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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桂南京高校石铲的种植业祭奠作用,桂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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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桂南京高校石铲的种植业祭奠作用,桂南京

摘要     大石铲器体硕大扁薄、棱角分明、造型美观,是史前岭南乃致东南亚地区非常重要的器物,因其独特的形制,高超的加工方法以及意味深长的象征意义而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又因其在广西南部的左右江交汇地带分布最为集中,故学界多称之为“桂南大石铲”。本文以已发表的资料和笔者在广西所见的大石铲资料为基础,结合之前学界的研究成果,试图探讨大石铲的起源与类型演变、性质与功能、年代、分布与传播、制作等问题。
    本文认为,双肩石铲是大石铲的直接前身,Ⅰ型大石铲在双肩石铲的基础上产生,该型大石铲两腰内收,器体硕大扁薄,刃部不见使用痕迹。Ⅱ型大石铲在Ⅰ型的基础上腰部从直腰转变为束腰。Ⅲ型大石铲在Ⅱ型大石铲的基础上增加了袖部。Ⅳ型大石铲然则在Ⅲ型的基础上出现了袖部装饰。随后,大石铲开始衰落,在Ⅳ型4式中袖部装饰开始衰退,其造型与加工已显粗糙、随意。在大石铲从兴起到衰退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造型风格,即较宽造型与较窄造型。
    大石铲是用来祭祀的工具。大石铲在其中心区遗址内的发现情况是:存放大石铲的灰坑内有火烧的迹象,有着独特的摆放形状,以及有在灰坑中分层摆放的现象。据此可以判定大石铲遗址是用来祭祀的专门场所。结合大石铲本身的生殖崇拜功能及其被埋藏的方法,判断大石铲遗址是进行地母崇拜的场所。
    因为大石铲很少与可资断代的陶器共出,因此大石铲的年代研究一直是个难题。尽管如此,还是可以根据一些大石铲与陶、石器共出的遗址,如独料遗址、那耀遗址、弄山岩洞葬遗址等判断其相对年代。其相对年代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而结合大石铲遗址自身以及其它遗址的绝对年代数据,判断其绝对年代范围在距今4000~6000年。
    大石铲遗址分布的中心区在左右江交汇的三角地带,其传播的范围则广及广西其它地区以及粤西、粤东、海南,越南北部等地。除在广西发现的120余处大石铲遗址外,在广东发现了7处,在海南发现了1处,在越南发现了13处,遗址总数在150处左右。具体到每一类型的分布,则Ⅰ型分布范围较小,仅限中心区一带。Ⅱ型分布最广,在大石铲分布区的范围都有发现。Ⅲ型的分布也囿于中心区。Ⅳ型分布也较广,东至粤西乃至兴宁,北至柳州,西南可达越南的东北海岸地区。在远离中心区的地方所见到的形制与中心区完全相同的大石铲应是文化传播的结果。在地势崎岖的广西,史前文化的传播主要是依靠河流完成的,传播大石铲的通道是广西错综复杂的水系交通网。归结起来,其主要的传播线路有三条:第一条,东线。大石铲沿邕江、郁江、黔江、红水河,柳江,浔江,西江等河流网络到达粤西、粤东等地。第二条,西北线。其传播主要靠右江及其支流进行,最远可至广西凌云县。第三条,西南线。大石铲沿左江、丽江、平而河、水口河、奇穷河等水系通过桂西南进入越南北部地区,最远可至越南东北海岸的吉婆岛。
    大石铲是史前岭南乃至东南亚地区石器制作的巅峰之作,其加工程序亦较为繁复。广西隆安定出岭遗址的材料提供了研究大石铲加工制作方法的珍贵材料:大石铲经过了采石、打制、琢制、切削、磨制以及抛光六个过程。其中,采石首选硬度较低、易于加工、且有良好片状发育的页岩和板岩。打制不仅要求工匠对大石铲外形轮廓有较为准确的把握,也要求工匠有较好的石器加工技术。琢制是大石铲加工中重要的一步,也要求有熟练的加工技法。切削则主要使用硬度较高的石英石完成,用其切割毛坯周边和削平大石铲表面。磨制分为粗磨和细磨两种,在大石铲上较多见磨痕;抛光的大石铲数量只占少数,而且多见局部抛光的情况。推测其用具应是在遗址中发现的表面非常光滑的河卵石。

蒋廷瑜

大龙潭遗址位于广西隆安县乔建镇博浪村博浪屯东北约1.5公里的大龙潭附近,遗址所处位置平整开阔,周边为石灰岩峰丛地貌,多低矮平缓的坡岗,间有较为开阔的平地。右江自北向南从遗址东面流过,遗址就位于右江西岸的台地上,高出水面约20米。遗址于上世纪70年代文物普查时发现,通过试掘,证实是一处范围较大、遗物较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1979年正式发掘了820平方米,出土石铲等遗物230余件。因其遗迹遗物丰富,且极富地域特色,学术界将广泛分布于桂南地区,以双肩石铲为主要遗物的诸考古学遗存命名为大龙潭文化。 2014年3月至9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联合隆安县文物管理所对大龙潭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本次发掘地点位于遗址东北部,东面靠近右江,西北与一座当地称之为石人山的石灰岩山相邻,北面与1979年的发掘位置相接,南面为大片较为平缓的耕地。根据地形地貌的自然分割将遗址分为两个发掘区。第I发掘区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第II发掘区发掘面积1150平方米。 主要发现均集中在第I发掘区,共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灰坑9个、石铲埋藏坑15个、大型石铲祭祀遗存1处,出土标本300余件,另外还发现数千件石铲残片。第II发掘区由于地势较低,坡度较陡,受右江及长期地表水冲刷,文化层已被冲刷殆尽,遗迹遗物发现较少。图片 1 遗址一共有4层堆积,总厚度0.7米左右,除耕土层第①层外,其余各层均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堆积,各层出土遗物差别不大。第②层为灰褐色沙土,土质疏松,包含少量红烧土颗粒及碳粒。该层堆积由东向西逐渐变厚,本次发掘发现的主要遗迹均发现于该层下,另外该层内还出土了大量的石铲及其残片,在第I发掘区南部还发现一处大型石铲祭祀遗存;第③层为黄褐色沙粘土,土质致密,较纯净,局部偶见红烧土颗粒,该层出土器物较少,有零星砍砸器、砺石、石核出土,石铲亦只有零星发现;第④层为黄褐色粘土,土质致密,较纯净。该层主要分布于I区北部,偶见零星石铲及其残片。 遗迹主要有石铲祭祀坑、灰坑和石铲祭祀遗存三种,均为新石器时代晚期。 石铲祭祀坑共15个,主要分布于第I发掘区北部,相互之间距离较近,除个别祭祀坑外,其余均开口于②层下,形状有椭圆形、不规则形、长方形和圆形几种。坑一般较小较浅,坑径多在0.5米左右、深度以0.12至0.3米为多,也有个别直径接近4米、深度超过10米的;坑内大部分有意识安放完整的石铲,石铲数量1至30余件不等,放置方式也较为多样,有平叠放置、侧竖放置、刃部朝上直立放置、石铲贴边放置及不规律散乱放置几种。大部分石铲均置于坑底,也有部分坑底和坑壁均放置有石铲的,直立放置的石铲均采用刃部朝上,柄端朝下的方式安放。坑内填土多较纯净,多数坑内除放置完整的石铲外并无其它遗物,部分坑内除有意识安放完整石铲外还填充大量的石铲残片,最多的一个坑内填充石铲残片达856件。还有的祭祀坑虽未放置完整的石铲,但有意识用大片的石铲残片对坑壁进行镶砌。 灰坑共发现9个,均属新石器晚期。除H2开口于①层下,H9开口于③层下外,其余均开口于②层下。分布相对零散,灰坑特征不甚明显,填土以淤沙为主,相对较纯净,除H2发现3片陶片外,大多不见遗物出土。形状有椭圆形、不规则形、长方形和圆形等。 石铲祭祀遗存共发现1处,位于第Ⅰ发掘区南部,分布范围约80平方米左右。石铲多于耕土层下,埋于第②层内,共发现石铲113件。石铲以扁薄的页岩或板岩制作,大部分制作规整,也有少部分仅做简单加工,但无论是精细加工还是简单打制的石铲,刃部均较厚钝,未开刃,表明这类器物并不是作为生产生活用具使用的。在这些石铲中,除一些倒卧的石铲无法做出具体判断外,其余石铲均为直立或侧竖放置,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石铲大小不一,器型较为丰富,大致有束腰、直腰、带袖几种型制。除一些体型稍大的石铲多采用侧竖放置外,大部分石铲均为刃部朝上、柄端朝下直立放置;在直立放置的石铲中,铲面大多朝向东北,且略向东北倾斜,具有相对明确的指向。石铲大多以个体的形式单独存在,但也有几件并叠于一起的,这类石铲多采用两件未经磨制的石铲中间夹一块磨制较为精美的石铲的形式直立或侧竖放置。总体看,石铲与石铲之间整体排列组合相对凌乱,无法看出整体性规律,但局部的排列仍可看出存在明显的分组。由于石铲埋藏较浅,加之石铲所处地层为较为均质的沙土,因此石铲的埋放方式不太容易确定。从发掘过程看,大部分石铲在去除表土后便暴露出刃部,但在随后的清理过程中,虽经反复多次确认,仍未能找出明显的埋放痕迹,但通过系统的观察思考,倾向于认为这些石铲是通过单个挖坑埋放的,只不过因所掘的坑太小太浅,对石铲所在地层扰动较少,故在实际清理过程中不易确认而已。图片 2 遗物以石铲为主,共出土石铲标本三百余件,残片达数千片之多,另有零星陶片、石饼、砍砸器、石锛、砺石等出土。石铲以页岩为主,有部分泥岩,质地均较软。体型大小不一,大者长43厘米,重6.5公斤,小者长仅3.6厘米,重24克,均未开刃,显然不是作为生产生活工具使用的。石铲加工程度不一,有的制作精美,有的仅做初步打磨,整体特征均为短柄、平肩或斜肩、束腰或直腰、圆弧或尖圆弧刃。根据器型特征大致可分为有袖和无袖两大类,以无袖者居多;其中有袖石铲体型一般较大,制作较为精美,有单肩和重肩之分;无袖石铲占比较多,肩部有平肩、斜肩之分和重肩之分,腰和刃之间有分段和不分段两种,以分段者居多;分段者一般自肩以下斜收后向下外张与刃部相连,不分段者自肩以下逐渐内收成刃。除石铲外,双肩石斧或石锛也有零星发现,此类石器器型相对较小,磨制均较精细。陶片仅发现3片,均为夹砂红褐陶,纹饰为粗绳纹。 以大龙潭遗址为代表的桂南大石铲遗存代表了广西最具地域特色的一种史前文化,该类遗址主要位于靠近江河湖泊的低矮坡岸上,以广西南部地区的左右江及邕江交汇地带分布最为密集,在邻近的广东西部、海南及越南的广宁省也有发现。这类遗存以发现大量棱角分明、制作对称规整的铲状石器而闻名,因其独特的器物形态及埋藏特征,从发现之初便广受学术界的关注。这类遗存已经被普遍认为与祭祀有关,本次发掘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首先,大龙潭遗址文化层堆积不明显, 遗迹种类较为单一,基本不见与人类日常生活相关的居址类遗存;其次,出土遗物主要以石铲为主,基本不见其他生产、生活资料;再次,石铲大多采用硬度较小、质地较软的页岩制作,其硬度和易破损程度均不适合作为生产工具使用,且多数石铲形制特殊、线条优美对称、磨制精细,明显脱离了现实中生活中生产活动功能的需要;最后,这些石铲或放置于坑内,或集中放置于一起,其摆放形态多为刃部朝上,面朝东北且略向东北倾斜,表明这是一种强烈意识指导下的有意识行为,应该与某种原始祭祀活动有关。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5年5月22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 隆安县文物管理所 谢广维 黄登奎 李 平 甘雨棠 卢杰英)

“那”文化论坛专稿:

杨睿系我系200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指导教师:陈星灿,傅宪国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

蒋廷瑜 彭书琳

在广西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一种以大石铲为特征的地方文化遗存。这种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右江、左江向南宁方向汇合成邕江的三角地带,以隆安县南部的那桐、乔建、丁当、南圩、扶绥县北部的中东、昌平、渠黎,南宁西郊的金陵、坛洛、富庶等乡、镇最为密集。其代表遗物是形体硕大、棱角对称、打磨光洁的石铲。这种石铲主要发现于广西南部地区,被称为“桂南大石铲”,出土这些石铲的文化遗址被称为桂南大石铲。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一、大石铲及其遗址的发现和发掘

大石铲是广西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文化中的一种特殊遗物。这种石铲,一般都较宽大、扁薄,有短柄,双肩,圆弧刃,制作规整,棱角对称,打磨光洁,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因其形体硕大,与石器时代的其他各类石器有明显的不同,名之为大石铲;又因主要分布于广西南部地区,学术界称之为“桂南大石铲”⑴。

桂南大石铲,最初是1952年在崇左县发现的。后来隆安、扶绥的农民在生产活动中不断有所采集,有的转送到广西省博物馆。1960年春,在位于扶绥县北部的国营金光农场同正园艺场开垦种植时,在场舍周围的畲地上大批发现,其散布地竟绵延长4公里。在这范围内,石铲和石铲残片俯拾皆是,附近村屯农民夯的土坯墙上也崁着石铲残片。

桂南大石铲,最初是1952年修筑崇左至镇南关公路时,于大新县太平镇境发现的,随后在崇左、隆安、邕宁等地不断有所发现。1960年春,在扶绥县国营金光农场同正园艺场场舍四周的畲地上发现成批石铲,散布范围达2000平方米左右。1962——196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南宁地区文物普查,发现石铲的散布地点30处,采集到大量标本。1973年秋,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结合学员实习,试掘了扶绥县那淋屯遗址,开一个4×4米探方、一条4×2米探沟,仅在探沟内就掘出石铲43件。1978年9月试掘扶绥县渠黎镇渠莳村韦关岭遗址,获石铲25件。1979年夏,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发掘隆安县乔建镇大龙潭遗址,开34个探方,揭露面积820平方米,所获文化遗物除l件小陶罐和1件双肩石凿外,其余全是石铲,完整者231件。1980年6月,发掘扶绥县中东遗址,开5×5米探方24个,揭露面积600平方米,所获石铲440多件,其中完整者190件。到目前为止,广西已在42个县、市143处发现有大石铲文化遗存,采集到大石铲标本达1200余件。广西之外,在广东发现15处,海南6处,邻国越南也有多处。整个散布范围都在岭南地区,但以广西南部分布最密集。有文化堆积层的石铲遗址,目前仅见于隆安、扶绥、西乡塘、武鸣、江州等县、区,又以隆安县东南部的那桐、乔建、丁当、南圩、古潭,扶绥县东北部的中东、昌平、渠黎,西乡塘区西部的金陵、坛洛、双定等乡、镇为重心。这些乡镇在地理上连成一片,正当珠江水系上源的左江与右江汇合成邕江的三角地带,总面积约3000多平方公里。这一带发现含大石铲的文化遗存不但分布稠密,而且出土的石铲数量也最多,器形也最典型。以此为中心,零星发现的地点东到玉林、北流、容县、贺州,远至广东封开、郁南、德庆、高要,乃至兴宁;南到龙州、宁明、合浦,远至海南和越南的海防;西到田阳、德保、靖西,乃至凌云;北到柳州、河池。

到1962-1963年进行南宁地区文物普查时,在隆安、扶绥、邕宁3县,沿左江、右江两岸发现这类遗址40多处,采集到大量的石铲标本。随后在南宁、崇左、来宾、柳州、钦州、玉林、百色等地也发现大石铲遗址,石铲散布地点多达60多处。

大石铲遗址文化堆积比较单一,遗迹比较少,内涵比较单纯,出土遗物以大石铲为主,伴出的其他石器、陶器等文物极少。从发掘遗址见到的遗迹看,石铲在遗址中的堆放形式,有直立或斜立排列组合的,均刃部向上,柄部向下,由数件构成一定的队列,有的用石铲围成一定形状,如圆圈形、凹字形、U字形等。石铲与石铲之间互相紧贴,或间有体型较小的夹在其间。在隆安县乔建镇秃斗岭、大山岭、麻风坡、雷美岭等遗址中,发现长方形或圆形土坑中放置不同摆放形式的石铲,一些土坑中还伴出陶罐、石斧、橄榄核、红烧土等物。隆安县古潭镇内军坡发现一处有意打碎的碎石铲堆遗址。这些组合形式和摆放形式表明这类遗迹不是当时人类的居住遗址,而是祭祀坑或墓葬。

这类遗址主要位于靠近江河湖泊的低矮坡岸上,其分布范围很广。零星的石铲遗存分布面更广阔,就目前所知,东自岑溪,南到合浦,西自西林,北到河池、贺州,包括南宁、隆安、武鸣、宾阳、横县、扶绥、崇左、龙州、凭祥、宁明、大新、天等、贺州、昭平、岑溪、玉林、兴业、北流、容县、贵港、平南、钦州、灵山、浦北、上思、合浦、西林、那坡、靖西、德保、田阳、平果、凌云、来宾、忻城、柳州、柳城等36个市、县139处。广东的封开、德庆、兴宁和越南的广宁省也有出土。

大石铲遗存的年代,根据以下几个方面推测:1)有的石铲发现于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上层,其年代晚于南宁地区贝丘遗址;在靖西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束腰型石铲与绳纹夹砂粗陶片共存;隆安乔建、那桐等个别墓葬中也有石铲与绳纹夹砂陶器伴出。说明其时代仍属新石器时代。2)在武鸣弄山岩洞葬有7件大石铲与绳纹夹砂陶器和其他磨制石器共存,弄山岩洞葬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末段的岩洞葬。3)其绝对年代已作过碳素测定,从隆安大龙潭遗址文化层中的炭屑测得3个数据分别为距今5910±105年(树轮校正为距今6570±130年)、4750±100年(树轮校正为距今5320±135年)、4735±120年(树轮校正为距今5300±150年),可作进一步研究参考⑵。综合这些因素,可确定桂南大石铲文化遗存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末段,相对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其族属应是商周时期生活在南宁附近的骆越先民。

为了探明大石铲文化遗存的内涵,自20世纪70年代起,广西文物考古工作者开始对其中部分遗址进行了试掘或正式发掘。1973年秋和1978年春,先后试掘扶绥县那淋遗址、隆安县大龙潭遗址,将历史调查和试掘材料整理成文在《文物》1978年第9期发表,首次较全面地价绍了桂南大石铲遗存。

制作大石铲的材料主要是页岩、板岩,其次是砂岩、石灰岩,个别的是燧石或玉。大石铲的形制、大小、厚薄、轻重、硬度存在较大差异,小者仅长数厘米,重数克,大者长达70余厘米,重几十千克,有不少石铲扁薄易断,质地脆,刃缘厚钝,有的平刃,无使用痕迹。其形制,可分为三个类型:Ⅰ型为直边形,铲身两条侧边呈直线;Ⅱ型为束腰形,铲身两条侧边自肩以下内收,至中腰又外展,然后呈弧状回收成圆刃;Ⅲ型为袖衫形,双肩突出有歧齿,其形状有如人的上衣短袖。从目前掌握资料来看,这三个类型之中,Ⅰ型出现的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分布面最广,前面提到的分布范围均有发现;Ⅱ型出现时间略晚,分布范围较窄,东部虽然也到广东兴宁,但为数甚少,海南仅见1件;Ⅲ型出现的年代更晚,分布面最窄,广东只有4处,东到阳江,海南则无,越南北部仅1件,大新、崇左、隆安一线以西,柳州以北皆无发现。

1978年9月试掘扶绥县渠旧韦关遗址,1979年夏再次发掘隆安县大龙潭遗址,1980年6月试掘扶绥县中东遗址,1985年试掘崇左县吞云岭遗址。1991年~1992年在南宁至昆明铁路建设工程中调查南宁至平果县铁路沿线用地,发现南宁市坛洛乡马鞍岭,隆安那桐镇驮怀牧牛岭、定江村定出岭,乔建镇大山岭、秃斗岭、麻风坡、雷美岭,古潭乡内军坡及城厢镇桥汉等9处遗址,其中发掘隆安县大山岭、秃斗岭、麻风坡、雷美岭、定出岭、内军坡等遗址。2003年发掘清理武鸣县仙湖镇弄山岩洞葬,也发现7件大石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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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石铲的类型和年代

图一,大石铲分类:Ⅰ型;

已发现的的石铲数量很多,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Ⅰ型为直边形,即铲身两条侧边呈直线。Ⅱ型为束腰形,即铲身两条侧边自肩以下内收,至中腰又外展,然后呈弧状收缩为圆弧刃。Ⅲ型为袖衫形,所谓“袖”者,乃指双肩凸出的形态象人的上衣的短袖。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Ⅰ型分布最广,以上分布范围均有发现,Ⅱ型 则不同,东部虽然也到广东兴宁,但为数甚少,海南仅见1件。III型分布面积最窄,广东只有4处,东到阳江,海南则无,越南北部仅1件,广西大新、崇左、隆安一线以西,柳州以北皆无发现。这种分布图趋势表明,桂南大石铲的产地以左、右两江汇合处为中心,说明生活在这里的原始居民有着一种特殊的文化传统。在这个区或之外的大石铲则是通过各种不同渠道从这里传播出去的,它们并不构成那些地方原始文化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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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铲Ⅰ型与广西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文化遗址中经常发现的双肩石斧或石锛有许多共同之处,一般有长方形凸柄,双平肩,直腰,弧形刃,通体磨光,制作精致,可以推知Ⅰ型石铲是从双肩石器发展而来的。而这种石铲及其共存的双肩石器也曾见于当地贝丘遗址上层,说明它们的时代比贝丘遗址为晚。南宁顶蛳山贝丘遗址第四期的年代是距今6000年年左右。在靖西那耀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Ⅱ型石铲与磨制石器和绳纹夹砂粗陶片共存,从大龙潭遗址文化地层中收集的炭屑作碳素测定。头一次采集的样品测得的结果是距今5910±105年,树轮校正是6570±130年,比上述推断的年代要早得多。后来再作测定,得出两个数据,一个是距今4750±100年;一个是距今4735±120年,比较接近广西新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末期出大石铲的弄山岩洞葬是距今4000~4500年。大部分石铲棱角规整,个别石铲背面残留有起伏如鳞状的切削痕迹,似有一种比石器更为坚硬和锋利的工具加工的迹象,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或可能是铜石并用时代。在同地区先秦墓葬中未发现大石铲,因此这种大石铲应在商周时期退出了历史舞台。至于在贵县桐油岭和合浦县文昌塔的西汉晚期墓中也出土过Ⅱ型石铲,那是极个别的例外,不能作为石铲断代的依据。

图一,大石铲分类:Ⅱ型;

三,大石铲遗址是农业祭祀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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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类遗址的性质,原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遗址是石器制作工场;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农业祭祀活动场地。持前一种意见的人认为,这些遗址出土遗物全是石器或石料,没有发现陶片和其他质料的文化遗物,石器中最多的器物是石铲,石铲多是完整的,很少发现使用痕迹,因而推断为当时的石器制作工场。持后一种意见的人认为,出现大石铲的文化遗址周围缺乏可供开采、制作石铲的石料,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不可能从较运的采石场将石料搬运到这些地方来再加工制作;如果是石器加工场地,在场地内必然会留下待加工的石料和石器半成品、边角料、废品及废弃的加工工具,几处遗址中都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再从石铲堆放形式来看,有直立或斜立排列组合的,均刃部向上,柄部向下,由数件分别构成一定的队列,石铲与石铲这间互相紧贴,或间有体型校小的夹在其间;有的灰坑分上下两层围圆圈深埋石铲,石铲被埋在1米多深的地下,绝不是一般的存放工具的现象。因此认为石器加工场这说不成立,而奇异的堆放形式必另有深刻的寓意,合理的解释就是与农业祭祀有关。

图一,大石铲分类右,Ⅲ型

隆安大龙潭遗址总面积5000 多平方米,已发掘的820平方米中发现灰坑20个。T1AH3是圆形竖式坑,深1.7米,口径1.88米,平底,坑壁修整光滑。坑内填黑褐色土,夹有少许红烧土块、碎炭及一些石铲。石铲放置分上下两层。上层石铲在坑深0.96米处,圆圈直径约0.52米;下层石铲置于坑底,圆圈直径约1.2米。坑的南壁有一条长3.23米、宽1.02米斜坡式通道。TB1H1也是圆形竖式坑,口径2.1米、深3.33米,是最深的灰坑,北壁连有斜坡通道,宽0.9米,靠近坑壁有两个阶梯。坑内填黑褐色土,结构紧密,含较多的红烧及炭屑。在坑口以下深至1.6米时,有一口径30厘米、厚10厘米圆圈形烧土层,上盖石铲一件;坑深1.9米的正中心,又有径、厚皆有30厘米的红烧土层,其上堆放一组石铲,排列颇有规律;在坑深2.05米的地方,再次发现呈圆形的烧土,直径42厘米、厚20厘米,上置数件石铲。这两个灰坑的周围没有发现柱洞痕迹,坑又较深,不适于居住,根据坑内烧土石铲放置情况,又不是窖藏,但其有斜坡式通道,可供上下,石铲在坑中排列有序,不是随意丢失,坑内石铲、烧土重叠数层,应是多次使用所致。有相当部分石铲被埋在地表2米以下的圆土坑内,这种灰坑与一般废弃坑有所不同。TC1H3也是圆形竖式坑,坑内含木炭较多,石铲层层叠压;TC1H2打破TC1H3,是椭圆形坑,周壁竖立大型石铲、石片护壁,坑内密集有序地竖立排列大型石铲及石片。在竖穴之处,也有成组的石铲按直立、斜立、侧放、平直等方式排列,直立都是铲柄朝下,铲刃朝上,一件挨一件互相紧贴,有的中间用小石铲间隔;有的围成圆圈或∪形。

这种分布趋势表明,桂南大石铲的产地以左、右两江汇合处为中心,生活在这里的原始居民有着一种特殊的文化传统。

那淋遗址,1973年秋发掘34平方米,出土石铲43件,文化层底部放置较精致的大型石铲,几件并排放在一堆,刃部朝天,石铲与石铲之间用废石铲或小石铲衬垫。中部有一件未经烧烤的三角形小泥盘,盘中放置一件精致的小石铲。

关于此类遗址的性质,原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类遗址是石器制作工场;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农业祭祀活动场地。持前一种意见的人认为,这些遗址出土遗物全是石器或石料,没有发现陶片和其他质料的文化遗物,石器中最多的器物是石铲,石铲多是完整的,有不少石铲没有开刃,很少发现使用痕迹,是因为刚制作出来,成群地堆放着,还没有使用,因而推断为当时的石器制作工场。持后一种意见的人认为,出现大石铲的文化遗址周围缺乏可供开采、制作石铲的石料,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不可能从较远的采石场将石料搬运到这些地方来再加工制作;如果是石器加工场地,在场地内必然会留下等待加工的石料和石器制作过程中的半成品、边角料、废品及废弃的加工工具,几处遗址中都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再从石铲堆放形式来看,有直立或斜立排列组合的,几乎刃部都向上,柄部都向下,由数件分别构成一定的队列,石铲与石铲之间互相紧贴,或间有体型较小的夹在其间(图二,内军坡遗址石铲直列式);有的灰坑分上下 两层围成圆圈深埋石铲,石铲被 埋在1米多深的地下,绝不是一般的存放工具或产品的现象。因此认为石器加工场之说不成立,而奇异的堆放形式必另有深刻的寓意,合理的解释就是与农业祭祀有关。

武鸣县太平乡葛阳村附近的塘灰岭发现,一组22件石铲排成一个椭圆形,刃部都朝上,柄部朝下,内底有一层灰烬和红烧土。

试以隆安大龙潭遗址为例加以说明⑶。

忻城县宁江三堆与水寨村之间的三堆遗址呈圆包状,每堆土中都有木炭和火烧土地,其中一堆在1.2米深处发现石铲10件,平置围成圆圈形,刃朝内,柄朝外,圆圈中间有火烧土;在深1.8米处发现一件平置于松土上的石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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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安县乔建镇麻风坡遗址有一处长方形坑,坑壁贴着许多石铲,底层也摆着许多石铲;古潭乡内军坡遗址,有一处底径达8米的馒头状石铲堆积,堆放残碎石铲约4立方米。据发掘者彭书琳在考古工地统计,能分辨出柄、肩、腰、刃部位的有3438片,不辨其形的碎片6000多片。

图二,内军坡直列式

以上遗迹既不是居住遗址,也不是墓葬,显然是祭祀活动场所。尤其是内军坡那种4 立方米的石铲堆积,残片石铲总数上万件,不能不令人想到四川三星堆的祭祀坑。

隆安大龙潭遗址总面积5000多平方米,已发掘的820平方米中发现灰坑20个。T1AH3是圆形竖式坑,深1.7米,口径1.88米,平底,坑壁修整光滑。

我们认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大石铲的出现,肯定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关。象Ⅰ型石铲,大部分轻重适中,石料多为砂岩和石灰岩,与新石器时代其他磨制石器相同,应是农业生产用于起土的实用工具;Ⅱ型石铲,大部分正面光滑背面粗糙,正面的下部多为平刃,背面的下部多为弧刃,应是很理想的破土工具;Ⅲ型厜铲出现花肩,也只不过在与木柄接合增加捆绑的牢固方面有所改进而已。但是作为一种实用的农业工具的石铲,在使用过程中其作用越大也就越带有神秘性。农业祭祀摆设这类工具,用来祈年、拜日、报天,向大地祈求丰收。但到后来,祭祀用的石铲从生产用的石铲中分化出来,为取悦被祭祀的神灵,制作得越来越精致美观,越往后越追求形式美。以致到后来脱离生产实际,造出一些与实用绝缘的象征物来。那些用板岩、页岩或用玉石制作的石铲,形体特别硕大或特别短小,棱角特别分明,打磨特别光洁的石铲,显然不是实用工具,而是纯粹的祭祀用品。因此,桂南大石铲有一个从实用器到祭祀品的转化过程。而且在很长时间内实用器与祭祀品共世并存。实用石铲一直用作祭祀,但专门用于祭祀的石铲则不能用于生产,而是一种神器或权力重器。发现石铲特别集中的地段应是当时农业祭祀的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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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石铲是进入文明的标志

图三,大龙潭T1AH3石铲排列图

古代文明的发生与粮食生产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稻作农业成为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石铲便于翻土、深耕,是稻作农业发达的指示物。大石铲的大量也现,是当时农业经济发展及耕作技术进步的结果。使用大石铲的居民已过上相对长久的定居生活,开启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稻作农业。

坑内填黑褐色土,夹有少许红烧土块、碎炭及一些石铲。石铲放置分上下两层。上层石铲在坑深0.96米处,圆圈直径约0.52米;下层石铲置于坑底,圆圈直径约1.2米。坑的南壁有一条长3.23米、宽1.02米的斜坡式通道(图三,大龙潭遗址T1AH3石铲排列图)。TB1H1也是圆形竖式坑,口径2.1米、深3.33米,是最深的灰坑,北壁连有斜坡通道,宽0.9米,靠近坑壁有两个小阶梯。坑内填黑褐色土,结构紧密,含较多的红烧土及炭屑。在坑口以下深至1.6米时,有一口径30厘米、厚10厘米的圆形烧土层,上盖石铲一件;坑深1.9米的正中心,又有径、厚皆约30厘米的红烧土层,其上堆放一组石铲,排列颇有规律;在坑深2.05米的地方,再次发现呈圆形的烧土,直径42厘米,厚20厘米,上置数件石铲。这两个灰坑的周围没有发现柱洞痕迹,坑又较深,不适于居住,根据坑内烧土及石铲放置情况,又不是窖藏,但其有斜坡式通道,可供人上下,石铲在坑中排列有序,不是随意丢失,坑内石铲、烧土重叠数层,应是多次重复使用所致。有相当部分石铲被埋在地表2米以下的圆土坑内,这种灰坑与一般废弃的垃圾坑有所不同。TC1H3也是圆形竖式坑,坑内含木炭较多,石铲层层叠压;TC1H2打破TC1H3,是椭圆形坑,周壁竖立大型石铲、石片护壁,坑内密集有序地竖立排列大型石铲及石片(图四,大龙潭遗址TC1H3石铲圆圈状组合)。在竖穴坑之

稻作农业的发展已使一部劳动力解放出来,专门从事石铲制作之类的手工业。大批的、制作精美的石铲,只有专门手工业生产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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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集、狩猎经济基础上产生不了文明。只有农业的不断发展和手工业专门化,社会分工促使社会分化,导至阶级产生,才由部落社会向酋邦社会转化,最终进入早期国家社会。

图四,大龙潭TC1H3石铲排列

桂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社会相对独立和稳定发展,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少,文明进程具有自已的特征。Ⅲ型大石铲的花肩与牙璋的齿饰相似,似乎取代了中原地区这个历史阶段牙璋的地位,它们在祭祀坑中特定的排列、安置,也说了与牙璋有相近、相同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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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石铲的社会功能、祭祀规模等方面考察,大石铲时期已也现了祭祀,某些石铲已成为专用礼制用品,社会成员已发生分化,表明以大石铲为特征的山坡遗址已是广西新石器时代的最下限,出现了社会复杂化现象,步入青铜时代的门槛。这么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必定要有人出来组织。而组织这些活动的人也必定有一定的权力,能控制方圆几十公里之内的人群。握有祭祀权力的人已凌驾于一般氏族成员之上了,成为酋邦的首领。最巨大的和最漂亮的石铲也可能是他们手中的专利品,是他们权力的象征。

图五,大龙潭TB1石铲排列

由此可见,在左右江汇流处,在距今4000年前也许已存在一个活跃的文明古国,制作石铲的人群已走出野蛮社会,步入文明社会。

外,也有成组的石铲按直立、斜立、侧放、平直等方式排列,直立的都是铲柄朝下,铲刃朝上,一件挨一件互相紧贴,有的中间用小石铲间隔;有的围成圆圈或U形。(图五,大龙潭遗址TB1石铲直列式组合)

注 释:

同类遗址经过试掘的还有扶绥县那淋屯遗址、隆安麻疯坡遗址、内军坡遗址等处,内涵与大龙潭遗址相同。

安志敏:《一九五三年我国考古的新发现》,《考古通讯》1955年创刊号。

那淋遗址,1973年秋发掘34平方米,出土石铲43件,文化层底部放置较精致的大型石铲,几件并排放在一堆,刃部朝天,石铲与石铲之间用废石铲或小石铲衬垫。中部有一件未经烧烤的三角形小泥盘,盘中放置一件精致的小石铲⑷。

方一中:《扶绥同正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广西《文物博物馆通讯》1962年第1期。

隆安县乔建镇麻风坡遗址有一处长方形坑,坑壁贴着许多石铲,底层也平摆着石铲(图六,麻风坡遗址长方坑中的石铲);古潭乡内军坡遗址,有一处底径达8米的馒头状石铲堆积,堆放残碎石铲约4立方米。我们当时在考古工地作了详细的统计,能分辨出柄、肩、腰、刃部位的有3438片,不辨其形的碎片6000多片。总数在一万片以上。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文物》1978年第9期。

以上遗迹既不是居住遗址,也不是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隆安大龙潭新石哭器时代遗址发掘》,《考古》198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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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乃汉:《崇左吞云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广西文物》1985第1 期。

图六,麻风坡遗址的石铲

谢日万:《隆安石铲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1995年6月,P229

墓葬,显然是祭祀活动场所。尤其是内军坡那种4立方米的石铲堆积,残碎石铲总数上万件,不能不令人想到四川三星堆的祭祀坑。那些有使用痕迹的石铲,原是生产工具,祭祀时拿来作祭品;那些没有开光、没有使用痕迹的石铲,当是专为祭祀制作的,做好以后就直接送到祭祀场,所以没有使用痕迹;至于大部分打碎,或有部分经过火烧,完全是祭祀礼仪的需要。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南宁市博物馆:《广西先秦岩洞葬》第19~47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

我们认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大石铲的出现,肯定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关。象I型石铲,大部分轻重适中,石料多为砂岩和石灰岩,与新石器时代其他磨制石器相同,应是农业生产用于起土的实用工具;Ⅱ型石铲,大部分正面光滑背面粗糙,正面的下部多为平刃,背面的下部多为弧刃,应是很理想的破土工具;Ⅲ型石铲出现花肩,也只不过在与木柄接合增加捆绑的牢固方面有所改进而已。但是作为一种实用的农业生产工具的石铲,在使用过程中其作用越大也就越带有神秘性。农业祭祀摆设这类工具,用来祈年、拜日、报天,向大地祈求丰收。但到后来,祭祀用的石铲从生产用的石铲中分化出来,为取悦被祭祀的神灵,制作得越来越精致美观,越往后越追求形式美,以

蒋廷瑜、彭书琳:《桂南大石铲研究》,《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

致到后来脱离生产实际,造出一些与实用绝缘的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等:《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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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旭达:《靖西县那耀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3月,189页。

图七,大龙潭最珍美的石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6月,第106页。

征物来。那些用板岩、页岩或用玉石制作的石铲,形体特别硕大或特别短小、棱角特别分明、打磨特别光洁的石铲,显然不是实用工具,而是纯粹的祭祀用品或权力重器(图七,大龙潭最珍美的石铲)。因此,桂南大石铲有一个从实用器到祭祀品的转化过程。而且在很长时间内实用器与祭祀品共世并存。实用石铲一直用作祭祀,但专门用于祭祀的石铲则不能用于生产,而是一种神器或权力重器。发现石铲特别集中的地段应是当时农业祭祀的活动场所,即是农业祭祀祭坛所在。

覃义生、覃彩銮:《大石铲遗存的发现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古代文明的发生与粮食生产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稻作农业成为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石铲便于翻土、深耕,是稻作农业发达的指示物。大石铲的大量出现,是当时农业经济发展及耕作技术进步的结果。使用大石铲的居民已过着相对长久的定居生活,开启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稻作农业。

郑超雄:《忻城县三堆宋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8月,267页。

稻作农业的发展已使一部劳动力解放出来,专门从事石铲制作之类的手工业。大批的、制作精美的石铲,只有专门手工业生产才有可能。

4)谢日万:《隆安石铲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1995年6月,229页。

在采集、狩猎经济基础上产生不了文明。只有农业的不断发展和手工业的专门化,社会分工促使社会分化,导至阶级产生,才由部落社会向酋邦社会转化,最终进入早期国家社会。

(2009-02-18)

桂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社会相对独立和稳定发展,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少,文明进程具有自己的特征。这个地区至今还未发现玉琮和牙璋,Ⅲ型大石铲的花肩与牙璋的齿饰相似,似乎取代了中原地区这个历史阶段牙璋的地位,它们在祭祀坑中特定的排列、安置,也说了与牙璋有相近、相同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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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石铲的社会功能、祭祀规模等方面考察,大石铲时期已出现了祭坛,某些石铲已成为专用礼制用品,社会成员已发生分化,表明以大石铲为特征的山坡遗址已是广西新石器时代的最下限,出现了社会复杂化现象,步入青铜时代的门槛。这么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必定要有人出来组织。而组织这些活动的人也必定有一定的权力,能控制方圆几十公里之内的人群。握有祭祀权力的人已凌驾于一般氏族成员之上了,成为酋邦的首领。最巨大的和最漂亮的石铲也可能是他们手中的专利品,是他们权力的象征。

隆安大龙潭出土的大石铲

由此可见,在左右两江汇流处,在距今4000年前也许已存在一个活跃的文明古国,制作石铲的人群已走出野蛮社会,步入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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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出水的各式石铲

⑴蒋廷瑜、彭书琳:《桂南大石铲研究》,江西《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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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6月,第106页。

大石铲分布图

⑶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隆安大龙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第1期。

⑷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文物》1978年第9期。

(2012-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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