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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敢弹劾军机大臣,清末资政院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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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敢弹劾军机大臣,清末资政院议员

历史学者吴钩先生在微博上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晚清资政院与谘议局并不具备完全的独立地位,但晚清的议员普遍表现出值得钦佩的独立品质。相比之下,民国时期的国会,至少在名义上已经获得了与行政分支并峙的独立性,但民国议员时常闹出贿选的丑闻,政治品质远不如晚清议员。你说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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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民国时期的国会不甚了了,因此对这个问题没有发言权。不过,对于晚清资政院、咨议局的议员们的那种独立品质有所了解。他们在面对强权时体现的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姿风骨,是100年以后的某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远远不能相比的。

然而,溥伦虽想继续维持资政院,军机大臣却不容他维持下去。军机大臣当初之所以同意简任他为总裁,只因他年纪较轻,阅历较少,以为必能俯首听命。不意开院以后,他事事力持大体,尽心职守,维持宪政,遵照民主原则议事,与议员行动基本保持一致,感情亦颇融洽。军机大臣不过视资政院为一件装饰品,见其不服从指挥,于是由讶而怨,由怨而怒,深悔委任非人,有养虎伤身之惧。故在闭会之前,就把议员的“嚣张”“胡闹”,归咎于溥伦的纵容,准备换人。

本文摘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04期) 作者:王开玺 原题同:晚清论驳上谕风潮述论

刘春霖说:我们资政院必要求着军机大臣心里舒服,还成个什么资政院呢!

永利皇宫官网网址,比如,有一回,资政院的议员居然敢弹劾军机大臣奕劻。这位集内外大权于一身的权贵也无计可施,只能采取集体辞职的方式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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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0月,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期间,正是革命思潮和斗争日趋高涨,各省咨议局联合发动大规模国会请愿运动之时。清廷企冀“为朝廷竭协赞之忠”(注:《宣统政纪》卷四二,第2页。)的资政院议员,以一种“半在朝”的政治身分,再次掀起论驳上谕的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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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领班军机大臣奕劻来资政院答辩

资政院是中国最早的议会,清廷先后任命了溥伦、世续、李家驹、许鼎霖四位总裁。李家驹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20天才正式任命的,为时甚短,许鼎霖接任没几天清王朝即已灭亡,皆不足论,惟溥伦和世续任职较长,尚有可述之处。

11月4日,清廷被迫颁谕缩短预备立宪年限,定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并声称:“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注:《宣统政纪》卷四三,第4页。)。当时,资政院内的议员尚不敢对上谕正面发难,于是采取了曲解的办法。他们剖辩道:“本议员恭译上谕精神所在,全在揆度形势,……我皇上,我监国摄政王的本意,并不是必要到宣统五年始开国会,……已打算早开才好,然则就是宣统三年还以为迟。不过因皇上方在冲龄,监国摄政王不能自作主张,所以交付廷议以取决之。而明发上谕,可知五年之期限,不在皇上及监国,而在会议政务王大臣”(注:《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以下简称《速记录》,第14号,第9~10页。)。在自我开脱了对上谕大不敬嫌疑后,他们进一步鼓动说:只要大家继续请愿,立宪的年限仍可再次缩改。因为当今皇上是要“继志述事”。“所谓继志者,非继九年预备之志,乃继立宪以救危亡之志也”。既然朝廷可因时势危迫而改先朝所定九年期限,那么,“现在皇上所定的期限,又何尝不可变更?”(注:《速记录》第14号,第11页。)

刘春霖

资政院、咨议局,都是晚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产物。1905年,清廷向全国人民宣布,将用9年的时间(后来在资政院的压力之下,缩短为5年)进行“预备立宪”。按照这个计划,在1914年的时候,大清朝应该具备宪政国家的基本特征:《宪法》、国会、限制皇权、司法独立、地方自治……在这之前,本着摸石头过河的改革精神,也为了锻炼议员的参政议政能力,清廷首先成立了咨议局和资政院,前者是地方议会的雏形,后者是上下议院的雏形。咨议局的权限是讨论本省的预决算、税收、公债以及单行章程规则的增删和修改,选举资政院议员,申复资政院或督抚的咨询等。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的权力受到了本省督抚的限制,形同虚设。

维持宪政大局的溥伦

这一曲解上谕的风潮尚未平息,11月9日又引发起议论上谕的风潮。这天,议长宣读了一道上谕。上谕对资政院核议湘抚与省咨议局关于发行公债一事争议的具奏,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湘抚此举“系属疏漏”,既未给其以任何处分,也未提及发行公债应交或补交省咨议局议决。对此,议员们惊诧异常,即使是煌煌上谕,也难免要议论一番了。他们愤然指出:“立宪国精神,全在法律。督抚违背法律而不予处分,则资政院可以不必设,……宪亦可以不立”(注:《速记录》第15号,第39页。)。议员陶镕更是悍然不顾地抨击清政府“处处不顾舆论,是好民之所恶,恶民之所好”,诘问清廷到底“要立宪不要立宪”(注:《速记录》第15号,第43页。)。

>>有个议员担心如此做法,军机大臣心里很不舒服。刘春霖又说:“我们资政院必要求着军机大臣心里舒服,还成个什么资政院呢!”“现在议决的案军机大臣就不照行,将来无论再提出何等议案,一定是无效的,就是将来军机大臣侵权违法,也不过以‘疏漏’二字了之。还是请军机大臣来院答辩,问他到底是何意思,将来别项议案才能解决。”(《会议记录》第15号,第56页)他的发言赢得议员们阵阵热烈掌声。

1910年8月,湖南省巡抚杨文鼎发行地方公债120万两。发行地方公债不是杨文鼎的首创,本来也是小事一桩,后来却酿成一场举国皆知的大风波,以至于到100年之后,我还有兴致把它从故纸堆里翻检出来饶舌。

溥伦字叙斋,1869年生,出身于天潢贵胄,曾祖父为道光皇帝,1881年承袭贝子爵位。1907年9月,朝廷下令筹备资政院,任命他与孙家鼐同为总裁。1909年11月孙家鼐逝世后,总裁只有溥伦一人,1910年9月朝廷任命沈家本为副总裁,总裁制由两个总裁变为一正一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1月22日,议长宣读了命将资政院议决的云南盐斤加价具奏案交督办政务处,将议决的广西巡警学堂具奏案交民政部分别查核的上谕。议员们认为这不但否定了资政院的议决权,而且无异于宣布以上两个行政部门为资政院的上级机关。因而骤起轩然大波,不少议员开始对上谕含沙射影,旁敲侧击。议员罗杰不无揶揄地说:“本员不敢对上谕置议,但现在既是立宪政体,则专制政体当已消灭”。议员牟琳也说:对资政院的具奏,“皇上说可就可,说否就否,这本是君主的大权。若奖我们全体议决的事情交到行政衙门去议,试问这个理由安在?”(注:《速记录》第20号,第7~8页。)议员们对上谕和摄政王的愤懑之情,明显流露于言词之间。

近年见到两种张謇传记,书名均冠以“末代状元”的头衔,相关的书评亦然,实在令人吃惊。张謇中状元在1894年,其后科举考试还举行过3次。最后一次是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增加的一次恩科,考中状元的为刘春霖。1905年清政府应袁世凯等督抚奏请立停科举,下令自丙午科开始,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至此,科举考试彻底废除。故末代状元只能是1904年的刘春霖,而不是1894年的张謇。

仅仅因为杨文鼎没有把这件事提交咨议局通过。

当初拟订资政院院章时,军机大臣对资政院的职权极力加以限制,溥伦认为各国的议院均有一定权限,中国岂能独损,一再辩争。

刘春霖(1872-1944),字润琴,直隶省肃宁县人,诗画书法均有极高的造诣。由于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故他又自称“第一人中最后人”,而别人则称他为“古代状元的谢幕人”。状元及第后授职翰林院修撰,可他没有在国内做官,毅然到日本留学。1907年回国,任保定高等学堂监督。1909年当选为咨议局议员,继而又被议员们选为资政院议员。1910年10月4日第一届资政院会议开始,刘春霖出席。资政院是清廷在预备立宪期间设立的,目的在于培养锻炼议员的能力,为以后成立两院制的正式国会奠定基础,议员由名额相等的钦选和民选(各省咨议局选出的议员)混合组成,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国家最高立法和监督机关,或者说是一个过渡形态的混合型议会。刘春霖在参与讨论议决国家大事时是如何当国民代表的呢?

愤怒的咨议局议员们感觉自己又一次受到了侮辱,而这一次,他们不打算再忍了,而是一纸诉状,把杨文鼎告到了自己的上级机关——资政院。

按照清政府的宪政规划,1916年召开国会。鉴于国内外形势,1910年各省咨议局发起了全国性的请愿速开国会运动,要求一年之内召开。溥伦认为北方人民的程度比不上南方,并不完全赞成,但又向请愿代表表示:如果奉旨准开国会,他也非常愿意。

刘春霖认为,从国家安危着想,国民代表应当直言敢谏,不能只知颂扬,这才是国家之福

资政院很重视这个案子,于11月8日将之上奏,称杨文鼎发行公债未经咨议局议决,属于剥夺咨议局权限,应将发行公债事宜交由咨议局议决,并对杨文鼎给予相应处罚。

同年9月23日,资政院召集议员,正式成立。溥伦首先讲话,极为激动地说:“今天是资政院第一次召集,为我中国数千年以来没有行过的盛典”,“务望诸位协力匡助,共襄盛举。”(《宣统二年第一次常年会资政院速记录》,第1号,第1页)

不畏强权,敢于弹劾军机大臣

就在当天,传回来了军机大臣副署的谕旨。谕旨声称此事属于“疏漏”,但是仍然须“遵前旨办理”。

10月4日,第一届资政院会议开始议事。26日,议员一致通过请速开国会的奏稿。摄政王载沣问溥伦有何意见,溥伦奏对时势危迫,不能不早开国会,以为补救。载沣又问应比原定年限缩短几年。他回答说非缩短三年,不足以满足天下之望。但11月4日载沣颁发了缩短三年召开国会的谕旨后,议员仍不满意,质问国会何故缓开。溥伦将议员的质问奏明,并向军机大臣陈明议员的激昂情形及国势危迫的状况。军机大臣非但不表同情,反怪他对议员太过放任,不能压制,甚至加以赞助。庆亲王、首席军机大臣奕劻仗着辈分高、年龄大,还把他呵斥了一顿。溥伦十分气愤,对人说:他们“以资政院为衙门,吾辈乃堂官,堂官应有弹压之责任,此种眼光极为荒谬。不知议长与议员原是一体,不过主席及维持院序而已,至于议事,全在从众取决,方合议院本旨。吾意,吾辈惟以联络政府与国民(资政院议员为国民的代表)为一气,为第一之职务。”(《政府授意要贺电》,《民立报》,1910年11月21日)他看透了军机大臣要其压制议员的用心,而自己又不能做违背宪政之事,知道难以担当“联络政府与国民为一气”的重任,从此即有辞职之意。

刘春霖坚持依法办事,对违法行为进行坚决斗争。1910年11月8日,资政院上奏湖南巡抚杨文鼎发行公债,不交咨议局议决,侵夺咨议局权限,违背法律,应令其将原案交议,并量予处分。当日上谕颁下,说杨文鼎未交局议,属于疏漏,既然已奉旨允准,着仍遵前旨办理。9日,刘春霖在会上发言说:“‘庶政公诸舆论’一语屡见于上谕,今资政院所议决的不能不算舆论,现在何以忽然不‘公诸舆论’呢?本议员想造成这个原因的就在军机大臣。”“推原军机大臣的本意,不过藉此稍示其端,且看资政院之权可以侵不可以侵,资政院之法可以违不可以违。若本院不复质问,便是默示承认,默认之后,恐军机大臣对于资政院侵权违法之事,必相逼而来。”(《宣统二年第一次常年会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15号,第48页。以下简称《会议记录》)提出应要求军机大臣出席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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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资政院以湖南巡抚杨文鼎发行公债不交咨议局议决,显系侵夺咨议局权限,上奏应令其仍交局议,并量予处分。当日谕旨颁下,说既已奉旨允准,着仍遵前旨办理。议员们指出:咨议局章程属于国家法律,军机大臣这样副署谕旨,就是以命令变更法律;资政院议决的议案没有效力,不如请皇上解散资政院!大家一致要求暂时停议,请军机大臣特别是奕劻到院答辩。军机大臣不到,议员吵嚷不休,整个下午,会场都处在紧张气愤的氛围之中。

有个议员担心如此做法,军机大臣心里很不舒服。刘春霖又说:“我们资政院必要求着军机大臣心里舒服,还成个什么资政院呢!”“现在议决的案军机大臣就不照行,将来无论再提出何等议案,一定是无效的,就是将来军机大臣侵权违法,也不过以‘疏漏’二字了之。还是请军机大臣来院答辩,问他到底是何意思,将来别项议案才能解决。”(《会议记录》第15号,第56页)他的发言赢得议员们阵阵热烈掌声。

其后,资政院上奏广西高等警察学堂限制外省籍学生案和云南销售食盐提高价格案,当日奉旨,分别交民政部和盐政大臣察核具奏。刘春霖认为全院议决的议案,应该由皇上亲自裁可,如觉不妥,可交资政院复议,不能另交行政衙门察核具奏。否则,国家何必花钱来办资政院!交行政衙门查核,是军机大臣企图嫁祸于盐政处与民政部,坚决主张弹劾军机大臣辅弼无状。

不畏皇权,敢于批评上谕

当时宣统皇帝幼小,由其父亲摄政王载沣当政,以皇帝名义发布上谕。12月18日,资政院上折奏请迅即组织内阁,明降谕旨,宣示军机大臣责任。载沣颁下两道朱谕(军机大臣回避,未副署),一为慰留辞职的军机大臣,二为不准资政院干预用人和军机大臣是否负责任及设立责任内阁。对此,刘春霖十分激动地指出:“这两道朱谕与预备立宪的时代不相符合。”“资政院虽然不是国会,其实对于军机大臣负责任不负责任是可以说的。今看第二道朱谕,对于资政院似乎绝对的不能说话。”“对于朱谕不能持积极主义,就得持消极主义,既不能说旁的话,惟有全体辞职。”“就请监国摄政王收回成命亦无不可,否则全体辞职亦无不可。”(《会议记录》第27号,第62-65页)朱谕“不叫军机大臣负责任,而君主与人民直接立于对待的地位,于立宪精神很相背驰,将来立宪政体很不牢固,仍恐要变成专制的。”(《会议记录》第28号,第16页)“既然由专制政体改为立宪政体,这个话是断断不适用的,还是请收回成命,明定出军机大臣负责任为是。”(《会议记录》第28号,第17页)一再声言上谕违背立宪原则,要求收回成命。

不留情面,指责奴颜婢膝的议员

资政院中有极少数民选议员很不自重,有意攀附当权亲贵。对此,刘春霖十分反感,几次在大会上公开指责说:“有几个议员在政府里头平素多奴颜婢膝,而政府遂轻视资政院,这一种议员不但自失身分,并且说所谓全体议决其实并不是全体,不过几个人胡闹而已。政府觉得你不是全体,所以越发看着资政院很轻,致使资政院议案全归无效。”(《会议记录》第28号,第18页)这几个议员实在“不能为国民的代表,看他的宗旨,纯以趋附政府为宗旨。比如会场之上发出议论,不敢公然反对,每每用调停主义;出了会场之外,昏夜叩权贵之门。”“政府一看这个奴颜婢膝的议员,觉得这一般人就可以拿着势力压倒他的,并可以拿着利禄羁縻他的。”“我们议员中要保守自己的身分,才可以自立,以后对于军机大臣再不可有趋奉的意思”。(《会议记录》第27号,第64-65页)

难能可贵的认识

在庸俗之人眼里,刘春霖身为状元,理应对朝廷感恩戴德,百依百顺,歌功颂德。而刘春霖相反,发言坚守原则,直言无隐,毫无顾忌,从不献媚取宠,展现出令人钦佩的铮铮铁骨和人格魅力。其所以能够如此,主要是对忠君爱国观念和国民代表、皇帝有着卓越独特的认识。

他说:“本员说话诚不免有过激的地方,但是发于忠爱之至诚。本员受先朝特达之知,今日又为国民代表,断不敢作谄谀的话,贻误全局。”“语虽激切,实发于忠爱之至诚,在上可以对皇上,在下可以对国民,就是本议员见了监国摄政王,也是这样说,不敢作谄谀之词。”(《会议记录》第28号,第18页)在他看来,不论是作为参预国家大政的国民代表,还是作为“受先朝特达之知”的状元,对皇帝和政府陈述意见均应直言敢谏,绝不可阿谀奉承。惟有如此,才算尽到了国民代表的责任,尽忠于朝廷,才是真正的爱国。

不仅如此,他还说:“自古圣帝贤王未有不以改过为美者,我们何必以谄谀之词上陈?若说皇上的话没有不是,这不是资政院议员应当说的,比不得作诗作赋,当用颂扬的话头。这个时候我们参预大政,一言系国家安危,不应作颂扬语。”(《会议记录》第28号,第16-17页)“自古有直言敢谏之人,实在是国家之幸福。”(《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27号,第63页)认为皇帝是人不是神,也会犯错误,应当以纳谏改过为美德;从国家安危着想,国民代表可以进行批评,直言敢谏,不能只知颂扬,这才是国家之福。相比之下,那些奴颜婢膝的议员显得何等卑劣渺小,更不用说只会肉麻吹捧上司的大小官员!

1911年6月立宪派成立了合法政党宪友会,刘春霖被推举为直隶支部发起人之一。民国以后历任总统府秘书、直隶省教育厅厅长等职,1927年辞职家居。虽然生活清苦,曾以卖字为生,但他先后严辞拒绝了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的邀请,显示出高尚的民族气节,受到国人称赞。1944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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