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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右看齐的疑惑,庙底沟文化彩陶向西南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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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右看齐的疑惑,庙底沟文化彩陶向西南的传播

(责任编辑:高丹)

    在无头鱼纹中,另有一种加绘鸟首的鱼纹很值得关注。陕西武功游凤曾发现一件鱼纹彩陶壶,也不见鱼头,而在鱼头的位置却出现了一个鸟头纹,这样的鸟头纹在临潼姜寨遗址的彩陶壶上也见到过。其实类似的鸟头鱼纹在秦安大地湾和陇县原子头也都见到过,只是因为没有完整器,所以纹饰的原形不明晰,发掘者没有识别出来。彩陶上鱼身鸟首的结合,也许暗示了更深刻的文化背景,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当鱼纹化作无头或无身的样式,或者用其他图形取代鱼头鱼身,一定是有了相当大的变故。由彩陶鱼纹的无头案,引出来许多彩陶之外的问题,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彩陶的深刻意义。

 

西部新石器文化中也见到一些双瓣式花瓣纹彩陶,青海民和阳洼坡和胡李家遗址都有发现。所见双花瓣构图与庙底沟文化相似,都是以弧边三角作为衬底,以地纹方式表现。不同的是,叶片都绘得比较宽大,而且叶片中一般都绘有中分线,中分线有时多达三四条(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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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圆盘形与双瓣式花瓣纹再分开作些考察。在半坡文化彩陶上已经见到典型的双瓣式花瓣纹。在秦安大地湾的半坡文化彩陶上,见到不少于3例的双瓣式花瓣纹。这时的双瓣式花瓣纹已经是一种定型纹饰了,绘得非常工整,与庙底沟文化的同类纹饰没有明显区别。这表明双瓣式花瓣纹出现很早。将半坡、庙底沟和后庙底沟文化的双瓣式花瓣纹放在一起作比较,三个时期并没有太大变化。而组合型的双瓣式花瓣纹,那些在鱼纹头部出现的双花瓣,庙底沟文化显然也是承续了半坡文化的传统,二者也没有明显不同。而与重圈圆形和旋纹同组的双瓣式花瓣纹,则是在庙底沟文化时期才开始见到,这样的彩陶在后来传播到了外围文化,河套与长江流域都发现了同类纹饰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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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彩陶;纹饰演变;庙底沟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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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陶话彩(7) 

    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图案有没有这样明确的方向感呢,也是有的。
    查陇县原子头见到的类似半坡文化的鱼纹,同半坡一样鱼头也向着右边,鱼尾向着左边。几处遗址发现的庙底沟文化早期简化鱼纹,以圆点示意的鱼头也是无一例外地向着右边(图1-2)。华阴南城子和铜川李家沟发现的彩陶鱼纹,也是头向右边。

在这一带发现鱼纹彩陶的同时,还见到一些圆圈纹与叶片纹彩陶,也都是庙底沟或后庙底沟文化风格。如四川茂县波西遗址见到的一例圆圈纹彩陶片,我采用两种构图复原,一种为双点穿圆式,一种为纯圆圈式,都属于庙底沟文化风格(图9)[4]。此外在一些地点还出土了双瓣式花瓣纹彩陶,武都大李家坪就见到两例,纹饰绘在同类的深腹盆上,叶片较为肥硕,中间也都绘有中分线(图10)。甘肃武都往南,在四川茂县的营盘山也意外见到几例双瓣式花瓣纹[5],叶片中也绘有中分线,可知这样的花瓣纹与大地湾和大李家坪属于同一类,时代可能也相差不远。这里还发现一例作双层排列的双花瓣纹,为它处所不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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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463.com,    关于彩陶上几何形纹饰的产生,过去的研究似乎已经有了定论,即大量的几何形纹饰都是来源于象形纹饰,是象形纹饰逐渐简化的结果。到了后来,纹饰简化到只表现局部特征,而且明显夸张变形,意存而形已无,得其意而忘其象隐其形矣。纹饰如何简化,简化的原则是什么,是否完全依从由抽象到象征变化的规律,这样的问题还需要研究。由彩陶上的鱼纹我们发现,彩陶纹饰不仅有象形与抽象纹饰的结合现象,更有纹饰的替代现象,这样的结合与替代是象征性的改变或是延展,也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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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新石器文化中发现的这些史前彩陶,从器形、构图到色彩都非常典型,这些彩陶大多属于庙底沟文化时期,或者具有明显的庙底沟文化风格。器形多为深腹盆类,泥质红陶,多以黑彩绘成。类似彩陶在青海东部乃至腹心地带发现,这表明由中原到西北的彩陶文化通道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便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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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庙底沟文化彩陶纹饰鱼头的这些变化,让我们追踪出了一些相关的纹饰,这是鱼头失踪之后取而代之者,这些纹饰为研究者进一步解释鱼纹的象征意义提供了重要线索。由这样的线索我们至少可以论定,庙底沟文化与半坡文化之间,在精神生活与艺术生活中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鱼是共同的艺术主题,鱼在两个文化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彩陶上鱼纹的这种变异,也让我们进一步相信鱼纹在史前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是非常深刻的,彩陶的意义也由鱼纹得到清晰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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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曾经到这一带作过田野调查和发掘,有最直接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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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发现与彩陶有些相似,似乎表明史前绘画艺术上的这种右势倾向具有普遍意义。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非常看重手的作用,手印频繁出现在岩画中。我们看到他们表现的主要是左手的图形,这恐怕不是出自偶然。我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的一座洞穴中拍到的一幅岩画,就是许多左手的图像(图1-6)。左手的意义,对于古人而言可能超过了右手。

庙底沟文化彩陶奠定了中国史前艺术发展的基础,也是史前艺术发展的一个顶峰。庙底沟文化彩陶向四周播散,开创了一个灿烂的彩陶时代。在与庙底沟文化同期的周围诸考古学文化中,都发现了彩陶,这些彩陶受到了庙底沟文化彩陶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庙底沟文化扩散与传播的表现,不仅是彩陶纹饰的传播,也表现在彩陶器形的传播,表现为一种高度的文化认同。庙底沟文化彩陶在播散出去的过程中,有传承,也有变改。有时这种改变虽然在形式上比较明显,但在纹饰构图上却能看出一脉相承的联系,表明庙底沟文化彩陶影响之深远。周边文化在接纳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人时,除了直接地传承以外,也适当作过一些变改。我们由这样的改变可以看到,彩陶在形式上略有区别,但内涵是相同的,这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也是一种认知体系的传播。随着彩陶的播散,我们看到了一种大范围的文化扩展,这种扩展的意义与作用,其实大大超过了彩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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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丹)

  ——彩陶中鱼纹与鸟纹的朝向问题

庙底沟文化彩陶向西特别是向西南的传播,将黄河文化传统带到长江上游区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庙底沟文化若干类彩陶纹饰的分布范围,远远超越了这个考古学文化自身的分布范围,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强大的推力,将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影响播散到了与它邻近的周围的考古学文化中,甚至传播到更远的考古学文化中。对于这样的推力,我认为可以用“浪潮”这样的词来描述,彩陶激起的浪潮一波一波地前行,一浪一浪地推进,它将庙底沟文化的艺术传统与精神文化传播到了更广大的区域,也传播到了岷江上游地区。

参考文献: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湖北郧县大寺2006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4期。
[2] 临汝县文化馆:《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1年1期。
[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南考古报告集》,三秦出版社,1994年;西安半坡博物馆:《铜川李家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84年1期;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等:《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垣曲小赵遗址199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1年2期。
[5] 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工作队:《陕西华阴南城子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6期;宝鸡市考古工作队等:《陇县原子头》,文物出版社,2005年。
[6] 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华县泉护村》,科学出版社,2003年。
[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新绛光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文物集刊》1996年2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洪洞耿壁遗址调查、试掘报告》,《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专业:《陕西扶风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文物出版社,2005年。
[8]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1927年。
[9] 石璋如:《关中考古调查报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七本,1956年。
[10] 李红雄:《甘肃庆阳地区南四县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3期。
[1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铸鼎塬及其周围考古调查报告》,《华夏考古》1999年3期;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分队:《河南灵宝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复查与试掘》,《考古》1960年7期。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队:《内蒙古中南部古文化遗址调查》,《考古学集刊》12集。
[13] 王仁湘、王杰主编:《雕龙碑史前彩陶》,文物出版社2006年。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六队:《陕西蓝田泄湖遗址》,《考古学报》1991年4期。

    彩陶鱼纹的鱼头失踪之后,取而代之的主要是双花瓣与圆盘形纹饰组合,表明这两种纹饰与鱼纹有着紧密的联系,或者可以说,它们本是代表鱼头的。在它们独立成纹时,或者在纹饰有所变异时,也许依然是鱼的一个象征符号。

    在华县泉护村见到的十多例鸟纹,几乎全是头向右边(图1-3)。在扶风案板、华县西关堡和陇县原子头见到的鸟纹,无论是飞鸟立鸟,也都无一例外地是头向着右边,尖尖的翅与尾向着左边。

由黄河上游地区向南观察,彩陶对南部长江流域影响也非常强烈。由西北到西南,横断山区北部及邻近地区都有一些彩陶发现,从中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留下的证据。这表明庙底沟文化彩陶在向西传播的同时,也向南部传播,影响进入长江上游地区。

    我们也注意到,陇县原子头见到的鱼纹有的头部构图有明显的变化,用一些包括双瓣花的花瓣纹在内的纹饰取代了嘴部,附加的这些纹饰很值得研究。
    当然庙底沟人自己也首创了另一种鱼纹的绘法,这是一种非常抽象的绘法。我将这种鱼纹称为简体鱼纹,它仅存典型鱼纹常见的尾部,身子与头部都已省略,不过前端有一个圆点,大约是用它表示着鱼头。简体鱼纹在山西、陕西和甘肃均有发现,虽然所见数量并不是太多,但它的分布范围却很广。简体鱼纹彩陶在晋南新绛光村、洪洞耿壁有发现,特点是两尾合拢。在陕西的华阴南城子和扶风案板以及甘肃秦安的大地湾见到的简体鱼纹,两尾张得较开一些。
    简体鱼纹的鱼尾明显是取自典型鱼纹,都是剪刀形。这两种鱼纹之间,可能存在着递变关系。不过从典型鱼纹到简体鱼纹的演变,目前还没有见到太明确的中间环节资料,不象鸟纹的演变脉络那么清晰。
    值得提到的是,简体鱼纹早在1926年李济先生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时就有发现,只是因为那块彩陶片过于破碎,所以一直没有被辨认出来。这块彩陶片上的简鱼纹,仅存鱼的身尾接合部,双线勾勒的鱼身轮廓特点明确,可以认定它是鱼纹而不会是其他。从细部特征看,它与大多数典型鱼纹不同,却与华阴南城子的发现相类似,剪刀尾之间的夹角特别小,有较长的细夹缝。但是在陶片上并没有看到应当绘出的鱼鳍,没有鱼鳍那就不会是典型鱼纹,而应当是简体鱼纹。从这个发现看,由典型鱼纹到简体鱼纹之间,还是可以看到一点变化的脉络(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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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陶话彩(1)

近年的发现表明,黄河上游彩陶向长江流域的南传,是由甘肃南部经嘉陵江上游到达岷江上游地区,然后直抵拒长江干流不远的大渡河边,南传开始的时间很可能不晚于庙底沟文化时期。在嘉陵江支流白龙江一带发现包含彩陶在内的庙底沟文化及后庙底沟文化遗存,如甘肃武都大李家坪就出土了一些这时期的彩陶,其中就有鱼纹[2]。当然由于陶片较为破碎,纹饰仅存鱼尾和鱼腮局部,发掘者也没有辨别出来(图7)。甘肃西南发现鱼纹彩陶的地点还有陇西二十里铺、西和宁家庄和礼县石嘴村、黑土崖和高寺头[3]。宁家庄见到的一件鱼纹彩陶,仅存鱼腮与身的接合部,复原的纹饰为无眼的典型鱼纹。黑土崖也有一件典型鱼纹残陶片,鱼身可能稍长一些。黑土崖的另一例鱼纹彩陶所绘为无头鱼纹,在本来为鱼头的位置绘着黑白对称的弯角弧形几何纹,复原的纹饰与秦安大地湾见到的同类鱼纹相同。又见高寺头也见到一件与黑土崖这件纹饰非常接近的彩陶片,也可能两者就是同一件,在有些论著里被混淆了。这几例无目与无头鱼纹,与秦安大地湾所见雷同(图8)。黑土崖还有一例彩陶片绘有简体鱼纹,纹饰仅存鱼纹尾身接合部(图8,下)。这几例鱼纹因为陶片过于破碎,在原报告中大多没有判明。

     ——说说庙底沟文化遗址出土的鱼纹彩陶

    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形式,将双瓣式花瓣纹与鱼纹连接在一起了。原子头这样的组合,其实也并不是孤例。查秦安大地湾半坡文化彩陶,至少有三件彩陶片绘出了同样组合的纹饰,都是在鱼纹的鱼头位置,绘着有圆盘形的圆形与双瓣式花瓣纹。只是因为陶片过于破碎,发掘者没有将纹饰的原形复原出来。大地湾半坡文化彩陶上见到多例与原子头鱼纹相同的彩陶,这表明这种纹饰组合在半坡文化时期(应当是在末期)就已经出现。

(责任编辑:高丹)

[5]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发掘报告》,《2000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2002年。

    为着今后能引起发掘者更多的注意,我特意绘制了一张“彩陶上典型鱼纹与简体鱼纹残片的判断坐标图”,希望学者们在发现相似彩陶片时能仔细比对,一定会有所收获(图2-8)。从这个坐标图上,从鱼头到鱼尾分出了7个坐标区,头眼、身子和尾部都分作两区,头与尾的结合部分为1区,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将那些彩陶片归位。过去在这样的碎片出土时,可能因为太过于破碎,残留的纹饰也过于简单,所以被忽略了,甚至在公布资料时将它们搁置起来。如果这样的彩陶片不被认识,甚或让它们重归尘下,那可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其实鱼纹彩陶片并不难辨认,因为它与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其他纹饰区别明显,一般是不会混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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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彩陶纹饰的类比上,我们很容易找到传播的证据。如在青海民和胡李家出土的垂弧纹和排弧纹彩陶,与河南陕县庙底沟和甘肃秦安大地湾所见的同类纹饰非常接近[1]。民和阳洼坡发现一例与圆形组合的叶片纹彩陶[2],叶片较为宽大,圆形中填有十字形(图2)。阳洼坡的发现非常重要,它应当是后来马家窑文化类似纹饰出现的起点。在秦安大地湾遗址后庙底沟文化彩陶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叶片纹变化的轨迹。在一些彩陶上,原来的叶片纹与圆形组合发生了角色互换,圆形增大变成了主要单元,叶片已经明显变成了次要的单元(图3)。这个变化的结果,就是马家窑文化流行的四大圆圈纹的出现。圆圈纹加大了,叶片纹扭曲后变成了圆圈之间连接的纽带,构成新样式的旋纹。马家窑类型流行的旋纹,作为旋心的圆圈纹到半山时期逐渐增大,到马厂时期演变为四大圆圈纹,成为非常流行的主体纹饰。马家窑文化彩陶上旋纹的演变,前期多见旋式四圆圈纹,后期则是折线与四圆圈纹组合或纯四大圆圈纹。马家窑文化前后三期彩陶的中心主题相同,但在构图上有明显的变化,变化的脉络是小圆圈旋纹一大圆圈旋纹一大圆圈纹,最终的构图形式是四大圆圈纹。这是甘青史前彩陶演变的一条主线,叶片纹与圆圈纹组合一旋纹圆圈纹组合一折线大圆圈纹组合一四大圆圈纹,这是黄河上游地区前后相续一脉相承的彩陶纹饰主题元素,也是主要的演变脉络(图4)。过去许多研究者讨论过马家窑文化的来源,认为它是中原仰韶文化在甘青地区的继续和发展,由彩陶的比较看,其实就是庙底沟文化的继续和发展,只是这种发展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变。

    仔仔细细地寻一寻,“按图索鳞”,不仅会得到更多的鱼,也许会使眼界又开阔一些的(图2-9)。得到了这样多的鱼,对于半坡与庙底沟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也许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切入点。

    ——彩陶鱼纹的变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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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播,如大潮涌动,以它所在的晋、陕、豫一带的中心区作为源头,潮流所向,波及东南西北四方。庙底沟文化彩陶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是一种明确的文化传播。甘肃境内既有仰韶早中期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分布,又有仰韶晚期文化发现,在青海东部也有仰韶中晚期文化遗存发现。由这些发现看,甘肃及青海东部地区在距今6000年前左右,就已经是仰韶文化的分布区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因为地近关中区域,所见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彩陶更是与晋、陕、豫没有明显区别。如大地湾庙底沟文化阶段彩陶中的图案化鱼纹、花瓣纹、西阴纹、单旋纹和双旋纹等,都与中原所见完全相同,难分彼此(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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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人类中大多数人习惯用右手。有学者根据石器推断,早在猿人时代人类右利手已明显多于左利手,而且支配右手行为的左半脑也比右半脑略大。这也许不是最终的结论,因为由岩画和彩陶的证据,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明显的史前左利手倾向。
    左利手和右利手,是一种偏侧性表现。意大利神经科学家葛瑞格里•瓦勒蒂格娜(Giorgio Vallortigara)和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神经科学家莱斯利•罗杰斯(Lesley Rogers)称,动物王国普遍存在偏侧性,而且偏侧性会带来某种优势。动物的偏侧性可以是先天遗传得来,一些科学家认为偏侧性可以作为一个更大基因包的一部分被传承。偏侧性也可以从后天获得,动物生存的环境与社会赋予这种偏侧性以合理性。先天的偏侧性属于本能,后天获得的偏侧性与生存状态有关。对人类来说,后天的偏侧性与文化传统有关。我们用右手使用餐具和写字,完全是接受教导的结果,这就是传统,也是社会规范。
    如果史前陶工绘制彩陶的左利手现象可以最终认定,那我们也许要对人类早期艺术行为作一些新的思考,史前的许多不朽艺术作品说不定真的是用左手创造出来的。当然这也会连带出来一个新问题,是什么时候又是哪些原因使得人类完成了左利手向右利手的转变?
    当然,这就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能回答的问题了。
    也许还需要变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现象。说不定还有这样一种可能,这种右势并不是出于制作的习惯,而是出于观赏的习惯。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人的感觉上,左右有微妙的差别,观看画面时会感觉右下角有一个吸引力特强的点。将画面或图案最重要的元素放在这个位置,似乎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那岩画上动物头向着右边,彩陶上的动物头也向着右边,也就都成为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就观画的角度而言,也许古今有过一些变化,或者画者引导着观者的这种改变。我们在国画中看到的奔马是向着左边狂奔,出土汉代的雕塑青铜奔马拍成照片时也是向着左边飞奔着。古老的右书格式改为了左书,这可能是右式变左势的一个最生动的例子。我们习惯了这种左势的潮流,这已经作为一种传统存在了。
    彩陶上向右看齐的鱼纹和鸟纹,还有其他那些右势纹样,不知会不会还包含着别的什么信息?

[2]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武都县武都大李家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3集。

    很明显,从图案构图的角度来说,简体鱼纹是在借鱼尾表示鱼的全形。如果没有典型鱼纹作观照,我们要将如此简化的图形认定为鱼纹会是很牵强的事。事实上,这类简体鱼纹在20世纪40年代的关中地区考古调查中就已经发现,石璋如先生在调查后的10多年后公布了资料,不过当时并没有辨认出,陶片上只有一外圆点和两个尾尖,即使是现在要看明白纹饰的内容也很难,何况那时连典型鱼纹彩陶都还没有见到(图2-3)。

    在庙底沟文化彩陶中,常常出现在无头鱼纹的鱼头位置上的纹饰,最主要的是一种双瓣花瓣纹与圆盘形组合。如在陕西陇县原子头的一件鱼纹彩陶盆上,双瓣式花瓣纹与中间绘有圆盘形的圆形组合在一起,这组合出现在鱼头的位置,而鱼头却没有绘出。这里也许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加圆盘形的圆形与双瓣式花瓣纹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纹饰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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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往更西部区域的传播过程中,彩陶的器形与纹饰基本上没有明显变化,在青海民和县藏族和循化县撒拉族聚居区等地发现的同期遗存,甚至也可以直接划入庙底沟文化系统,这是中原远古文化对周边地区影响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1]。庙底沟文化时期中原文化的强大张力,由这一层面看,表现得非常充分。

说陶话彩(2)

    我们知道在半坡文化彩陶中,鱼纹是一个很流行的纹饰主题。彩陶上有很多全形的鱼纹,但也发现有一些特别的鱼纹,这其中有无头的鱼纹,也有无身的鱼纹。最特别的是那些无头的鱼纹,鱼头在图案上没有了,不知道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其实这种无头鱼纹彩陶,在庙底沟文化中也有一些发现,原本应当有的鱼头失踪了,但在鱼头的位置出现了新的图形,它们取代了鱼头。这样的一些图形虽然出现在鱼头的位置,但明眼看来却并不是鱼头,不过这类图形后来又独立成纹,不再与鱼身共存,为我们研究鱼纹的变化指示出一条隐蔽的线索。

参考文献:
[1] 周光荣编绘:《儿童绘画大参考》,湖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
[2] 詹克明:《那一个史前女人的手印》,王剑冰主编《那一个史前女人的手印》,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依近年的发现研究,黄河彩陶文化明确传播到嘉陵江上游和邻近成都平原的岷江上游地区。庙底沟文化彩陶传播到西北以后,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由仰韶文化晚期(或称石岭下类型)过渡到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渊源于庙底沟文化,以弧边三角作衬底的旋纹是两个文化一脉相承的主体纹饰。黄河上游的庙底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彩陶,都先后影响了长江上游地区远古文化的发展,密切了两河之间的文化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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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陶上平铺直叙的纹饰图案,似乎不会涉及到方向感问题。不过由史前彩陶纹饰的绘制看,纹饰方向应当是存在的,画工会有绘制的始点和终点,画工也会引导出观者的观察方向。至少部分彩陶纹饰是这样的,它们有固定的走势,有明确的方向感。
    在庙底沟文化彩陶大量的二方连续构图中,纹饰有没有方向?不同纹饰布列时在方向上可能有不同考虑,由整体观察有没有倾向性的方向?确定这样的方向的出发点又是什么?这是几个相关联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纹饰的观察找到确定的答案。
    我们不妨先看看庙底沟文化之前的半坡文化彩陶纹饰有无确定的方向。
    不须仔细观看就会发现,半坡文化彩陶中的图案化鱼纹,几乎全是头右尾左的右向,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论是在西安半坡遗址,还是秦安的大地湾遗址,或是其他的半坡文化遗址,同类图案化的鱼纹,基本都是剪刀尾向左,大嘴大头向右(图1-1)。

[3]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西汉水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6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西汉水流域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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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这种圆盘形纹饰作一个比较,可以区分为几种不同的样式。这种图形出现时的方向并不一致,一般以横平方向为多,而且明显凸起完全涂彩的那一面是向着下方,留白的一面则是向着上方。也有少数图形出现时垂直方向或略为倾斜的样式,倾斜时涂彩凸起的一面也是朝向下方,而垂直时涂彩凸起的一面是朝向左方,个别也有相反的情形。横行的圆盘形纹常有圆点作配合,圆点使纹饰单元产生出一种生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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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瓣式花瓣纹在甘青地区也有发现,除了秦安大地湾,也见于民和阳洼坡和胡李家遗址。阳洼坡的一例四瓣式花瓣纹,在花瓣合围的中间绘一纵向的叶片纹,构图与中原庙底沟文化大体相同。胡李家的一例则是在花瓣合围的中间绘三条平行线,象是扩大了的横隔断。胡李家的另一例四瓣式花瓣纹最有特点,花瓣绘得非常工整,整体作倾斜状,构成一个独立的单元,构图非常标准,与中原的发现没有什么分别。在花瓣单元彼此之间,还采用宽大的叶片纹作连接(图6)。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叶片纹为主的二方连续图案,花瓣纹是组合中的一个元素。

    在西乡何家湾和华阴南城子都同时发现过简体鱼纹与典型鱼纹,表明简体鱼纹出现后,并没有完全取代典型鱼纹,它们在一段时间内有过共存。南城子的简体鱼纹又是最简的形态,可见两种鱼纹共存的时间不会太短。当然鱼纹的变化也还有另外的模式,也有一种简鱼纹不是简头扩尾,而是大头缩尾。如甘肃正宁吴家坡见到的一例鱼纹彩陶,除了大头还保留一点典型鱼纹的影子外,鱼身鱼尾只存留着一点象征,乍一看还不容易确认它就是鱼纹。
    再作一个简单的统计,发现典型鱼纹的地点有灵宝永泉埠、小常、北阳平、西乡何家湾、华阴南城子,陇县原子头、临潼姜寨和铜川李家沟,发现简体鱼纹的地点有灵宝北阳平、南万村、夏县西阴村、新绛光村、洪洞耿壁、西乡何家湾、华阴南城子、华县泉护村、蓝田泄湖、扶风案板和秦安大地湾。这样看来,鱼纹也是庙底沟文化彩陶一个不可忽略的要素了,过去以为它是半坡文化彩陶独有元素的认识需要作一些修正。在一些典型的庙底沟文化遗址,也发现了鱼纹彩陶,这是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事。在河南灵宝的几个地点都见到鱼纹彩陶,由于陶片过于破碎,发现者当初并没有辨识出来。灵宝的鱼纹既有典型鱼纹,如小常和永泉埠所见;也有简体鱼纹,如南万村所见(图2-4)。在北阳平,这两种鱼纹都有发现。豫西发现的这些鱼纹与山西、陕西和甘肃地区所见并无区别。

    这种特别纹饰的构图,过去并不清楚它的来历,也不明白它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不过现在有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线索,在华阴南城子和陇县原子头,圆盘形纹饰出现在鱼纹的头尾之间,这说明它与鱼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而在秦安大地湾和陇县原子头,在无头的鱼纹中,本该绘鱼头的位置上出现了这种圆盘形纹饰,这就更有意思了。

    彩陶几何纹的方向不易判断,但也还是有迹可寻。
    叶片纹的方向,基本上是向右上倾斜,大体为40度左右的倾角。如此地始终如一,如此地大范围趋同,这不是一种思维定式就是一种行为定式,这已经是一个传统了。还要提到的是,叶片纹与其他纹饰同时出现时,一般也是取右上倾斜的角度。类似的纹饰在与其他纹饰组合出现时,只是偶尔才见到右下倾斜的角度。
    各处发现的“西阴纹”,它起翘的尖角总是指向右边,在大仰韶的分布区域,在它的影响区域,甚至在其他文化中见到的“西阴纹”,也都是这样的方向。尖角向左的“西阴纹”也并非绝对不见,但真想找出哪怕是一例来,也是非常之不容易。
    彩陶中的单旋纹,旋臂不论是向上还是向下,一般都是按照顺时针方向旋转,是一种右旋态势。
    彩陶中大量见到的双旋纹,两个旋臂旋转的方向,也常常是顺时针方向,与单旋纹方向一致。双旋纹的旋臂只是偶尔见到逆时针旋转的例子,如陕县庙底沟、灵宝西坡和华县西关堡就有发现,但总体旋动趋势是顺时针方向。
    除了这样一些明显的例证,我们还看到有些带有斜线的纹饰单元,整体倾斜的方向大多也是取右上斜趋势。
    就彩陶而言,不论是庙底沟还是半坡文化,纹饰的这种右向走势值得关注。考虑到偶尔也有的相反的情形,我们也可以将这种“右势”作为纹饰的主导走势来认定。这种右势的确定,除了画工的传统习惯以外,也许还有其他的文化背景。
    这是一些很重要的信息,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些信息。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会不会与绘画的方式有关,会不会与画工运笔的主体方向有关。推测画工绘画的始点,由几何纹饰看,应当是从左到右的可能性最大,动笔方向是由左向右。不过由写实类的鱼纹和鸟纹看,如果还是这样的次序,那就要从尾部起绘,这样似乎是增大了绘画的难度,那是舍易求难了。
    以绘法而论,画鱼鸟图案应当是头左尾右,这样描绘才觉得更便利,这当然是从右利手的角度而言。我查阅了手边的一本《儿童绘画大参考》[ ],将书中的鱼纹作了统计,在合计33例鱼纹中只见到6例头向右的图形,其他全向左,向左的鱼纹占到82%。这就是说,现代人对于鱼类的绘画与观赏倾向是左势的。由右手绘画,一般情况下一定是先由左边起笔,画鱼这样的动物起笔要以头嘴开始,那自然多数的鱼纹都朝向左边方向游动了。更有意思的是,这本书中还有三种鱼的绘画动作程序的指导图示,无一例外地都是从头嘴部位绘起,也无一例外地都是头向着左边(图1-4)。

在四川岷江上游的理县箭山寨、茂县营盘山和姜维城遗址发现了典型的马家窑文化彩陶。有可能彩陶的影响是由川西山地南下进入横断山区,丹巴县罕额依和汉源县狮子山遗址发现的彩陶便是南传的重要证据。茂县营盘山发现一件马家窑文化风格旋纹彩陶,构图介于双旋纹和叶片纹之间,绘制较为精细(图1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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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向游动的这些鱼纹,毫无疑问是因为右手握笔的结果,是右利手习惯的必然作品。如此想来,对于庙底沟文化彩陶上右向游动的鱼纹来说,它的出现是否存在相反的前提条件?也许有这个可能,让我们觉得可能在彩陶绘制中存在“左利手”,是用左手在绘彩。左手绘彩,鸟头鱼头向右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尤其是那鸟翅鸟尾,运笔的走势一定是由右至左,那起绘点应当是鸟头部位。
    这也许涉及到古老的人类“利手”问题。
    此前有一些研究者提到史前人类的利手习惯问题,以为制作石器时已经有了明显的利手倾向。也有研究者通过野生黑猩猩的考察,认定黑猩猩惯用左手钓白蚁,统计出多数黑猩猩都是左利手。在一篇散文《那一个史前女人的手印》中,提及作者一些相关的探索结果[ ],其中的说法颇有借鉴意义。
    作者现场考察岩画时有一种感受,看到人面岩画全是正面头像,而动物岩画则全为侧面全身,一幅幅的动物岩刻让作者影影绰绰觉得“头朝右的动物比头朝左的动物要多”。后来翻检《贺兰山岩画》,一个动物一个动物地数,共统计了1866幅图,可以分辨出朝向的动物3871只,发现头向右的2514只(占64.94%),头朝左的1375只(占35.06%),两者之比为1.85比1。结果是发现头向右的动物图形约是头向左的两倍,不过作者作出了一个不准确的判断,认为这些动物图形是牧人用右手凿出来的。同彩陶一样,如果是用左手来凿刻这些头向右的动物,想必会更加得心应手。
    其他地区的动物岩画,与贺兰山的情形相似。内蒙古阿拉善发现的一处岩画,五六十个动物大多数都向着右方,向着左方的只有五六个,占10%左右(图1-5)。

甘青地区虽然很少典型多瓣式花瓣纹发现,但变体的纹饰还是有的。在民和胡李家,有类似六瓣花的花瓣纹彩陶,六瓣花以独立的单元出现,单元之间有垂直平行线作隔断,纹饰绘得非常工整。在民和阳洼坡,也有这样以单独形式出现的六瓣花的花瓣纹彩陶,花瓣中间有垂直平行线将六瓣花分隔为左右三瓣。这样的花瓣纹虽然有了很大变化,而且附加有其他一些纹饰作为组合元素,但在构图的风格还是体现有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影响(图6)。

    我们还注意到,有报道说蓝田泄湖的半坡文化彩陶上见到了简体鱼纹。从所附图片上看,那里的简体鱼纹与庙底沟文化的并无不同。如果这个发现能够确定无疑,那说明简鱼纹在半坡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当然还并不是很流行,所以没有更多的发现。不过泄湖的庙底沟文化彩陶上也见到了简鱼纹,只是鱼尾极短小,与他处的发现有些区别(图2-7)。

    除了双瓣式花瓣纹,取代鱼头的还有圆盘形纹。我们注意到庙底沟文化彩陶经常能见到一种圆盘形纹,圆盘形纹是一种很重要的纹饰,在过去的研究中注意不够,它甚至还不曾有过一个通行的名称。现在用“圆盘形纹”这个名称,其实并不贴切,暂且这样称呼。所谓圆盘形纹,是在地纹的圆圈中单绘出来的一种图案元素,最常见的是一种飞盘状,一边略平缓,另一面凸起,凸起的一面用色涂实。当然也有的构图有明显变化,如山西夏县西阴村和汾阳段家庄所见,凸起的一面已经不是圆弧形,变成了尖状形,左右伸展如翅,上方有一圆点如鸟首,难怪有的研究者将这图形看做是象形的飞鸟。

注释:

    史前彩陶中的鱼纹,大体分为三种样式,一种为具象,写实性很强;一种为变形,介于写实与抽象之间;还一种为抽象,不过是符号而已。我们在讨论时,除去具象的鱼纹,称变形鱼纹为典型鱼纹,抽象鱼纹为简体鱼纹。
    鱼纹彩陶是半坡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陕西地区的不少遗址都有发现。半坡文化的鱼纹分为两类,一类为写实的具象纹饰,一类为变形纹饰。当然还有一些几何形图案被认为是鱼纹演变而成,但一般并不将它们归入鱼纹之列,因为这些纹饰已经看不到鱼的形体特征了。
    过去我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由彩陶而论,以为半坡文化以鱼纹为主要特征,而庙底沟文化是以鸟纹为重要标志。我们这里要说道的是在庙底沟文化中也发现有鱼纹彩陶,而且数量可观。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庙底沟文化存在鱼纹彩陶,不过它们与半坡文化的鱼纹彩陶有明显区别,当然联系也是有的。仔细寻迹,庙底沟文化彩陶中的鱼纹并不少见,这说明鱼纹并不仅仅是半坡人的专宠,庙底沟人其实不仅崇鸟,也非常爱鱼。
    在庙底沟文化中,不仅有鸟纹和鱼纹,也有鱼纹与鸟纹的结合。最著名的自然是汝州阎村出土的那件瓮棺上的“鹳鱼石斧图”,且不论学者们对那图案含义的深入讨论,只说鱼纹与鸟纹同绘一器,就很值得关注了。这样的发现也许只能看成是个案,而且上面的鱼纹也是具象图案,不是我们在此要讨论的对象。我们更关注的,是那些庙底沟文化彩陶普见的变形鱼纹。
    当然庙底沟文化彩陶中写实的鱼纹,其实在西乡何家湾、铜川李家沟、郑州大河村、济源长泉有发现,基本是以写实的方法描绘鱼体,各处构图并不全同,但多用网格线表示鱼鳞,这是比较一致的手法。在垣曲小赵彩陶上见到了最生动的鱼纹,可以算是写实最准确的鱼纹。这些发现虽算不上多,但也不能说是很少,表明庙底沟人对鱼相当关注。
    在华阴南城子、铜川李家沟和陇县原子头,发现了庙底沟文化典型的鱼纹彩陶。庙底沟文化彩陶中这类鱼纹,大体是承续半坡文化鱼纹的绘法,鱼身强调背腹对称构图,涂彩面较大。剪刀形的鱼尾和鱼鳍对称伸展,长长的鱼嘴张开着,大鳃醒目,但鱼目省略不见。其实类似典型鱼纹彩陶片在临潼姜寨的庙底沟文化层中也曾见到过,因为只存留着鱼纹中段,所以过去没有辨识出来。在华县泉护村也有一件鱼纹彩陶,陶片上只见到鱼尾的中段,即原报告所称的“两条平行反向曲形黑彩带”,这黑彩带的一下有双勾线条,是典型的鱼纹绘法,所以可以确定这是一件鱼纹彩陶,可能是简体鱼纹。
    在庙底沟文化彩陶介于写实与几何形之间的纹饰中,也只有这一种鱼纹最富于装饰性,只是它并不是庙底沟人自己创造的构图(图2-1)。

    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的彩陶上,最先发现过无头的鱼纹,有的还是两条并列的鱼身,都没有鱼头,属于半坡文化。鱼身与鱼头的分离,在半坡文化晚期和庙底沟文化彩陶纹饰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特别现象。彩陶上有的鱼纹没有头部,有的鱼纹在鱼身前绘着一些特别的图形。彩陶上的这些奇怪的无头之鱼发现已经不少,虽然可以用频频出现这样的词来描述,但在研究者中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

摘要: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播浪潮,以它所在的晋、陕、豫一带的中心区作为源头,波及东南西北四方。庙底沟文化还对长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强大的推力,在那里也发现了同样传统的彩陶遗存。庙底沟彩陶向西向南的传播,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也是一种认知体系的传播。随着彩陶的播散,我们看到了一种大范围的文化扩展,这种扩展的意义与作用,大大超过了彩陶自身。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北面的内蒙古清水河石板遗址也发现了鱼纹彩陶,它也一直没有被辨识出来。石板彩陶上的鱼纹应当属于典型鱼纹,这是很重要的发现(图2-5)。在南方也有重要线索,我们注意到湖北郧县大寺在新近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些值得研究的彩陶。纹饰除了大单旋纹以外,还有标准的鱼纹残片。鱼纹虽然典型,陶片因为过于残存,所以发掘者并没有辨认出来。另外枣阳的枣阳雕龙碑也见到一例鱼纹彩陶片,纹饰仅存半尾,不能判断是典型鱼纹还是简体鱼纹,暂作典型鱼纹看待,这是庙底沟文化风格鱼纹分布的南限(图2-6)。

    到庙底沟文化时期,圆盘形与双瓣式花瓣纹组合更多的是脱离了鱼纹的鱼体,与其他一些元素构成新的组合。而且双瓣式花瓣纹本体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重圈圆形或大单旋纹有时取代了圆盘形图案,形成两种新的组合,但它们与原来的构图依然固守着同样的风格,类似彩陶在豫、陕、甘都有发现。湖北枣阳雕龙碑彩陶上的双瓣式花瓣纹,与中原所见并无二致,它与单旋纹组合,与重圈圆形组合,从构图到布局都没有什么明显改变。处在河套地区的内蒙古清水县庄窝坪和准格尔官地,都见到了双瓣式花瓣纹彩陶。庄窝坪还见到一件深腹彩陶罐,绘双瓣花与重圆组合,以一正一倒的方式排列,与大地湾和雕龙碑见到的同类纹饰非常接近。

[4]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波西遗址2002年的试掘》,《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4年;陈剑:《川西彩陶的发现与初步研究》,《古代文明》第五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

    在陕西华县泉护村,彩陶上也有这种形如飞盘的图形。在西乡何家湾,彩陶上见到标准的圆盘形纹,是绘在四瓣式花瓣纹之间的圆形中。在华阴南城子和秦安大地湾的彩陶盆上,有非常标准的圆盘形纹饰,它的上方还绘有一个圆点。大地湾还有叠绘的圆盘形纹,两个圆圈上下并列,圆中绘相同的圆盘形纹。在华阴南城子和华县西关堡,彩陶上的圆盘形垂直出现在圆圈中。有时在同一器上,圆盘形纹既有横行的,也有竖列的。这种重叠并列的圆盘形纹也见于陇县原子头的彩陶罐,并列的横行圆盘形纹多达四组,感觉更为张扬。原子头也有双联的圆盘形纹,也见到竖列的圆盘形纹。圆盘形纹一般都是绘在地纹圆圈纹中,这种固定的图案单元一般不会单独出现,它都是作为纹饰组合中的一元出现。它常常出现在各种复杂的旋纹组合中,有时也与一些简洁的纹饰组合在一起。

这样看来,甘南至川西北茂汶一带的岷江上游地区,至晚在公元前4000年的年代已经纳入到黄河文化的强烈影响区域。来自黄河文化的影响,相信对成都平原史前文化的发展也产生过某种推力,只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在考古上找到有力的证据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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