其所藏之《幼学堂诗稿十本卷文稿八卷》,上有“刘承干字贞一号翰怡”白文方印及“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朱文方印,可知其所藏之书亦曾藏于嘉业堂。亦可推知嘉业堂当时藏有《幼学堂诗文集》两部,分别为王大隆所着录之二十五卷本与吾所藏之十四卷本。王大隆曾为嘉业堂鉴定版本,并于1954年至1956年间,经其介绍,复旦大学图书馆分三次从刘承干手中购入储于上海刘宅之嘉业堂藏书。今日复旦大学图书馆尚藏有钞稿本《幼学堂尺牍一卷》,上有王大隆长跋一篇,未知是否亦当时欣夫作伐者。

民国以来,藏书名家辈出。伦哲如《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王佩铮《续补藏书纪事诗》以及《广东藏书纪事诗》、《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等述之备矣。然而伦、王各家所记多叙述藏书家的生平事略及藏书名目,于各藏书家刻书方面的事迹和成就犹嫌表彰不足。其实,不少大藏书家本身就是杰出的出版家、刻书家。有鉴于此,特遴选民国以来藏书家中刻书成就卓着者,撰为小文,以窥一斑。敬祈大雅方家,不吝赐教。 之一:民国以来藏书家刻书举隅之傅增湘永利皇宫官网网址永利皇宫官网网址 3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海内外书胥涉目,双鉴已成勾狗陈。 取之博者用以约,不滞于物斯至人。 篇篇题跋妙钩玄,过目都留副本存。 手校宋元八千卷,书魂永不散藏园。 以上是伦哲如先生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吟咏傅增湘的两首诗。他接着评论说:“江安傅沅叔先生增湘,尝得宋元《通鉴》二部,因自题双鉴楼。比年,南游江浙,东泛日本,海内外公私图书馆,摩不涉目。海内外之言目录者,靡不以先生为宗。”诚如斯言,傅增湘是民国以来最着名的大藏书家,他藏书之富、校书之精,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堪称一代宗师。 傅增湘,字沅叔,号姜庵,别号书潜、双鉴楼主人、清泉逸叟、长春室主人、藏园老人、藏园居士等。四川江安县人。生于清同治十一年,卒于1949年10月。幼年随父定居北方,光绪十四年应顺天乡试为举人。光绪二十四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直隶提学使,创办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民国六年一度出任教育总长。1919年以后专心从事收藏古籍和校勘工作。1927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 傅增湘的藏书处名“双鉴楼”,他的友人杭人邵章曾赋《江安傅氏双鉴楼图诗》。说起“双鉴楼”,还是颇有来历的。起因是他藏有两部珍贵的《资治通鉴》,一部是他祖父传下来的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另一部是他自己购自端方的宋刊本《资治通鉴》。他把这两部宋元本合称为“双鉴”,以此作为藏书楼的名字。后来。他又举债收得盛昱旧藏的南宋淳熙十三年内府写本《洪范政鉴》。该书桑皮玉版,玉楮朱栏。其字迹笔法清劲,有唐人遗风,且朱印累累,自宋至清,历经七百多年,一直深锁于历朝内府之中,的确为人间罕见珍宝。从此,《洪范政鉴》就取代了元本《资治通鉴音注》而成为双鉴楼的“双鉴”之一了。 1918年,傅增湘在北京西四石老娘胡同构筑新宅。因为景仰乡贤苏东坡。特取苏东坡的诗句“万人如海一身藏”之意,命名为“藏园”。园内书斋有长春室、食字斋、池北书堂、龙龛精舍、莱娱室、抱素书屋等。 傅增湘真正有志于藏书,以此为终身职志,乃是中年以后的事。辛亥革命后,他奉派参加南北议和,在上海滞留期间,结识了着名藏书家沈曾植、杨守敬、缪荃孙等。“饫闻绪论。始知版本雠校之相资。而旧刻名钞之足贵,遂乃刻意搜罗。”他生平购藏的第一部宋版书《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就是在这期间以百金的代价购自苏州的。此后,他移居北京,经常留连于北京琉璃厂、隆福寺各书肆,搜奇探秘;有时又南下江浙、安徽等地访书。遇有善本,必欲得之而后快。他的热心收书,犹如“蚁之集膻。蛾之扑火”。民国初年正值新旧鼎革之际,不少满族权贵、藏书故家的藏书纷纷散出。如端方“陶斋”、盛昱“郁华阁”、景廉“半亩园”、杨氏“海源阁”以及徐坊、唐翰题、吴重熹、杨守敬、缪荃孙、费念慈等藏书家的书均先后源源不断地归入双鉴楼。傅增湘不仅勤于在各书肆访求善本古籍,而且他求书另有门径,这就是与其他藏书家以书易书。在传世可见的傅氏书信中。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傅增湘与当时的许多藏书家有着广泛的交往。他们当中有曹元忠、王雪澄、缪荃孙、吴昌绶、徐乃昌、刘承干、叶德辉、邓邦述、蒋孟苹、袁克文、董授经、陶兰泉、张钧衡、章式之、周叔弢等。他们之间经常互通有无.相互馈赠,或郑重嘱咐,或代为搜求。经过数十年孜孜不倦的苦心经营和辛勤积累,双鉴楼的藏书无论数量之多,还是质量之高,都堪称一时冠冕,罕见其匹。双鉴楼藏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数量颇多的宋元本。据统计,双鉴楼所藏宋本多达一百五十种,元刊本数十种,明清精刻本、名钞、名校本更是不计其数,总计收藏达二十万卷以上。其价值之珍贵,难以数计。由此,傅增湘成为继陆心源皕宋楼、丁丙八千卷楼、杨氏海源阁、瞿氏铁琴铜剑楼清末四大家之后全国最大的藏书家。 傅增湘坐拥书城,并不是为了仅仅满足于占有和鉴赏,而是出于对古籍特有的挚爱和校书之癖。余嘉锡先生在《藏园群书题记继集·序》中说,傅增湘“聚书数万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钞、精椠,闻人有异说,必从之假读,求之未得,得之未读,皇皇然如饥渴之于饮食。暇时辄取新旧刻本,躬身校雠,丹黄不去手,矻矻穷日夜不休。所校都一万数千余卷”。傅氏自己也曾说过:“独于古籍之缘,校雠之业,深嗜笃好,似挟有生以俱来,如寒之索衣,饥之思食,如无一日之可离”。“灯右雠书,研朱细读,每日率竟千行,细楷动逾数万,连宵彻旦,习以为常,严寒则十指如锥,煇暑则双睛为瞀,强自支厉,不敢告疲”。以上文字,确是他勤奋校书的真实写照。他一生校书一千多部。一万六千多卷。是民国以来校勘古书最多的人。单是傅忠谟先生捐给北京图书馆的书中,注明曾经傅增湘校过的就有三百六十多部。笔者有幸得到一部傅增湘亲笔校过的《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傅氏在题记中说:“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南阳吕氏讲习堂写本,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卷中留、学、启三字成缺末笔,盖吕葆中避其家讳也。前年自独山莫氏流出。在海上见之,因假以归。适胡氏新有此刻本,遂竭十日之力对勘一过。”在历数刊本与旧抄本的异同之后,傅氏写道:“壬戌三月晦日校毕自记,时近畿数百里间。三帅陈兵,殆逾十万,祸变岌岌,旦晚可虑。而吾辈蛰居危城,为此虫鱼之学,宁非绝痴。”一位老学者蛰居危城、埋首校书的形象跃然纸上。查《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八集部七果然有着录,兹录之如下:“《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清御儿吕氏影写元刊本,九行二十二字,每叶口上有‘讲习堂’三字。有庆元五年四月甲戌少傅观文殿大学士致仕益国公周必大序。卷一、二为经父集,卷二十至三十为毅父集。卷首有‘保中藏书之章,朱文印。卷中‘留’字、‘启’字均缺末笔。盖避家讳也。钞手是一人,绝古稚精美。钤有莫亭父子印”。以上两则。可以互相参照。 傅增湘不仅藏书、校书,而且还乐于刊布古书.使之化身千万,流布人间,当年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先生影印《四部丛刊》初编、续编时,就曾向傅氏借用善本书三十余种,《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也有多种取自双鉴楼。此外.傅增湘还为同时代的学者朱祖谋、徐乃昌、董康、陶湘、吴昌绶等人刊布古籍提供底本。傅增湘一生刊印了大量的书籍。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傅氏关于目录学、版本学方面的着述。 二、傅氏其他方面的着作。 三、影印、覆刻的古籍。 傅增湘关于目录学、版本学方面的着述颇多。其中着名的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四卷.1929年刊,着录傅氏自藏善本一千二百多种。《双鉴楼藏书续记》二卷,着录善本五十一种,刊刻于1930年。笔者所藏系傅氏赠送着名学者孙楷第的签名本。而且是最初印的朱墨本。《藏园群书题记初集》八卷,先是由天津《国闻周报》汇印成册,1943年作者本人又以铅字排印。《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六卷1938年排印本,书前有余嘉锡序。笔者所藏系傅氏赠送东莞张次溪者,并有傅氏亲笔题记:“次溪张君自秣陵来访余于藏园,谈校印明实录事,备极艰勤。闻之殊为欣慰。次溪少年好学,勤于撰述,因经敝着题记奉贻。文字弇陋,初无可观。聊以供几案以参考而已。沅叔傅增湘企麟轩志。”充分显示了傅增湘奖掖后进的学者风范和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藏园群书题记》初、续集连同未刊的第三集,经傅氏哲孙傅熹年先生整理.汇为一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傅增湘先生的另外两部重要着作《藏园群书经眼录》和《藏园订补吕亭知见传本书目》生前均未能杀青,都是近年来经傅熹年先生整理、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的。其中《藏园群书经眼录》一书系由《藏园校书录》、《藏园瞥录》、藏园日记、杂稿等汇为十九卷,收书四千五百多种,共计百余万言。《藏园订补亭知见传本书目》共补入书目八千九百五十余条,增补文字为原书的三倍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两部书是近百年来目录学、版本学方面集大成的着作。 傅氏其他方面的着作也很多,自记生平的有《藏园居士六十自述》、《藏园居士七十自述》,都是傅氏手书上版影印的。傅氏书法颇有根底,出颜入柳,刚健遒劲,沉稳中透出浓郁的书卷气。傅氏一生不仅酷爱访书,而且喜游名山大川。故游记方面的着作也不少。着名的有《东游别录》,记在日本访书见闻。《秦游日录》、《衡庐日录》、《涞易游记》等。有幸的是笔者所藏的一册《秦游目录》,乃是傅氏赠送李涵础先生的初印本。书衣上有作者朱笔题字。书内还有作者亲笔批注。 傅增湘亲自影印、覆刻了大量的古籍善本。傅氏影印的善本古籍如宋本《周易正义》、《方言》、《刘宾客文集》,元本《困学纪闻》以及明本《永乐大典>两卷等。其中宋刻孤本《周易正义》十四卷,系宋绍兴十五至二十年间临安府刊本。此书流传有绪,原藏临清徐氏,秘不示人。民国二十三年 傅氏以一万余元的高价方买到手。傅增湘自己也承认,即使如明代王世贞卖一田庄而买一《汉书》的故实,也难于与他此次的豪举相比。买到此书后,迅即影印百部,公开流传。他在该书的题跋中写道:“顾窃自维念,此书自端拱奏进,绍兴覆雕,传世本稀。沿及今兹,更成孤帙。若复私诸帐秘,使昔贤留贻之经训,前代守护之遗编,将自我而沉霾,何以告古人,更何以慰来者?爰邮至东瀛,选集良工,精摹影印,板式若一。点画无讹.纸幅标题,成存旧迹,庶与东邦覆印《书疏>联为双壁,且俾数百年孤行之秘籍,化为百本,流播无穷。此区区传布之苦心,当为海内外人士所同鉴乎!” 傅增湘先生祖籍四川。虽然自幼离川,久居京津,但他思乡之情,老而弥笃。他对于故乡文献和先贤着述,勤加搜储。他花了十多年的时间,辑印成 之二:民国以来藏书家刻书举隅之周叔弢 永利皇宫官网网址 4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周叔弢先生原名明扬,后改名暹,字叔弢。以字行,晚年自号弢翁。室名寒在堂、自庄严堪。安徽至德人。生于1891年。卒于1984年。是我国近现代着名的藏书家。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依然健在的藏书家,可以说,他是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家中的最后一位。在他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人生中.他以毕生精力访求善本古籍。收藏宏富,至精至善。晚年将全部藏书无私地捐献给国家。他的高风亮节、爱国精神。永远令世人深深景仰。 周叔弢先生生于一个官宦书香之家,祖父周馥曾官至两广总督,父亲周学海曾中进士,精研医学,有着作传世,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薰陶。是《书月答问》和《吕亭知见传本书目》两书引导他步入版本目录学和藏书的大门。191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周叔弢先生以廉价收到了清代皇家书库“天禄琳琅”旧藏的宋本《寒山子集》,一下子激起了他以收藏善本古籍为终生职志的决心。自此以后,他矢志不移,以毕生精力搜求罗致善本古籍达4万多册,为保存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周叔弢先生收藏古书的路子总的来说是继承了清朝乾嘉以来季沧苇、黄丕烈等人的传统,着重宋元明刻本和精抄精校本。但是,周叔弢先生的藏书又有自己的鲜明特色。那就是求书悬格甚高,标准特严,决不贪多务得,滥竽充数。据《自庄严堪善本书目》等录。周叔弢先生1952年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宋元明刻本和抄本校本等善本精品计七百一十五种,二千六百七十一册。其中宋本六十八种,元刻本四十三种,明刻本一百四十余种。明活字本八种。宋人和元人抄本各一种。明人抄本八十三种。毛氏汲古阁抄本十一种。黄氏士礼居校跋本四十九种。其他批校本一百多种。这五百多部至精之本,几乎包括了自庄严堪藏书的全部精华。 周叔弢先生藏书,除了注重古籍的文献价值之外,也非常重视古籍的纸墨、刻工、装潢等诸方面的艺术欣赏价值。他积致十年求书、藏书的切身经验,提出了一个鉴别善本古籍的五好标准。这一“五好标准”,早已脍炙人口,遗传书林。兹抄录如下.以供喜爱古籍的朋友们借鉴。第一, 版刻字体好,等于一个人先天体格强健;第二,纸墨印刷好,等于一个人后天营养得宜;第三,题识好,如同一个人富有才华;第四,收藏印记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第五,装潢好,象一个人衣冠整齐。 抄校本也是周叔弢先生藏书的特点之一。周叔弢先生不仅重视宋元旧本。对于抄本、校本也非常注重。 一般来说,珍贵的抄本有几种形式:一是末曾刊刻的手稿本。包括原稿本、清稿本。周叔弢先生所藏明朱存理的手稿本《珊瑚木难》小楷极精。十分珍贵,就属于这一类。二、所依据的刻本已失传或属罕见书的抄本。如周叔弢先生藏明人史臣纪抄本《贞白先生陶居文集》。此书原宋本已不存,仅赖此抄本一脉相传。且经毛氏汲古阁收藏。又出自名家之书,其价值自然不亚于宋本了。三是着名学者的手抄本。如周叔弢先生所藏的明成化元年吴宽手抄的《山海经》,其书法摹苏东坡。内容书法。堪称双绝。又如明嘉靖四十年钱谷手抄本《游志续编》。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家抄本。四、影宋元旧刻的抄本。这类抄本不惟存宋元本的旧貌,而且艺术性极高,如周叔弢所藏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增广圣宋高僧诗选》、《酒边集》等都是影抄本中的至精之品。 周叔弢先生所藏的抄校本一百数十种是颇具规模,自成系列的。除了极为罕见的宋元人抄本各一种外,明清有代表性的藏书家如吴宽、钱谷、姚咨、谢在杭、钱牧斋、钱遵王、叶石君、毛子晋、吴免床、陈仲鱼、鲍廷博、黄荛圃、顾千里、艾季言等。都可以在自庄严堪的书藏中找到他们的墨迹。其中仅毛氏汲古阁抄本就有十种以上。这是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珍贵资料。藏书界历来重视“顾批黄跋”,凡有“颐批黄跋”之一者,无不视为善本。而在周叔弢先生所藏的批校本中,仅黄氏士礼居的校跋本就有五十多种。可见其藏书的美富。 1952年,他将自藏的七百多种宋元善本明清抄校本悉数捐献国家之后,并投有停止收藏研究古籍的活动。而是把注意力转到研究明清活字本上来。早在宋代,我国就发明了活字印刷。可惜仅见于文献记载,无实物流传。明、清两代活字印刷较多,但与雕版印书相比,活字本仍是极少数。周叔弢先生经过多年的搜求竟然搜集到铜、泥、木活字本七百余种。一家藏活字本有如此之多,可说是举国无双。明代活字本传世较少,他收集到明弘治碧云馆木活字本《鹖冠子》、明正德华氏兰雪堂铜活字本《春秋繁露》、明嘉靖安民铜活字本《颜鲁公文集》、明建业张氏铜活字本(开元天宝遗事>以及明铜活字本《曹子建集》、《沈俭期集》、《孟浩然集》等。这些罕见的活字印本,基本上反映了明代活字印刷的概况,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清代活字印刷较明代为多。据统计有两千多种。周叔弢先生以一人之九居然搜集到四百多种。其中包括了从康熙至民国初年的铜、木活字本。上至皇家内府,下至官刻私刻。民间书坊。各类有代表性的活字本几乎搜罗无遗。他不惜重金,不惜气力,以得书为快,唯恐其流入异域。直至“文革”,他才被迫停止。晚年,他将这批珍贵的活字印刷品也全部捐献给国家。如今.这些活字本都妥善保存在天津人民图书馆里。 我国藏书之风盛于明清,故藏书家多重宋元古本,近代以来的藏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但是,周叔弢先生却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他对清代刻本,乃至近代精刻本。非但不予鄙薄,反而给予高度的评价和重视。他说,清代刻书数量既多.质量也高。有许多特点。软体字刻许多是名家手写上版。刻工运刀如笔.不失原意。他所藏的清康熙三十八年顾嗣立刊《温飞卿诗集》、康熙四十二年洞庭席氏刊《唐诗百家集》、清雍正顾氏刊《笠泽丛书》、乾隆十八年张奕枢刊《白石道人歌曲》、乾隆二十八年冯氏刊《玉溪生诗集注》等都是清代雕版印刷的代表作品。他不仅对康、雍、乾三代的清代精刻本情有独钟,而且对清末民初的影刻善本也倍加重视。他曾先后收藏了黎庶昌与扬守敬在日本影刻的《古逸丛书》、徐乃昌影刻的明崇祯小宛堂本《玉台新咏》、吴昌绶双照楼影刻《宋金元明词四十种》等。他对于董康等人所刻的民国新善本也是有见必收,庋藏甚富。 1974年,上海书画社以元大德广信书院《稼轩长短句》为蓝本,覆刻行世。周叔弢先生早年曾藏有此书一部,如今见到这部新印古籍,刻工如此精美.不禁惊喜过望。他在一封家书中说: '昨见木刻《稼轩词》,名为仿元,实是自成一格,写刻殊佳。我眼馋,竞费二十八元买了一部。惜纸不佳,如得佳纸佳墨,不在董刻之下也。”并且写信给当时的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详细询问了书手刻工姓名写成题记,记在书上,以示表彰。 周叔弢先生晚年在注重研究明清活字本的同时,还重视清代刻工和纸张的研究。他在《吴刻古文辞类纂>一书的题跋中,详细地论述了清代乾嘉年间金陵着名雕版刻工穆大展的生平事迹和艺术成就。他对开化纸的沿革也做过深入的研究,在他所藏清康熙顾氏秀野草堂本《温飞卿诗集)中,曾写一小记。兹将周叔弢先生的题记全文抄录如下: 开花纸之名始于明代。明初江西设官局造上等纸供御用。其中有小开花等名目。陆容称衢之常山开化人造纸为业,开花纸或以产地得名,他省沿用之。清初内府刻书用开花纸模印,雍正、乾隆两朝尤精美。纸薄而坚,色莹白,细腻腴润有抚不留手之感。民间精本亦时用之。嘉道以后质渐差,流通渐稀,至于绝迹。此书是康熙印本,纸之莹洁细润皆逊于雍正、乾隆两朝。非比较不能鉴别其差异,偶有所会。聊记敷语于此,他日当取清内府本以证之。1982年叔弢记,时年九十有二。 周叔弢先生作为着名的藏书家,不仅以收藏宏富、精严着称于世,而且还影印刊刻了不少善本古籍。为使罕见的善本古籍得以广泛流传,泽被后人,周叔弢先生不惜出资影印或覆刻出来,使其化身千万,长留人间。周叔弢先生影印的第一部书就是书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女郎鱼玄机诗》。该书为南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原书字体端庄,刊刻精雅,流传数百年仍神采焕发。此书原为清黄丕烈士礼居旧藏,书中有黄丕烈、颐莼、潘奕隽跋并题诗,曹贞秀、吴嘉泰、瞿中溶、戴延介、孙延、袁廷梼、石韫玉、徐渭仁题诗,朱承爵、王苞孙、潘遵祁、盛昱题款。可谓是流传有绪的宋刻精本。士礼居藏书散出后,民国初年,此书为藏书家袁克文所藏,是其“后百宋一廛”中的精品。曾由袁寒云的夫人刘梅真亲自影抄一部。此书有一个时期曾抵押在周叔弢先生的四弟周季木处。因为周叔弢先生与袁寒云为莫逆之交,周先生就借来原书,由个人出资,特请日本山本照相馆摄影制版,然后寄到日本京都小林写真制版所精印。纸张印刷都十分讲究。印数不多,外间流传极少。笔者曾在周氏后人处见到该影印本,字开本似较原宋本稍大,犹是毛装。确是下真迹一等的精品。周叔弢先生还影印过一部《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二十九种》,封面书名为江都方无隅先生题写,全书收录袁寒云庋藏的宋椠佳刻二十九种,每一种都详录行款、刊刻牌记,收藏印章、题跋观款以及纸墨状况、装潢形式等等,且由袁寒云亲自手书上版,字体隽秀流动,确实别具特色的宋本书目。兹影印《唐女郎鱼玄机诗》一书提要,以飨读者。 周叔弢先生一生刻书颇多,限于本文篇幅,以下拟择要按照刊刻时间先后略作介绍: 1924年。岁在甲子,周叔弢先生时年三十四岁。这一年是周叔弢先生刻书最多的一年。 3月,影刻元本《庐山复教集》。封面刊记日:“甲子三月建德周氏新刊。”书后并有傅增湘的跋文。 11月,周叔弢先生校刻《屈原赋注》。封面刊记曰:“甲子十一月建德周氏校刊。” 按《屈原赋注》七卷,《通释》二卷,《音义》二卷。据段玉裁撰《戴震年谱》,是书撰于乾隆十七年,刊于乾隆二十五年,首有卢文绍序,尾有汪凤梧跋。本书以大义贯文旨.以训诂明大义,卢文绍所谓““诣博而辞约,义勤而理确,”其释义之精当远远超过明清诸家,为洪兴祖、朱晦庵之后,最谨严笃实、博雅精约的《楚辞》研究着作。此书原刊本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歙县汪氏木疏园刊本。原书为宋体字.刊刻工整端庄,堪称清刻上驷,惜传本无多,难得一见。为了使乡先辈的着述广为流传。周叔弢先生乃出资刊印。覆刊本刊刻极精.颇有下真迹一等之感。可惜的是这一覆刊本也流传极稀.笔者访求多年,未能遂愿,仅获得残帙《音义》二卷,以其为周氏精刊之本,亦深自珍秘,爱不释手。 12月,影刻珍藏的宋本《寒山子诗》,封面刊记日:“景宋本寒山子诗,甲子十二月建德周氏新刊。” 早在1917年,周叔嫂先生以廉价收到清代皇家书库“天禄琳琅”旧藏的宋本《寒山子诗》。宋本《寒山子诗》流传至近代仅存两部,即此部及日本宫内厅图书寮的另一部。据亲眼见过这两部书的傅增湘鉴定,周叔弢先生所藏一本不仅内容更齐全。而且刊刻时间也早于日本藏本,且经清内府收藏,书上钤有“天禄琳琅”、 “乾隆御览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五福五代堂宝”等玺印。初涉书林的周叔弢先生因得此书而欣喜地命名他的书斋为“拾寒堂”以为纪念。为了使这部珍贵的典籍广为流传,周叔弢先生乃斥资覆刊,覆刊之本,纸墨俱佳,刊刻极精。其中有几部以旧存开化纸模印者,更是纸自如玉。墨凝如漆,堪称传统印刷工艺的标本。 在一册建德周氏影刻宋本之后,周叔弢先生题写了如下的跋文: 此书原本楮墨精雅.其刊印时地无可考,以字体审之,当是南宋初杭州雕本。余于丁巳十一月与宋绍兴本《诗史提要》同得于天津。《诗史提要》康熙时殿本从抄本出,佚撰者名,且多增改,惜当时未取宋本校之。旋以《诗史提要》从傅沅叔丈易钱,刻《圆觉经疏抄》。因念世无善本,遂用西法摄影.付北京文楷模刻。 十月,上海涵芬楼借周叔弢先生珍藏的元本影印,即《四部丛刊》本。封面刊记日:“丁卯十月建德周氏以所藏宋刊本属上海涵芬楼缩印。原书版高营造尺七寸,宽四寸半。”此本《孝经》旧题宋刊,后经张政娘先生考证,乃元初义兴岳氏所刊。故应定为元刊(见《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 本《孝经》刊行后不久,涵芬楼又以佳纸影印《孝经》二十部,酬赠周叔弢先生。该影印本版心与《四部丛刊》大小相同,惟书用佳纸,天地阔大,印本稀少,颇可赏玩。同年,周叔弢先生还以珂罗版影印过元本《孝经》。这个印本的特点是比原本略微放大,且为彩色影印,书中原有的乾隆御玺和其他名家收藏印也都用红色套印,非常逼真。据说该书还有用不同纸张印刷的,其中最珍贵的本子是用乾隆高丽纸印刷的。第二年.即1928年10月,周叔弢先生又将珍藏的元相台岳氏刊本《孝经》付工影刻。封面刊记日:“景宋相台岳氏本孝经,戊辰十月建德周氏新刊。”这是周先生第三次将该书付印,可见其对该书的珍爱。此次影刻,刻工极精,一丝不苟。笔致神韵,直逼原本。 1929年9月周叔弢先生从江都方地山先生处借得清道光石韫玉古香林刻本《九僧诗》,并影刻之。周先生并有跋文云: 已巳九月,从大方先生借此本影刻.误字未尽校也。 己巳十二月,少微十兄以手校本见赠。良友嘉贶.盛情可感.他日重印时当照改也。 辛未十月,得士礼居旧藏毛氏影宋抄本《增广圣宋高僧诗选》,其前集即《九僧诗》,因取校一过,行格字句与少微所据毛斧季抄本悉同。惟前无总目,宇帖诗只十二首,盖当日毛斧季所传《九僧诗》即取此书前集,另抄以行,并为增补,不复存宋本之真矣。 1930年8月,周叔弢先生影印宋书棚本《宫词》。封面刊记日:“景宋书棚本宣和宫词附三家宫词,庚午八月建德周氏印二百部。”此书影印甚精,用纸装潢,均极讲究,据说还有四部是用明纸印的,其书品精雅,可与董康影印宋本《龙龛手鉴》相媲美。笔者有幸在沪上访得一部,首叶还钤有“自庄严堪”的朱文印记。 1936年7月,周叔弢先生刊印嘉兴沈涛撰《十经斋遗集》,封面刊记日:“丙子岁七月建德周氏刊。” 沈涛字西雍,清浙江嘉兴人,一生着述甚多,主要有《十经斋文集》、《柴辟亭诗集》、《匏庐诗话》、《说文古本考》、《常山贞石志》、《铜熨斗斋随笔》、《交翠轩笔记》、《论语孔注辨伪》、《洛州倡和词》、《瑟榭丛谈》等,以上各书均有道光刻本,但传本皆稀,原本难得一见。 周叔弢先生的挚友劳健浙江相乡人,劳氏与嘉兴沈氏有姻亲关系,劳氏发愿刊刻沈氏遗着。以广流传。周叔弢先生出于对老友的友谊之情,乃出资刊刻了这部《十经斋遗集》。 《十经斋遗集》包括《柴辟亭诗二集》、《十经斋文二集》、《九曲渔庄词》、《柴辟亭读书记》、《易音补遗》、《绛云搂印拓本题辞)等,这些均为未刊稿本,此刻当为第一次刊布。由于周叔弢先生是深知古书真谛的爱书者。他之印书,不仅重其内容,也非常重视它的外观形式.每印一书,都是当作一件工艺品而精心制作的。以《十经斋遗集》而论,该书版心差小,宋体字方严整饬,毫无清代晚期那种方块字的板滞之感。笔者亦有幸得到一部原刊朱印本,该本书品宽大,还是初印毛装本。确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刻善本。(本文写作。承蒙周景良先生以及李国庆先生提供重要资料,谨此鸣谢) 之三:民国以来藏书家刻书举隅之徐乃昌 永利皇宫官网网址 5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漫乙卢黄甲戴钱,北江戏语费衡铨 世间尽有洪崖骨,不遇金丹不得仙 朝访残碑夕勘书,君家故事有新图 衣冠全盛江南日,儒吏风流总不如 前有随轩后随庵,二徐焜耀天东南 海滨投老得至乐,石墨琅书共一龛 以上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为徐乃昌“随庵勘书图”所赋的三首诗。徐乃昌字积余,号随庵,室名积学斋。安徽南陵人。光绪十九年举人,历任江苏候补知府,淮安知府。光绪三十年赴日考察学务。宣统三年授江南盐法道兼金陵关监督。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徐乃昌一生以藏书、着书、校书、刻书为业,是近代以来着名的藏书家。 徐乃昌早在青年时代就开始了藏书活动。光绪十四年二十岁的徐乃昌在古书的渊薮——京师琉璃厂结识着名学者缪荃孙。缪荃孙是近代最着名的版本目录学家,他参与创建了北京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他的版本目录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他关于古书善本的标准至今还被人们奉为金科玉律.与缪荃孙订交,使年轻的徐乃昌获益匪浅。在与缪荃孙的交往过程中,徐乃昌大大开阔了眼界,提高了鉴藏古籍的标准,坚定了以藏书为终生职志的信心。耐他日后的藏书刻书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徐乃昌一生藏书达五十年之久,所藏至为宏富。据说徐氏生前已将藏书志编就,然却未见刊行。致使世人不能确知积学斋藏究竟有多少,内容究竟如何,值得庆幸的是,有几种徐氏藏书目的稿本、钞本流传于世。一是郑振铎先生《西谛书目》着录有《积学斋藏书记》四卷,现藏北京图书馆。二是上海图书馆藏《南陵徐氏藏书目》稿本,存一册。所录图书,颇多善本。三是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积学斋善本书目》及《金石拓本目录》稿本。四是天津南开大学图书馆藏《积学斋书目》一卷。五是丁福保藏《随庵徐氏藏书志》卷数不详。通过上述几种目录,使我们可以约略知道徐乃昌藏书的大致规模和特点。 徐乃昌卒于1936年,抗日战争期间,徐氏藏书开始陆续散出。他的后人一度还在沪上设肆售书。南北书贾闻讯也纷纷云集沪上购求徐氏遗藏,故徐氏藏书散落世间还是比较多的。时至今日,在古籍书店或者拍卖会上还能偶然得见徐氏遗藏。笔者访求古籍有年,曾经寓目者尚不在少数,寒斋所藏亦也数种,多为清刻精致小品。 从流传下来的徐氏书目以及徐氏身后散落人间的古籍遗藏来看,徐乃昌的藏书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收藏范围广泛,不管是经史子集四部,还是佛经道藏、社会科学、应用技术书籍,均在徐氏收藏之列。 二、从实际出发,不专以宋元本为搜求对象,重视明清罕传的秘本、精本。从上海图书馆藏《南陵徐氏藏书目》来看,徐氏除藏有几册宋版佛经零本外,并未见宋本古籍。现代藏书家黄裳先生向以藏书精雅着称于世,他在《前尘梦影新录》一书中着录了许多令人艳羡的精本秘笈,而这当中,南陵徐氏旧藏的就有三十余种之多。由此可见徐氏藏书的旨趣。又如鄙藏清嘉庆本《四妇人集》,其书刻印俱佳。传世寥寥,无疑应归之清刻善本之列.也是南陵徐氏的旧藏。近人于莲客于卷末有题跋一则,详述沈氏刻书经过,并记徐氏藏书印记,亦属书林掌故,兹录之如下,以与读者共赏。于跋日: 古倪园沈绮云兄弟为松江藏书家,与黄荛圃相友善。绮云影宋刻《鱼玄机诗》、《薛涛诗》及《杨太后宫词》为《三妇人集》,底本即假自百宋一鏖。迨绮云故后,十峰复补刊元孙蕙兰《绿窗遗稿》附之,曰《四妇人集》。其原刻初印本今已难得。此为藏书家徐积余所藏,尚系初印者。后来翻刻时,即依此为底本。卷端所钤徐乃昌马韵芬夫妇一印亦照刊焉。三、重视收藏清人的文集和词集,重视乡邦文献。在徐乃昌的藏书中,清人文集占有相当数量。据郑振铎先生《清代文集目录序》和《跋》称,清人文集虽然年代较近,但有些却非常罕见,如欲罗致齐备,则更非易事。据说清末大藏书家缪荃孙颇重清人文集,他以一己之力收罗清集达一千种以上,然而与徐乃昌所藏清人文集相比,也还只能是相形见绌、甘拜下风,由此可见徐氏所藏清人文集之多。黄裳先生在《前尘梦影新录》中说“积余萃毕生精力收清词,尤着意于皖人着作。”兹列举积学斋旧藏而见于《前尘梦影新录》的清人词集数种如下,以见一斑。《三百词谱》、《香胆词选》、《银藤花馆词》、《栖香阁词》等。 正由于徐氏重视清人词集的搜集和研究,无怪乎他有刊刻《小檀栾室闺秀词》之举了。 四、重视金石书籍和金石拓本的收藏。清代是金石学研究最为鼎盛的时代。有清一代,金石学着作之多,超过历代。徐乃昌生逢其时,且一生酷爱金石,收藏金石书、传布金石学就成为徐氏一生活动事业的重要内容。据《随庵藏器目》载,徐氏不但收藏金石书籍,而且收藏金石器物。据《随庵藏器目》载,徐氏收藏的钟鼎彝器等有九十多件,收藏古铜镜数量更多。罗振玉在《小檀栾室镜景》题签后注曰:“积余先生藏古镜至富,兹精拓以传艺林。”徐氏不但收藏古器物,而且还大量收藏金石拓本。他在致友人柯昌泗的书信中,称“敝处藏碑,积四十年之力.已得一万三千余通”,可见其藏品之富。据稿本《南陵徐氏藏书目》,徐乃昌藏清人金石学着作颇多,其中不乏精本和罕传之本,如:《函青阁金石记》,商城杨铎,传抄稿本;《金石学录》,嘉兴李遇孙,道光四年刻本;《汪本隶释刊误》,黄丕烈,嘉庆士礼居本;《话雨楼碑帖目录》,吴江王楠鉴藏,道光十二年刻本;《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吴县吴大激,美浓纸精印本;《古玉图考》,吴县吴大激,光绪己丑刻本,罕见;《续三十五举》,桂馥,嘉庆八年婺源胡翔云刻本。其中《续三十五举》一书,辗转归寒斋所藏。或可谓余之书缘不浅也。 同许多大藏书家一样,徐乃昌的藏书用印很多。其藏书用印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楷书入印,在与其他藏书家用篆文印的对比中显得格外醒目。徐氏藏书最经常用的一方印是朱文楷书长方形印“积学斋徐乃昌藏书”。据笔者所藏所见,徐氏其他藏章还有“徐乃昌读”,见嘉庆本《续三十五举》;“乃昌校读”,见万历本《晏子春秋》;“徐乃昌印”,见影印本《小檀栾室镜景》;“南陵徐乃昌校勘经籍记”,见嘉庆本《古周易音训》;“南陵徐乃昌审定善本”,见拜经楼本《陶渊明集》;“积余秘笈,识者宝之”,见康熙本《三百词谱》;“徐乃昌马韵芬夫妇印”,见嘉庆本《四妇人集》。据载,徐氏尚有“积学斋镇库”、“徐乃昌曝书记”等藏印,惜无缘寓目。 徐乃昌在藏书、刻书活动中,与同时代的许多学者、诗人、藏书家、金石家有着广泛的交往。他们或彼此交流、评隧藏品,或赏奇析疑,砥砺学问。这样浓厚的学术空气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徐乃昌学术水平的提高和事业的成功,无疑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因素。据《缪荃孙年谱》、《艺风堂文漫存》、《缪督庐日记钞》等文献记载,徐乃昌与之交往的文人学者有陈宝琛、陈三立、叶昌炽、缪荃孙、沈曾植、褚德彝、吴昌硕、李葆恂、朱祖谋、罗振玉、王国维、傅增湘、柯昌泗等等。 徐乃昌不但是着名的藏书家,而且是一位成功的出版家。他自光绪十八年起,直至民国二十多年,即本世纪三十年代,乃昌师友的着作如宋祖谋的《杭鞠录》、李葆恂的《无益有益斋论画诗》、文廷式先后刻书印书近二百种。是民国藏书家中以一己之力刻书最多的人之一。 提起徐乃昌所刻书,人们不能不首先想起他覆刻的明寒山赵氏小宛堂本《玉台新咏》。《玉台新咏》一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书版本很多。仅明刊本就有明嘉靖五云溪馆活字本、明嘉靖兰雪堂活字本、明万历华亭杨钥刊本、明万历茅元桢刊本、明崇祯六年赵均小宛堂重刊宋本等。据有关学者研究,《玉台新咏》现存的本子当以敦煌唐写本残卷为最早,现存刻本中以明五云溪馆本为最早,明崇祯寒山赵氏覆宋本最接近徐陵原本。而赵氏据以覆刊的宋本今已不知尚在人间否。这样崇祯本《玉台新咏》就成为下宋本一等一脉单传的佳本,自从它一问世。 即备受学者和藏书家的珍视。由于小宛堂本《玉台新咏》当日模印无多,且历经三百年的岁月风雨,故时至今日原刊本存世者已寥寥无几。徐乃昌覆刻本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重见明本乃至揣摩宋本的需要。 徐乃昌覆刻的《玉台新咏》,摹刻工致,与明本惟妙惟肖。除了“后序”中多一行某年月“南陵徐乃昌影明崇祯吴郡寒山赵均小宛堂覆宋本重雕”外,全书几乎一模一样。特别是当时徐氏的一些友人如傅增湘等以乾隆旧纸模印者,更是神采焕发,下真迹一等。由于徐乃昌这个覆刻本与崇祯原本非常逼真、神似。于是就有人以此做起手脚来。他们或撤去后跋,去掉徐氏覆雕明本的痕迹,或将纸色染旧,以充明本牟利。这种以徐氏影刻本《玉台新咏》冒充明本的现象不仅在书肆中存在,而且在已人藏图书馆而且被列为善本的图书中也有发现。这一事实,从反面证明了徐氏本刊刻之精。 徐乃昌所刻单刊本,除了《玉台新咏》以外,还有《徐公文集》、《永嘉四灵诗》。这两种忆也都摹刻甚佳,堪称民国刻书的新善本。 除上述单刊诗书外,徐乃昌还刊刻了九部丛书。兹依年代先后,分述如下: 一、《积学斋丛书》计二十种,完成于清光绪十八年。收录的都是清人关于经史考证的未刊稿本。其中有着名学者金榜、孔继涵、洪颐煊、江藩等人的着作,也包括徐乃昌自着的《南陵县建署沿革表》一卷。 二、《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书刊于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全书分为十集,每集分为十种,收录清代女子词集一百家。另附闺秀词钞十六卷,补遗一卷。刊刻于清宣统元年。 三、《斋丛书》二十一种,刊刻于光绪二十六年。所收录者大多是清人的考据和辑佚之作。另外包括徐氏撰辑的三种书,即《续方言又补》二卷、《后汉儒林传补逸续增》一卷、《焦里堂先生轶文》一卷。 四、《随庵徐氏丛书》,清光绪三十四年刊成。收录的十种书都是宋元旧本,影刻十分精善。其中影宋本《唐女郎鱼玄机诗》、影元本《苍崖先生金石例》、影元本《乐府新编阳春白雪》等都摹刻逼真,刀法工致,深受藏家喜爱。 五、《怀豳杂俎》丛书,刻于清光绪至宣统年问。全书十二种,既包括前人的着作如姜绍书的《琼琚谱》,罗聘的《我信录》、焦循的《花部农谭》,也包括徐的《云起轩词钞》等。当时。徐乃昌正任职江南盐法道。道署中有“怀豳园”,故将丛书定名为《怀豳杂俎》。 六、《随庵所着书》四种,民国四年 汇印。收录徐氏自着的《续方言又补》、《后汉儒林传补逸续增》、《焦里堂先生轶文》和新辑的《皖词纪胜》一种。 七、《随庵丛书续编》,该书刊于民国五年,所收录的十种书都是宋元旧本,底本则是徐乃昌借自江南藏书大家——瞿氏铁琴铜剑楼。其中包括影宋钞本《补汉兵志》、影宋本《忘忧清乐集》、影元大德本《白虎通德论》等。 八、《宋元科举三录》,刊于民国十二年,包括《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一卷、《宝佑四年登科录》一卷、《元统元年进士录》一卷。这三种底本均为徐氏自藏本,在民国影刻本中,也是质量较高的。 九、《南陵先哲遗书》,民国二十三年 刊成。这五种书包括《休庵前集》一卷、《后集》一卷,清人盛于斯撰,据顺治五年本影刊;《史弋》二卷。清人汪桢撰,据康熙四十年影刊;《谈史记十表》十卷,清人江越撰,徐克范补,据雍正影刊;《芸莽诗集》八卷,清人刘开兆撰,据嘉庆二十年本影刊。以上五种都是徐氏南陵乡贤的着述。 徐乃昌一生除酷爱藏书外,还酷爱金石。他收藏金石古器物和金石拓片至多。他根据自己丰富的收藏,编印了大量的金石书籍。其中有《随庵吉金图录》、《小檀栾室镜影》、《镜影楼钩影》、《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至圣林庙碑目》、《积余斋集拓古钱谱》、《积余斋金石拓片目录》等。值得一提的是,徐氏影印的《随庵吉金图》、《小檀栾室镜影》等书,与他刊刻的其他书一样,无论是选纸用料,还是装帧设计,直至印刷装订,每一个环节都十分讲究。在民国影印本中是足以与罗振玉影印善本竞相媲美的精品。 之四:民国以来藏书家刻书举隅之陶湘 永利皇宫官网网址 6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鉴古陶公有别裁,闵凌汲古共崔嵬。 开花笺纸莹如玉,赢得藏家雅号来。 陶湘,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人。生于清同冶十年,卒于民国二十九年,享年七十岁。陶氏出身于官宦之家,早年也想走科举仕途之路,然而屡次乡试都铩羽而归。科场失意,使他只好另谋生路。辛亥以前,他先后在地方和军队担任一般职务。入民国后,陶湘跻身于实业界和金融界,历任上海、天津、山东等地纱厂经理,又任职中国银行,为驻沪监理官及重庆、天津分行经理,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等。 丰厚的收入,为他日后藏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陶湘三十岁左右开始收书,由于他锐意搜求,藏书事业进展神速,不数年,即得书三十万卷。民国十八年他五十八岁时,被聘为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这时他已是一位收藏颇富,享有盛誉的藏书家了。 陶湘藏书,不同于一般传统的藏书家,而有着他自己鲜明的个人特色。首先,他藏书不专重宋元古本,而是以明本及清代精刻本为搜求的日标。涉园藏书多达三十万卷,完全无愧于藏书大家之列,但他却能另辟蹊径,以明本为大宗,数十年间,共收得明本一千余部。早年傅增湘与陶湘曾经有约,如果陶湘能收得明嘉靖善本一百部,傅增湘甘愿为之题“百嘉斋”匾额相赠。出人意料的是,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陶氏所收明嘉靖善本竟然超过了二百部。“百嘉斋”应改题为“皕嘉斋”才是了。 陶湘藏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富于收藏闵刻套印本。套印本起源于宋元时代,现存最早的套印本实物,是元代的《金刚经》,为朱、墨双色套印。而套印技术最为鼎盛的时代则是明代中叶以后。其中以吴兴闵氏、凌氏所刻套印本最为着名。闵凌二氏所刻书,从最普通的朱墨双色,以至于三色、四色、五色。套印本最初的同的是将前贤名家批评圈点的书,用朱、蓝、紫、黄等色加以区别,做到段落分明,标识明显,以使初学者便于诵习,易于理解。 关于闵刻套印本的始末及功用,傅增湘先生在《闵版书目序》一文中,曾有详细的论述,兹录之如下: 明季吴兴闵齐汲创朱圣及五色套版,凌蒙初汇集诸名家诗文评批点而印行之。宋体方正,朱圣套印,或兼用黛、紫、黄各色,白纸精印,行疏畅广,光采灿烂。书面签题,率用细绢,朱书标名.颇为悦目。其书则群经诸子、史钞文钞、总集文集.下逮词曲,旁及兵占杂艺,凡士流所习用者大率成具。其格式则栏上录批评,行间加圈点标掷,务令词义显豁,段落分明,皆采撷宋元诸名家之说而草之一编。欲使学者得此,可以识途径,便诵习,所以为初学者计,用心周至,非徒为美观而已。数百年流布人间,称为“闭版”。 近世侈谈版刻,闵氏之书,或以为近于批尾之习,为大雅所不屑顾。谛观之,其标点脉络分明,使后学披览,有引人入胜之妙。其版刻精丽,足娱老眼。而唐贤诸集,尤多源出善本,固贤于麻沙坊估远甚。 陶湘之专意收藏闵版书,是因为受到着名学者、版本目录学家缪荃孙的启发。起初,旧式传统的藏书家大都走佞宋尚元的路子。对于时代偏晚,为初学者指示门径的套印本不屑一顾。惟独陶湘慧眼独具,充分认识到闵版书的艺术价值和巨大潜力。经过多年的搜求,到民国二十年,他共收得闵、凌版套印书一百一十部一百三十七种。其中最着名的有五色版《文心雕龙》,四色版《世说新语》、三色版《古诗归》、双色版《花间集》、《唐诗艳逸品》等。闵版书历来并无确数,一般来说,其总数约在一百三十部左右,陶氏所得,可谓得之十之八九,堪称民国第一人。陶氏根据自己多年的搜求经历和丰富的收藏,编写了《吴兴闵版书目》,为后人研究学习闵版书提供了方便。笔者有幸见到陶湘晚年亲笔书写的《萃闵堂书目》稿本。粗校一过,已刊行的(《吴兴闵版书目》文字颇有异同之处。 陶湘藏书的第三个特点是收藏开化纸本书。我国历来印书用纸种类繁多,十分讲究。江山代有佳纸出,例如唐人写经用硬黄纸,宋元刻书用麻纸,明代刻书用棉纸,清代刻书用连史纸、开化纸以及竹纸、皮纸、高丽纸、美浓纸等等,不一而足。清代初年,浙江开化生产一种色白光滑、坚韧细密的佳纸,康、雍、乾三代内府多用其印殿版书,如《御制耕织图》、《御制避暑山庄诗》、《周易本义》等。当时一些文人学士的家刻本,其最初印本,少量用以馈赠朋友等,也多采用开化纸。如康熙本《饮水诗词集》、《汗简》,雍正本《笠泽丛书》、《冬心先生集》,乾隆本《春雨楼集》、《西京职官印录》等。其实直至嘉道年间也还有人用开化纸印书,如秦氏石研斋的《隶韵》、许氏享金宝石斋的《六朝文絮》等。这些书真所谓是“纸自如玉,墨凝如漆”,开卷即令人赏心悦目。陶湘既有书淫之癖,对此自然不肯轻易放过,只要是开化纸所印书,不论何类,有见必收。他因此赢得了“陶开花”的雅号,民国以来的书林中,几乎无人不知道这一名称。 陶湘藏书,还以收藏毛氏汲古阁刻本而着称。明末清初的常熟毛氏汲古阁,藏书既富,刊书又多。毛氏为收书,不惜花费重金。以千金买马骨的精神,广召天下人为之送书。以至当时苏常一带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的谚语。毛氏所刻书,往往依据旧本精校精刊,其中如《屈陶合刻》、《三家宫词》、《四唐人集》、(《说文解字》等都是脍灸人口的名书。毛氏刻书,流传极广。起初毛氏刻书并不为当时的藏书家所看重,及至百余年后,古书日少,新书渐古,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道光年间,《汲古阁校刻书目》的刊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益发引起人们对汲古阁刻书的重视。于是搜求毛氏刻书,不乏其人。陶湘便是其中之一,他以三十年精力所聚,搜罗毛氏刻书五百四十多种,占毛氏全部刻书六百种的十分之九,实在难能可贵。真可谓是毛氏的千古知已了。 五、陶湘藏书还很重视清代殿版书和版画书。清代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十分重视印刷事业。清内府刻书的数量之多、质量之精,都远远超越前代。例如清顺治朝刻的(《资政要览》、《御注孝经》,康熙朝刻的《周易折中》、《古文渊鉴》,雍正朝刊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朝金简主持刊行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些书缮写刊刻工致,纸张遴选考究,装订端雅大方,写版、印刷、选料、装订各个环节,无不尽善尽美,成为清代刻书的楷模,备受后世藏书家的喜爱。陶湘所藏清内府暨武英殿图书甚多,其具体数目虽然不详,但从其所作《清代殿版书目》、《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及其他有关着作,即可见其研究之深和收藏之富了。 陶湘收藏版画书及艺术类图书也是颇负盛名的。在他影印行世的《喜永轩丛书》中,可见大量的版画如《天工开物》、《授衣广训》、《牧牛图颂》、《离骚图》、《凌烟阁功臣图》、《无双谱》、《避暑山庄图咏》、《云台二十八将图》、《仙佛奇踪》等等,这些都是他自己的藏品。可惜他晚年境遇不佳,不得不将大量珍贵的艺术书籍出让以维持生计。 其中特别着名的有《程氏墨苑》、《方氏墨谱》、《墨海》、《十竹斋笺谱》、《十竹斋印存》、《瑞世良英》等。值得欣慰的是,陶氏旧藏的新印本《程氏墨苑》、《十竹斋笺谱》、《十竹斋印存》、《方于鲁集》、《毛古鹭集》等,都为郑振铎先生所收得。先生身后,尽归诸公,现在都完好地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中。郑振铎先生在(《十竹斋笺谱初集跋》一文中,写下了他得书时的激动心情 余收集版画书二十年,于梦寐中所不能忘者惟彩色本程君房《墨苑》,胡曰从《十竹斋笺谱》及初印本《十竹斋画谱》等三伟着耳。去岁暑中,因某君介,从陶兰泉氏许得彩色本《墨苑》,诧为难得奇遇!十载相思,一旦如愿以酬,喜慰之至,至于数夕不能安寝。 陶湘藏书。特别讲求赏鉴艺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重视其艺术代表性。从上述介绍来看,他的收藏,无论是闵版套印本、开化纸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等等,都是艺术性颇高的。具体到每一部书来说,他又无不重视其外观、品相,务求每部书从写版刊印到纸墨装潢,都要尽善尽美。一书凡有断烂破损处,他都务请能工巧匠加以修补,凡有阙篇少页处,他都务求旧纸,倩人照原行款字体影抄补全,凡需要重新装池的,他都不惜重金,务求全书封面完好、序跋俱全,书品精整,美观大方而后已。傅增湘曾对“陶装”有形象的描述: 被以磁青之笺,袭以靛布之函,包角用宣州之绫,钉册用双丝之线,务为整齐华焕,新若未触。有时装订之钱,或过于购求之费而毫不知吝,故持书入市,一望而识为陶装者。 陶湘不但以藏书名噪一时,而且更以刻书闻名干世。陶湘涉园刻书与他的藏书一样,都是以“精”字着称。如今在陶湘身后半个多世纪,他所刻书早已被后世人们目为新善本了。陶湘虽早在宣统年间就刻过书,但真正大举从事刻书,还是在民国十一年以后的事。民国十一年至民国二十年这十年间,陶湘刻书印书的数量极为惊人,总计约为二百五十种以上。其中主要有: 一、儒学警悟六种,民国十一年刊。 二、百川学海一百种,民国十六年 刊。 《儒学警悟》和《百川学海》这部书是中国丛书的鼻祖,其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陶湘藏有《儒学警悟》的明钞本和《百川学海》的宋刊本,因以刊木付印。友人某君藏有《百川学海》的朱墨初印本,是涉园赠送傅氏藏园的礼物。尽管全书卷帙浩繁,仍然是册册纸精墨妙,装潢讲究,一丝不苟。 三、宋金元明本词四十种。 此书前十七种乃仁和吴氏双照楼刊于清宣统三年至民国六年,后二十三种自民国六年由陶湘接手续刊,至民国十二年完成。全书皆依宋元旧本影刊,内容既佳,刊刻又精,无怪乎一面世,即受到人们的青睐。笔者曾经得到一部《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二册,为初印校本,墨钉尚存,且有近代着名词家朱祖谋的亲笔校字多处,号戋戋小册,亦自庆幸书福不浅。 四、《营造法式》。 《营造法式》一书先有营造学社石印本流行于世。后陶湘又据宋本精校影摹上版。其书版式阔大,刊刻精雅,且有精美套色插图多幅,确属民国精刻本的代表作品。 五、《喜永轩丛书》三十九种。 全书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编。大多数为艺术类书,少数为文学类书,皆罕见少传者。其中包括多种版画书,极具观赏性。虽然是石印本,但是其印刷,装订、开本、版式,无一不精,远远超过一般的石印书。 六、《涉园墨萃》十二种。 此书于民国十八年影印。内收《墨谱法式》、《墨经》、《墨史》、《墨法集要》、《墨海》、《鉴占斋墨薮》等十二种。是研究古墨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中套色本《鉴古斋墨薮》,色彩明艳,惟妙惟肖,可谓下真迹一等。 七、《百川书屋丛书》十六种。 《百川书屋丛书》为民国十九年陶氏影印本。其中的《程式心法三种》、《唐褚河南阴符经墨迹》、《乾隆宝谱》、《清内府藏古玉印》、《金轮精舍藏古玉印》等都是颇具艺术价值的精品,且流传稀少,弥足珍贵。 八、《拓跋廛丛刻》十种。 该书所收均为据宋、明旧本影刊。摹印、刊刻、纸墨、装订均属一流。 九、《影刊唐开成石经》。 该书刊于民国十五年,是陶湘以“皕忍堂”的名义,代军阀张宗吕影刻的。该书尽管卷帙浩繁,但全书从摹写刊版到纸墨印刷,直至开本装潢,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俱臻上乘。该书系由北京琉璃厂文楷斋雕印。 十、《影汲古阁钞宋金词七种》。 该书系陶湘据明毛氏汲古阁藏钞本影刊而成。刊刻精工,亦属善本之列。本文所附书影系着名藏书家徐乃昌旧藏。 十一、《涉园所见宋版书影》初二辑。 该挡影印于民国二十五年.这大概是陶氏平生刊印印的最后一部书。 初辑收宋版书二十三种,均为德化木犀轩李盛铎木斋氏所藏。笫二辑收宋版书十七种,原书分别由番禺潘宗周、江安傅增湘,德化李木斋以及海源阁杨氏旧藏。该书是继《留真谱》、《宋元书影》等书之后又一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书影。 十二、《陶氏书目丛刊》十五种。 该丛刊为铅印本,如果说上述各书体现了陶湘刻书的尽善尽美的艺术追求,而《书目丛刊》则是更多地体现了陶湘研究版本目录学的学术成果。民国十五年他应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之聘,主持故宫殿版图书的编订工作。民国十八年他又出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在此期间,陶氏深入系统地调查研究了清内府刻书的历史。撰成《清代殿本始末记》一文,并辑成《清代殿版书目》、《武英殿袖珍版书目》、《内府写本书目》、《四库荟要目录》、《钦定补刻通志堂经解目录》等多种目录,收入《书目丛刊》之中。此外,《书目丛刊》还包括《明内府经厂本书目》、《明吴兴闵板书目》、《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等,这些则体现现着陶湘对明代版刻深入研究的成果。 之五:民国以来藏书家刻书举隅之吴兴三家 永利皇宫官网网址 7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说起民国间的藏书家刻书,不能不谈到吴兴三大藏书家——张钧衡、蒋汝藻和刘承干。 浙江吴兴,邻近太湖,是着名的渔米之乡。这里有着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自古以来,有不可胜数的文学家、艺术家、藏书家诞生于这里。民国初年,这里先后崛起了张氏“适园”,蒋氏“传书楼”,刘氏“嘉业堂”三位着名的藏书家。 张钧衡,字石铭,号适园。张氏在吴兴三家中年岁最长,他生于同治十一年,享年五十五岁。张氏祖籍安徽休宁,清康熙年间才迁至浙江吴兴。张氏世代经商,后以经营丝绸业及盐业致富。张钧衡幼年失怙,由母亲抚育成人。他曾在乡试中为举人,一度做过兵部车驾司郎中,但终于未能走上仕途,开始了继承祖业,经营商业的生涯。经商之余,张氏最大的嗜好就是收书。凭藉丰厚的经济实力和他在南北各地的不懈搜求,不数年他便积书万卷,蔚然成为东南一隅的大藏书家。张氏所藏大都渊源有自,其中不少善本精钞来自吴骞“拜经楼”、顾沅“艺海楼”、汪士钟“艺芸书舍”、朱学勤“结一庐”等藏书旧家。 光绪三十三年,张钧衡在故乡吴兴南浔镇建成一处园林,取古书中“季鹰适志”的典故,名为“适园”。该园颇有池馆亭台之胜,其中的“六宜阁”、“择是居”是张氏的藏书之所。张氏藏书后继有人,张氏长子名乃熊,字芹伯,一作芹圃,能够仰承先志,克继家学。乃熊精于版本之学,善于度藏,适园藏书在他经营期间,颇有发展,故有出蓝之誉。张氏三孙名珩,字葱玉,别署希逸,室名“韫辉斋”,亦富收藏,为现代着名书画鉴定家。新中国成立后,任职于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着作有《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怎样鉴定书画》、《木雁斋书画赏鉴札记》等。张氏一门三代风流儒雅,富收藏、精鉴别的事迹在近代文化史上被传为佳话。 适园藏书有三个特点。特点之一是宋元本既多且精。据张钧衡民国五年(《适园藏书志》着录。张氏有宋本五十四部,元本五十七部。二十多年后,到民国三十年张芹圃编《芹圃善本书目》时,所藏宋本已增至八十八部,元本七十四部。张氏所藏宋本中最佳的有《东都事略》、《北山小集》、《李贺歌诗编》等。(《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乃北宋刊本,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的牌记。这种刊有牌记告白的宋版书极为罕见,这是我国出版物中最早的版权页,因而十分珍贵。此书原为清怡亲王明善堂旧藏,后流落东瀛,经董康购归,又以千元代价转让适园。《北山小集》、《李贺歌诗编》亦为北宋刊本,乃是用宋孝宗乾道年间的旧公文纸背面刷印而成。其中不少关防朱印、官衔、人名、账簿册子等等均历历可辨。二书现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其中(《李贺歌诗编》一书近年已由该馆影印行世,人人可得而见之了。适园藏书的特点之二是特重稿本、抄本。这些稿本、抄本也都渊源有自,不少出自藏书名家吴氏“拜经楼”、张氏。小琅环福地”、颐氏“艺海楼”等。其中不乏名家精钞之作。在张氏所藏九百多部善本中,其稿本、抄本的数量就占了一半,可见张氏对抄本、稿本重视的程度。在张氏所藏的抄本中,最有价值的是四十四部影宋抄本,这些书下真迹一等,字体行格,一依宋本,具有很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足供校勘订正明清刊本之用。适园藏书的第三个特点是所藏黄丕烈的校跋本数量最多。黄丕烈,字荛圃,是清乾嘉以来最着名的藏书家、校勘学家。他的藏书处号“士礼居”,尝刻有《士礼居丛书》,该丛书精校精刻、流传稀少,后世之人皆日为善本。“士礼居”藏书甚富,所藏宋本有二百部之多,号“百宋一廛”。同时的另一位着名藏书家、校勘学家顾广圻曾作《百宋一廛赋》以纪其事。黄氏收藏既富,鉴别又精,故一书得黄氏校跋便身价十倍。凡经黄丕烈品题校跋过的书后世成尊为善本。黄氏跋本与顾氏批校本被后世书林称为“顾批黄跋本”。“顾批黄跋”历来备受人们珍视,传至民国初年,已属凤毛嶙角,其值几与宋本相埒。当时藏书家如有二三十部黄跋本便足以傲视群侪了,但张氏父子经过累年辛勤搜访,居然积黄跋

  考究书籍版本之学者,要么好古敏求,宋元明清、稿抄校批;要么新兴文艺,初版毛边、名家签题。周叔弢先生就曾在致黄裳先生的信中指出:当民国初年,董康、吴昌绶刻印之书,纸墨精良,比之明代书帕本,要高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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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刻本经眼录》彭卫国 胡建强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199页,49.00元

  尽管时下民国刻本的搜罗赏玩者日益渐多,而书价也已达成千上万之数,但真正对其有比较全面系统的专门研究,似乎仍不多见。考究书籍版本之学者,要么好古敏求,宋元明清、稿抄校批;要么新兴文艺,初版毛边、名家签题。虽然也有确具识见者,如周叔弢先生就曾在致黄裳先生的信中指出:当民国初年,董康、吴昌绶刻印之书,纸墨精良,比之明代书帕本,要高万倍。(手札原迹影附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4月版黄裳先生《珠还记幸(修订本)》中《自庄严堪》一文后)而民国刻本向来都不是出版史着眼的重点,已经出版的众多的通史、教材,都未曾着墨,连《民国时期总书目》也把刻本排除在外,则也是事实。因此,彭卫国、胡建强两位的《民国刻本经眼录》(以下简称《经眼录》),虽然只是其在多年工作实践中用心关注、不断积累的初步尝试,但近百种民国刻本精品的著录排比以及相关考述,对这个确实值得开发并深入的研究领域来说,已不仅有资料梳理的创基础之功,或许更堪称颇具眼光的开风气之先。

  书讲版本,由来已久。无论是读内容、用资料,还是玩收藏、事贩转,求精求善,则概无例外。当然,目的不一,侧重也各不尽同,于是,就有了所谓善本的定义和标准。举例来说,清末张之洞在《輶轩语》中认为:善本非纸白板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阙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曰定本(无阙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另一藏书名家八千卷楼主人丁丙,则在提出旧刻、精本、旧抄的同时,强调旧校。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为编全国性的古籍善本总目,又有以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为纲,并附九项细则的所谓三性九条等等。要之,无非就是内容、形式和时代这三个概念。前两项应该说是基本不变的科学标准,而以时代论,则过去有以明代嘉靖年为断的,后来又划清朝乾隆为界……总之好像一直在变。事实上,这种以某个年代一刀切定来划分善本的做法,不管有无道理,都必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至于过去较长时期内民国刻本不受大多数藏家的青睐,固然可以认为与其时代相对较近的不古有关,而当如今连铅印洋装的新文学书籍,也早成版本之学中的一项热门时,相对有关民国刻本研究的缺失,或许又从一个侧面,多少反映出作为传统工艺的雕板印刷,到了历经千年之后的民国年代,在更便实用的近代机器印刷工业大势所趋的革新替代之下,已经不再是书籍印制的主流。但是,虽非主流的民国刻本中,却不乏值得关注的珍善之品。

  正如《经眼录》指出的那样:民国刻本的价值,最主要的,是它的学术性和资料性。刻书者大多为有学问的人,所刻之书,自然以有益学问为首选。尤其是一些当时文人学者的诗文别集、学术著述,多赖刻本,成一代文献。而其中精校精刊者,更可称善本。如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年陆续推出的中国近代文学丛书中,就有不少民国刻本,经整理者比勘研究之后,被选为精善可据的工作底本。像陈曾寿《苍虬阁诗集》,以民国二十九年刻本为最善;范当世诗文集各本中,则以民国二十二年《文集》十二卷、《诗集》十九卷,并附《蕴素轩诗稿》五卷的浙江徐氏校刻本,后出转精,且较其他版本内容更足;翁同龢诗集,虽先有1913年常熟开文印刷所铅排的《瓶庐诗钞》六卷,但1919年由翁氏门生陆襄出资的武昌书局仿宋刻本《瓶庐诗稿》八卷,则经缪荃孙、邵松年前后数年的校勘,除异体字稍多之外,错字极少。而《经眼录》所收,亦颇多此类,如民国十二年(1923)沔阳卢氏所刊梁鼎芬《节庵先生遗诗》六卷,民国二十七年(1938)刊陈宝琛《沧趣楼诗集》十卷,民国十九年(1930)双玉蝉馆刊邵瑞彭《扬荷集》四卷红印本,民国十二年(1923)孙氏四益宧刊孙德谦关于骈文研究的专著《六朝丽指》,乃至我国最早翻译西洋科学小说家儒勒凡尔纳《八十日环游日记》的陈寿彭夫人薛绍徽的《黛韵楼遗集》八卷(民国三年陈氏家刻本)等等,皆名家名作、刊印精好之本。还有民国十九年(1930)袁励凖(珏生)自刊《恐高寒斋诗》二卷红印本,更是由撰者自书以付手民,并用清中期库纸精印,无论品相、刻工、墨色,均极为赏心悦目,故堪称民国家刻本之一流珍品。袁氏为一代名流,诗文翰墨,皆有声当时。其书法尤为人宝重,除《经眼录》中介绍北京新华门匾额即由其题写之外,海宁王静安(国维)先生墓志,亦据其手书上石。

  尤可一说的,是《经眼录》所收海宁张宗祥先生《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记录》(民国十五年刻本)一书。曾任浙江图书馆馆长、西泠印社社长的张氏,素有藏书、抄书、校书之癖。其六十九岁时,曾将手抄之书尚存者,著为《铁如意馆手钞书目》,而该目自序所述,正可窥其抄校生涯:

  予自十二岁始出就外傅,读四子书。其时如饥者得食,不择精粗,以果腹为度。三十以后,方事雠校,与单君不庵、周君豫才、朱君蓬仙等,从事古籍。自三十五岁起,赵慰仓同年喜搜孤本,傅沅叔先生富于庋藏,予亦乐此不疲,如入宝山,无所不爱。抄校诸书,恒至夜以继日。至五十七岁,抗战军兴,始不能每日抄校。入川之后,若断若续。六十三岁后,竟未抄一书。所抄之书,有为亡弟麟书保存海上者,有为友人保存汉口者,有为身携入川者。胜利还都,在南京时,一度会集清点,计三千九百余卷,如《太平御览》分类之类,所存仅二千数百卷。本意欲抄八千卷,与丁氏八千卷楼相匹。今年将七十,恐此愿难偿。所存之书,向未编目,因亟为订定,留一纪念。此中影写本,乌丝栏亦皆亲手所画。后有得者,幸念其辛苦而珍藏之。

  张氏一生中最称壮观的大规模抄书之举,则是在浙江图书馆馆长任上,继八千卷楼丁氏兄弟之后,主持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抄补之役,前后历经三年,共抄补二百一十七种,四千四百九十七卷,二千三百五十八册,时称乙卯补抄,从而使《四库全书》江南三阁(文汇、文宗、文澜)中唯一独存、但又毁散甚多的文澜阁本,弥补了缺失之憾。张氏此书中所收周庆云《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记录弁言》、张宗祥《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记录记》,以及《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书目录》、《重校丁氏旧钞文澜阁四库各书目录》、《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在事诸员姓名录》、《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收支征信录》等,无不为研究有关文澜阁《四库全书》毁散、搜补始末详情的第一手资料,不仅珍贵难得,且极具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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