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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那些事,庆贺杨国桢教授治史五十年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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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那些事,庆贺杨国桢教授治史五十年暨清

原标题:重出江湖:1973年与傅衣凌先生同行

9月3日下午,《傅衣凌著作集》出版恳谈会在我校人文学院召开。厦门大学历史系杨国桢教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唐文基教授、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江太新研究员、原厦门大学党委副书记魏洪沼,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李伯重教授、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支平教授、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振满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郭润涛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王日根教授等十数位傅衣凌先生的弟子共同参加了此次恳谈会,同时与会的还有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叶显恩研究员、日本大阪大学滨岛敦俊荣誉教授等海内外知名学者。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林甘泉教授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君健教授也发来贺信。 傅衣凌先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是海内外知名的明清史学大家。历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民盟福建省委副主委﹔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福建省社科联副主任﹑顾问﹐福建省历史学会会长﹔厦门大学副校长﹑文科学术委员会主任﹑古籍整理委员会主任﹑历史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主编﹑名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在海内外明清史研究领域享有崇高的声望,本次恳谈会主要围绕傅衣凌先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而展开。 会议由唐文基教授主持,唐教授作为傅衣凌先生的学生代表对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为《傅衣凌著作集》做出的努力表示了感谢,并对与会学者们表示了欢迎。《傅衣凌著作集》的主编陈支平教授对文集的出版经过做了介绍,为了全面总结傅衣凌教授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开创性成就,这套文集汇集了傅衣凌教授生前结集和未结集出版的所有论著,由国内最具权威性的中华书局进行出版,按照傅先生已出版过的单本著作的先后次序进行编排,分为六册八编:一、《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三、《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四、《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五、《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六、《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七、《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除此之外,其他一些未曾收入这些著作的论文,合为一编,根据傅先生生前的意愿,称之为《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合在一起,共为八编。 杨国桢教授、江太新研究员、叶显恩研究员、滨岛敦俊教授等诸多学者在会上纷纷发言,对傅衣凌教授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理论奠基作用、培养的众多优秀历史学者以及在日本、美国等海外学界产生的巨大影响进行了高度赞扬,并对傅先生的研究方法在当今学术研究中具有的重要指导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

而在学界,有一部“正说”亦即严肃研究明清历史的学术专著——《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本土经济理论建构的典范。早熟性与不成熟性王日根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学界普遍开展中国社会分期、土地所有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历史人物等研究的背景下,傅衣凌也进入研究行列。在傅衣凌学术理论的影响下,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团队在中国本土经济理论建构方面继续努力,杨国桢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土地所有制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及由此引发的阶级混杂现象,陈支平提出中国传统社会商业活动与乡族势力的结合理论。

3月21日,我国社会经济史学界泰斗杨国桢教授治史五十年暨清史道光朝传记纂修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我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赖虹凯,校纪委原书记魏洪沼,中国史学会副秘书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组长潘振平,江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东有,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滨下武志同以及来自人大、首都师大、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暨南大学、江西师大以及台湾十多个省市的上百名专家学者一同到会致贺,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和个人发来贺电。庆祝会由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主持。尽管本次会议在杨先生的要求下尽量简朴从事,但杨门学子对师恩的深沉感念、对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反思仍使会议的气氛热烈隆重、高潮迭起。 赖虹凯首先代表学校对杨教授治史五十周年致以衷心祝贺。他在致辞中提到,杨国桢教授教书育人,成绩斐然,桃李芬芳,作为国家重点学科专门史学术带头人和国家具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为厦门大学建成国家历史学学科人才培养基地,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等作出了重要贡献。杨教授是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历史学者,积极参政议政,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建言献策。这既是杨教授的个人荣耀,也是厦门大学的光荣。杨教授卓越的专业贡献、崇高的人格魅力,为我们树立了为人、处事、治学的榜样。 人文学院院长周宁在致辞中说,这次盛会给予我们对优秀的学者和学术传统表达应有感激和敬意的机会。一个学校、学科最重要的是它的学术传统,这个传统中应该有开创、继承和开创中的继承,而后者尤为难得。杨先生当年以《林则徐传》名闻天下,多年来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近二十年来又致力于海洋史研究,正是这样一种开创中的继承,也让我们得以追寻这一代学人的思想与活力。 中国史学会副秘书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组长潘振平代表清史编纂委员会和中国史学会对杨国桢先生表达诚挚的祝贺。他高度赞扬了杨国桢教授在完成清史道光朝编纂工作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优秀成果,还不失幽默地将杨先生称作清史工程中的“劳动模范”。日本东京大学的滨下武志教授代表日本学界对杨先生致以祝贺,他介绍了杨国桢教授对日本学术界的深刻影响,感谢杨先生长期以来对日本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培养与照顾。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郝春文教授代表首都师范大学的师生向杨先生和厦门大学致以祝福,他认为杨国桢先生不仅是古史研究者,还对我国缺乏对海洋主权和海洋资源的重视深表忧虑。江西省历史学会会长方志远代表江西历史学界全体学人向杨先生表示祝贺,他生动地叙说了江西历史学界和厦门大学历史系的深厚关联以及对杨国桢先生率真人格的拳拳仰慕之情。 学校之法,虽使人通学术,治文字,然要其大致,则在于明先贤之教以导民,养人之材以成俗,杨先生从教多年,不仅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言传身教,培养了大量有创见的史学人才,其明朗旷达、圆融天真的品性更是对其学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史学派影响至深。在大会的第二部分,杨国桢教授的学生们纷纷上台分享与杨先生的师生故事,从涓滴之处品忆醇厚师恩。 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在发言中特别强调,这样的庆典的仪式,不仅是对杨老师本身表示敬意,也不仅是对厦门大学的培育表示敬意,更重要的是表达一代一代的学子对于学术传承、学术发展本质的一种尊敬。人文学科的传承讲求学有所本,这也是人文学科的特质所在。杨老师对傅衣凌先生学术思想的阐释是一种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在庆贺杨老师治史五十周年的今日,要如何重新理解、阐释杨老师的学术思想,是身为杨老师的学生应该要承担的学术使命。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陈支平教授、广东省社科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所长李庆新研究员和杨门弟子厦门大学民间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郑振满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郭润涛教授、江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东有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王日根教授等分别从不同角度回忆了跟随杨老师学习的既往岁月,触角及于课内课外、学习生活、言行举止各个方面,在庄重和诙谐中无不深深地表达了对杨国桢老师及师母的感激与祝福。 来自台湾的《湖南文献》社经理刘鹏佛博士的讲述包含着时移事易的沧桑,以及对师恩的深深感念。他说,三十年前他是驻守金门的炮兵,瞄准的目标是如今的集美大桥位置。这次,他和其他九位来自台湾的杨门子弟一起走金门“小三通”来参加此次盛会,历史的进步指向确实不是少数“台独”分子所可阻挡的。 面对嘉宾和弟子们的殷殷感恩,杨国桢教授健步上台,以一贯的爽朗幽默对大家表示了感谢,动情地袒露了其继续耕耘于历史学园地的执着情怀。他说:“我会守望我的精神家园,发挥历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我愿继续光大傅衣凌先生的学术,并不会因为历史学存在某些市场化的偏差而动摇。” 与会者中,还有杨老师在学界结交的老友新朋,不乏国外学者,年龄从长到幼,不拘一格。厦大历史系的若干师生亦参加了这次盛会。大家纷纷表示,收获确实是“大大的”。会后,杨门弟子共同宴请了杨教授夫妇和嘉宾。各位来宾济济一堂,共同祝愿杨教授夫妇健康长寿、杨教授学术之树常青。 杨国桢教授196l年毕业于我校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社会经济史和海洋历史文化研究,是国家重点学科厦门大学专门史(经济史)学术带头人之一,著作等身,成绩斐然。

惊人岁月太匆匆,恩师傅衣凌先生作古已经30年了。日前偶翻旧照,整理故纸,陡忆45年前的一段往事。

社会经济;衣凌;中国社会;研究;王日根;变迁;传统社会;本土;阶级;厦门大学

1972年10月,厦门大学文史系解散,复办中文系和历史系。陈在正任历史系主任,招收普通班工农兵学员30人,定学制为三年。1973年1月,工农兵试点班学员学完二年后毕业。重建的历史系如何“以社会为工厂”办下去,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厦门大学如此,其他学校也同样感到迫切,因此纷纷派教师到各地高校串联“取经”。在这种形势下,厦门大学决定派傅衣凌先生、柯友根先生和我到各地学习考察,给我们3个月的时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周游列国”。一方面了解各地高校的新鲜经验,另一方面也展示厦门大学历史系重建中的新气象。这事在校内引起轰动,或谓“一个牌子,一张嘴巴,一支笔”,即傅先生重出江湖,是历史系的金字招牌;柯友根是地下党出身,能言善辩,是交际的高手,负责对外联系;时我方过而立之年,文笔敏捷,负责记录和整理汇总信息,向校、系书面汇报。而我们则不辱使命,出色完成任务。

“正说”的典范之作

是年3月15日,我到厦门大学革命委员会开出一大摞介绍信,22日,三人从厦门乘汽车前往福州。因为此行要到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报批,并在厦门大学革命委员会介绍信上加盖“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教育组”公章,增加公信力,所以,把福州作为首站。在福州2天,除了办手续外,还访问了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福建省博物馆,参观了《福建省出土文物展览》。

时下,戏说、趣说明清两个朝代似乎成了一种时尚,诸如“明朝那些事”这样的图书比比皆是,但它们往往与史实相去甚远。而在学界,有一部“正说”亦即严肃研究明清历史的学术专著——《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本土经济理论建构的典范。

25日从福州乘火车去杭州,26日抵达,由校友接待,借宿于浙江省博物馆。在杭州5日,发现浙江省博物馆藏有大量清代地契,遂私下借阅并抄录了一小部分,参观《浙江省出土文物展览》,漫步文澜阁旁、西湖之畔和孤山。到杭州大学历史系座谈,到系主任沈炼之教授家中谈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从杭州大学同仁中得到两个重要信息:一个是:1972年国庆节,中央要求上海市组织专家注释毛主席要看的《晋书》中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1973年春节,又增加注释《史记》中的《项羽本纪》,《三国志》中的《夏候渊传》、《吕蒙传》,《唐书》中的《傅奕传》,《宋史》中的《王安石传》,《明史》中的《朱升传》。另一个是:周总理批评了历史只讲四史(**党史、反帝斗争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农民战争史),不讲通史、打破王朝体系等错误做法。我们倍感兴奋,于是我借抄了周总理1972年11月27日晚接见美国专栏作家艾尔索普后与乔冠华等谈话纪要,和毛主席要求注释的古代传记名单,用复写纸复写两份,寄给校革命委员会和历史系。此后,我每到一地,都用这种方式,自编“参考消息”,挂号寄回。据说很受欢迎,轮流传看。

《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的作者是厦门大学原副校长傅衣凌(1911—1988),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主要奠基者之一。在学界普遍认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这一观点时,他则思考着,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长期延续这一更为重要的课题。傅衣凌先生遵循社会史和经济史相结合的治学风格,建立了从研究新、旧两种因素的矛盾变化,来把握社会经济的实质,以及把社会经济构成与阶级构成、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的基本构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弹性论、乡族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等比较系统的见解。

31日,乘火车抵达上海。4月1~9日在上海,访问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等单位。在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专门拜访了丁日初先生。丁先生专攻二战后日本经济,所里研究人员正和复旦大学历史系老师共同研究二战后帝国主义经济的课题。复旦大学历史系是南方“文科以社会为工厂”办学方针的试验点,1971年招工农兵学员42人,1972年招30名,今年拟招40人,重点抓以社会为工厂,以任务带教学,一年在校,二年在外。课堂教学安排从今到古。该系教工107人,教师87人,分三室四组,三室即历史地理研究室、拉美史研究室和尚待批准的日本史研究室。四组即中国古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史教研组、**党史教研组、世界史教研组。历史系总支书记苏松柏是厦大校友,接待殷勤,让我们听了两个上午的介绍,还安排4月4日下午,与着名学者谭其骧、蔡尚思、杨宽、陈守实、胡绳武诸先生座谈,田汝康先生未与会,闻讯后约我们到一家上海特色菜馆餐叙。

“《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是傅衣凌先生一生实证研究的理论升华,彰显了其对中国经济史本土理论建构孜孜不倦的努力。”傅衣凌的得意弟子、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日根教授说,“该书是我常读常新的一部认识中国社会进步及其局限的理论指导性著作。”

在上海师范大学(“文革”时期的上海师范大学由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教育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上海体育学院等五校合并而成)历史系,谢天佑先生重点介绍在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新观点。到上海图书馆拜访顾廷龙馆长,参观善本室,他特意取出几件清代福建名人林则徐、李彦章、梁章钜的墨宝让我们观赏。到绍兴路上海人民出版社,叶亚廉、李健雄先生等接待,傅先生面交大作《明清土地所有制论纲》书稿。到上海博物馆参观中国青铜器展览和中国陶瓷展览;到上海自然博物馆,校友林嘉煌接待,参观“昆虫”、“古动物史”、“从猿到人”等展览。林嘉煌一家还陪同我们参观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王日根1985年9月师从傅衣凌先生,1988年留厦门大学任教至今,现为厦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专门史、海洋史学博士生导师。他说,人们或都熟谙林则徐组织编纂《四洲志》曾启示了一批人首先“开眼看世界”,或也不陌生严复翻译亚当·斯密《原富》讲述的从世界范围内获得财富是使一国迅速成为强国的秘诀。近代以来,许多中国学人天天思索着,如何融入世界,但是立足于本位的思考却时常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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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堪为这种立足本位思考的代表性著作,因为它能让我们认识到明清社会的真实面貌和明清史研究的当代价值。”王日根说。

10日,从上海乘火车到南京。11日上午,到南京大学历史系,洪焕椿先生接待介绍,全系教职工50多人,教师40多人,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3个教研室。中国古代史教研室15人,其中考古5人、元史5人。《中国古代史稿》上下册编好付印中,《元史纲要》拟8月出初稿,分十二章,韩儒林先生写第一章序论。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9人,其中近代史4人,党史5人。王栻教授拟编《严复全集》,翻译之外,已捜得一百五十万字,茅家琦研究太平天国史,是革委会负责人。世界史教研室8、9人,重点研究英美对外关系史。1972年6月招工农兵学员25人,补课三个月,才上正式课程。学生以学为主,完成任务为辅,校外时间占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12日上午,与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老师座谈,讨论当时如秦始皇评价、批判让步政策、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等热点问题上的争议。下午韩儒林先生特来拜访傅先生,得知《元史参考资料》也同时上马,明年准备校点《通制条格》。韩先生还准备整理旧稿,出专集。13日上午,与考古组老师座谈,参观南京大学文物室;下午参观南京博物院“江苏历史陈列”、“陶瓷”,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南京市出土文物。14日,参观中山陵、灵谷寺,在灵谷寺无梁殿和灵谷塔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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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从南京乘火车到济南。16~24日在山东9天,访问济南、曲阜、青岛、烟台诸地。在泉城济南,访问山东大学历史系,据系主任李炎、副主任王洪谟介绍,去年4月招工农兵学员31人,其中考古专业10人。因前年听说要在几个大学设考古专业,山大不在其中,学校和省里积极争取成立考古专业,得到北大和山东省博物馆的支持,得到批准。当时历史系还未从政史系独立出来,所以有考古专业独立招生之事。历史学专业设置还是政史系时的方案,从中国近代史上起,新的方案正在制定中。系里知名教授,王仲荦先生参加二十四史标点,黄云眉先生完成《明史考证》,孙思白先生在北京参加中华民国史编写工作,庞朴先生在曲阜参加孔府档案的整理工作,只和黄云眉先生见上一面。山东省博物馆主要骨干不少来自厦大历史系,陈诗池、罗月英、张其海等同学带我们游钓突泉、大明湖。

从济南乘汽车到孔老夫子故里曲阜,访曲阜师院历史系,瞻仰孔府、孔庙、孔林,听庞朴先生介绍孔府档案整理情况。从曲阜返回济南,再乘火车到青岛。因为新中国初期院系调整时,厦大海洋系调出组建山东海洋学院,经校友接待,住入小鱼山校舍。本拟从青岛搭船赴大连,但连日客满买不到票,在游览青岛栈桥、鲁迅公园后,临时决定坐火车去烟台,到烟台才知烟台赴大连客票也早已售空,只好改乘火车至济南,转火车去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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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访南开大学历史系,系副主任吴廷璆先生主持座谈会,杨翼骧先生参加。吴廷璆先生专长日本史,和傅先生差不多同期留学日本,问起在日本的经历,两人相谈甚欢。至于是否见了郑天挺先生,已经想不起来了。26日,参观天津大学、劝业场。

27日,从天津乘火车到沈阳。在沈阳5日,访辽宁大学历史系,听孙文良先生介绍,参观辽宁省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馆、东北大学。

5月2日,从沈阳乘火车到长春。在长春6日,住在吉林师范大学招待所。师大历史系日知先生是福州人,和傅先生同乡,不仅热情介绍世界古代史动态,还介绍研究沙俄侵华史和整理钓鱼岛的历史资料。我借阅了他们整理的钓鱼岛历史资料,抄录日本《外交文书》第二十三卷有关文书。明清史以李洵先生为首,集中了一群中青年学者,阵容强大。4日在吉林大学历史系访问,与于省吾、金景芳、罗继祖、苏金源、李时岳诸先生座谈。苏金源先生是厦大历史系校友,李时岳先生和我同乡,他们还和东北师大历史系的陈作荣先生一起,陪我们参观长春地质宫、吉林省博物馆、伪满州国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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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傅先生先行乘火车到北京,在女儿虬声家休整。我和柯友根先生乘火车往沈阳,续访辽宁省博物馆,参观北陵、元帅林。再从沈阳乘火车到大连,访辽宁师院历史系,参观大连自然博物馆,到旅顺参观甲午战争遗址、万忠墓、旅顺历史博物馆。19日自大连搭船至天津,20日从天津乘火车至北京与傅先生会合。

21日上午,我们一行三人到东厂胡同访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先由刘桂五先生接待,介绍所内科研人员结构情况。所分为四摊:中国通史组、中国近代史组、中华民国史组、中俄关系史组。后与刘大年、李新、丁名楠、蔡美彪、丛翰香等会面座谈。1971年中央指示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要继续写,1972年初从干校调回来一些同志,又从外单位借调一些同志支持协作,约20个人,基本依据范老生前的修改草稿,修订加工完成前4册,现已交人民出版社。后4册的写作刚进行不久,争取今年拿出一本。中华民国史是一项富有远见的大型史学研究项目,而中俄关系史是当年图书出版规划的热点。下午到人民出版社,访中国史编辑室王能雄、沈昌文先生。

22日,参观十三陵和定陵博物馆。23日下午,访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到中华书局拜访总编辑丁树奇先生时,本想打听《林则徐传》是否可以续写出版,不料他说“文革”前签订的出书协议失效,颇为怅然。晚上校友来访,说高层传出的信息,毛主席对姚文元讲:“为什么看不到《哲学研究》《历史研究》……可以公开出版或内部交流嘛。”又传,《光明日报》《史学周刊》也要复刊。这对史学工作者而言,无疑是个大好消息。

24日起,我们密集造访各高校历史系、研究所、博物馆。到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谢国桢先生邀我们到福州菜馆吃红糟麺,还把他在香港发表的《记宣南诗会图卷》的剪报送给我。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严中平、李文治、彭泽益诸先生见面。拜访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翁独健先生,翁独健、邝平章夫妇邀我们到苏联展览馆吃俄罗斯烤鱼。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拜访尚钺、郑昌淦先生。尚钺先生约在书房里见面,身体尚好,只是说话声音有些沙哑。尚先生和傅先生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论”北南主将,1960年和“文革”初遭到大批判,我见证了他们劫后重逢的历史时刻,十分激动。到东四张自忠路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戴逸先生邀傅先生演讲。傅先生讲话福州腔甚重,许多人听不懂,我遂站出来,在黑板上一句一句地作板书,大家边听边看,明白了傅先生的观点,取得良好的效果。会后,戴先生邀我们到附近淮扬菜馆餐叙。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拜访白寿彝先生。到北京师范学院,了解京内外高校合编中国古代史教材情况,听河北师范学院胡如雷先生等介绍。我们游览了八达岭长城,感受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心境。正巧有法国贵宾从上面下来,提出和我们合影,随行人员拍照后,记下我们的地址,说会寄给我们。于是我们就地各拍了一张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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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考察,是此行的重中之重,5月28日,第一次至北京大学历史系,上午系总支书记徐华民介绍“以社会为工厂”的情况;下午张仁忠先生介绍明清史科研情况,邓广铭先生介绍宋史研究和修改旧作《王安石》情况。6月6日,再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拜访周一良、许大龄先生。7日,三到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学珍先生介绍教育革命和教材编写情况,提供了中国史专业和考古专业详细的教学计划。

在密集造访的间隙,我们一起游览了北海公园、颐和园诸名胜。还与校友郑山玉夫妇、张桂林游天安门广场,参观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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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自北京乘火车至石家庄,访白求恩陵园。次日乘火车至太原,访山西大学历史系,参观晋祠。11日乘火车到西安,访西北大学、陕西师大历史系、陕西省博物馆。由西北大学历史系陈舜卿校友等接待,乘车考察大小雁塔、昆明湖旧址、灞桥、半坡遗址,专程前往参观骊山的华清池,乾县的乾陵、永泰公主墓。13日出咸阳到铜川,复到黄陵县拜谒黄帝陵,再至延安。在延安期间,访延安大学,瞻仰了杨家岭、枣园革命旧址、宝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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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自西安乘火车至河南郑州,访郑州大学、“二七”大罢工纪念塔、郑州市博物馆,坐车至洛阳,参访白马寺、龙门石窟文物管理所,到开封,访开封师院历史系、大相国寺、龙亭、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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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自郑州乘火车至武昌,访武汉大学历史系,与吴于廑、彭雨新等先生座谈。席间,吴于廑先生说:“厦门大学历史系是史学界的东南重镇。”得到名家积极评价,不虚此行,深感欣慰。

至此学习考察的任务基本结束,余下的时间主要是在归程中访问湖南、江西、福建的革命遗址,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19日,自武汉乘火车至长沙,访湖南师范学院、湖南大学历史系,在校友兰庆祥、晏金铭陪同下,参观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登岳麓山赏爱晚亭,拜访了韶山毛主席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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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从长沙乘火车到江西萍乡,参观安源毛主席革命活动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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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自萍乡乘火车至南昌,访江西大学历史系。再乘汽车到茨坪,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和毛主席旧居,到宁冈县龙市镇,参访红四军建军广场。继往赣州,经中央苏区的于都、瑞金、长汀、龙岩,一路访毛主席故居等革命遗址后,返回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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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间,我们走访了半个中国。此行不仅恢复和提升了厦门大学历史系和傅先生的声誉和知名度,为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也让我有幸零距离地聆听史学界顶尖学者的“高峰论剑”,增益识见,在同辈学人中也算是一种难得的奇遇吧!

今年5月14日是傅衣凌先生逝世30年的忌日。临风有恸,睹照思人,谨以此文纪念他,我的恩师,一位中国史学界泰斗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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