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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建华赴韩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学术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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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建华赴韩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学术讨论会

    应韩国成均馆大学的邀请,9月21日至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姜波赴韩国参加“礼与法秩序的东亚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题为“圜丘与明堂:唐帝国的礼制建筑遗址”的学术演讲。
    本次会议由韩国“中国古中世史学会”主办,韩国成均馆大学历史系承办,会议的主题为“东亚世界的礼与法”,来自中国、韩国、日本三个国家的学者就东亚礼制社会进行了深入探讨,涉及的内容包括:汉唐时期的法律制度、祭祀制度和佛教礼仪。演讲题目包括(依发表演讲的先后顺序):金铎敏(韩国•高丽大学):“汉律与唐律的杀伤罪比较”、王彦辉(中国•东北师范大学):“从户的相关立法谈秦汉政府对人口的控制”、金龙灿(韩国•首尔大学):“汉代孔子祭祀和国家权力”、韧山明(日本•东洋文库):“东汉后半期的诉讼与社会”、苏铉淑(韩国•圆光大学):“皇权与佛教礼仪:北魏行像与梁的无遮大会”、姜波(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圜丘与明堂:唐帝国的礼制建筑遗址”、金相范(韩国•外国语大学):“唐代后半期礼制世俗化和其特征”。
    本次大会同时也是韩国“中国古中世史学会”第七次年会,会议吸引了来自成均馆大学、首尔大学、高丽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翰林大学、淑明女子大学、首尔市立大学、延世大学、釜山大学、东国大学、公州大学等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前来参加。韩国“中国古中世史学会”现任会长、成均馆大学教授河元洙先生在开幕式上致辞,金秉骏、金宗燮、崔德卿、任仲赫、文贞喜、林炳德、洪承贤、崔宰荣、金正植、金庆浩、尹在硕、金珍佑、戴卫红等韩国国内研究中国史的学者济济一堂,讨论气氛十分热烈。
    作为与会的唯一考古学者,姜波的演讲以唐长安城圜丘遗址和唐洛阳城明堂遗址为线索,探讨唐代都城礼制建筑的规划设计与使用功能,分析唐代圜丘和明堂与历代相同设施的异同,并对唐代祭祀制度所反映的宫廷政治背景进行探讨,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
    会议期间,姜波还按照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明清北京城礼制建筑研究”的课题计划,对李氏朝鲜的景德宫建筑群、密苑、宗庙、社稷坛、文庙等礼制建筑设施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参观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成均馆大学博物馆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郭子林副研究员

 

中韩学者共同考察中原郡高句丽碑

姜波副研究员以图文结合的方式介绍了中国唐代以圜丘和明堂为代表的礼制建筑,包括其规划模式、方位、建筑形制与特点,等等。同时还分析了这些礼制建筑以及与这些建筑相关的祭祀活动所反映出的礼制与唐代宫廷政治的关系。

 

赵宇然先生在《集安高句丽碑中出现的王陵祭祀和“祖上”认识》对集安高句丽碑的特征、王陵的管理和祖上祭祀的某些方面、王权的强化理论和祖上认识等进行了检讨。在说明集安高句丽碑的特征时,赵宇然先生首先将东亚地区的石碑按其立碑目的分为五类,其中第五类为墓碑、功德碑和记事碑等。根据集安高句丽碑的内容特别是出现的规定守墓制度相关的一系列记录等认为集安高句丽碑应是“高句丽守墓文告碑”,根据其发现地点来看应称其为“麻线高句丽碑”。在叙述中国秦汉时代守墓制的同时对集安高句丽碑中相关的守墓及高句丽祭祀等进行了探讨,最后通过对集安高句丽碑中“授天道”、“元王”、“始祖邹牟王”、“河伯”、“先圣”、“功勋”等的解释,认为这些内容可能反映了当时高句丽强化王权的一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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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参加此次学术研讨会,了解了韩国学者中国史的研究方向和进展状况,介绍了中国都城考古的思路和最新成果,为促进中韩两国学术交流,加深韩国史学界对中国的了解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综合讨论由首尔大学卢泰敦教授主持,时间长达三个小时,与会学者就集安高句丽碑的一系列问题进行非常热烈的了讨论,讨论的内容主要集中于铭文的释读、碑的建立时间以及碑阴铭文的情况等。尽管有个别学者对集安高句丽碑的真实性存有疑问,但是绝大多数与会学者认为集安高句丽碑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为研究高句丽建国传说和守墓制度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并期待中韩学者能够继续就集安高句丽碑相关问题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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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州市位于韩国庆尚北道东南部,作为一座拥有千年繁荣历史的古都,各种新罗时期的遗迹遍布庆州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庆州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吐含山佛国寺为世界文化遗产。始建于公元528年(新罗法兴王15年),当时称为华严佛国寺或法流寺。金大城(700-774年)在751年开始主持翻建,直至774年惠恭王时期(765-780年)才完工。经过了17年的漫长工程之后,才开始称为佛国寺。目前佛国寺内有多宝塔(国宝第20号)、释迦塔(国宝第21号)、莲花桥/七宝桥(国宝第22号)、青云桥/白云桥(国宝第23号)、金铜毗卢遮那佛坐像(国宝26号)、金铜阿弥陀如来坐像(国宝第27号)、舍利塔(受保护文物61号)等许多文化遗产。寺中的释迦塔和多宝塔是金大成为纪念其父母所建,是韩国最有代表性的古塔建筑。

综合讨论——司会:卢泰敦 15:00——18:00权仁翰 金瑛河金庆浩 李文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郭方研究员

 

首尔大学博物馆是韩国收藏高句丽渤海遗物较为丰富的博物馆之一,不但包括1945年以前日本学者在中国东北及朝鲜调查收集的许多高句丽渤器物,而且还收藏大量近年来韩国境内高句丽遗址出土的陶器、铁器、石器和炭化粮食等遗物。首尔大学博物馆学艺研究士梁时恩博士向考察团简单介绍了首尔大学收藏的高句丽渤海遗物,并就韩国境内的高句丽堡垒,如首尔九宜洞堡垒、龙马山堡垒和京畿道涟川郡无等里堡垒等出土的器物做了详细说明。

郭子林副研究员的报告首先介绍了近年国外人类学领域有关仪式研究的前沿成果。随后梳理了埃及历史上与王权有关的仪式活动,并抽取了其中一项重要仪式——塞德节仪式,对其程序和仪式做出具体的阐释,最后分析了这项仪式与古埃及王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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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凤莲副教授在报告中阐述了狄奥尼索斯崇拜与雅典民主政治的结合问题,并分析了狄奥尼索斯崇拜的鲜明特点。魏凤莲指出,正是这些特点使得这一宗教现象与雅典民主制关联密切。同时这一崇拜在城邦共同体政治意识的塑造过程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民主政体的巩固与发展。反过来,雅典城邦又对狄奥尼索斯崇拜活动进行了细致的管理,使之成为表达城邦意识形态的主要媒介之一。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由(韩国)中国古中世史学会主办、首尔国立大学人文学院承办,是韩国中国古中世史学会第9次年会,主题为“都城与中国古中世的历史空间”,来自韩、中、日三国的学者就中国中古都城的中轴线、单一宫城、都城的设计与天的祭祀、胡汉体制与中古都城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新发现集安高句丽碑韩•中•日专家讨论会”与会专家合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姜波副研究员

  韩国中国古中世史学会秘书长李晟远宣布大会开幕,首先由首尔国立大学名誉教授、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朴汉济先生发表主旨演讲:“汉唐间正殿位置的变化—继承还是破格”。随后围绕着“都城空间”主题,先后由刘振东研究员作题为“汉长安城的空间结构与形制”、钱国祥研究员作题为“魏晋南北朝的都城形制及演变”、韩建华副研究员作题为“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国中世纪都城系统---以长安城为中心”的学术演讲。接着,围绕“都城与历史空间”主题,分别由日本东京大学佐川英治博士作题为“都城的设计与天的祭祀”、首尔国立大学教授、韩国中国古中世史学会副会长金秉骏作题为“西汉的都城轴线与帝陵”、韩国翰林大学崔宰荣作题为“唐长安城的市场”、韩国外国语大学金相范副教授作题为“北宋东京开封与祭祀”的演讲,从不同角度来探讨都城与历史空间的关系。最后由东国大学教授、中国古中世史学会会长郑炳俊主持了综合讨论。作为与会的考古学者,从最新考古发现对中古都城的宫城、中轴线、郭城等的动态变化,及其变化引起都城形制、功能的变化进行论述,引起韩国国内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的关注,讨论气氛热烈。

中韩学者参观首尔大学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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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9月18~26日,应(韩国)中国古中世史学会的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钱国祥、刘振东研究员和韩建华副研究员赴韩国首尔参加“中国古中世的历史空间与都城”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分别进行了主题演讲。

开幕式——司会:郑载润开幕词——林起焕

2012年11月9—11日,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在北京举办了以“宗教礼仪制度与古代国家权力”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参会学者除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以外,还邀请了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杨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姜波副研究员和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凤莲副教授等中国古代史、考古学和世界古代史方面的学者。郭子林副研究员、魏凤莲副教授、姜波副研究员、郭方研究员和杨华教授在会议上分别做了题为《古埃及塞德节仪式与王权》、《狄奥尼索斯崇拜与雅典民主政治》、《圜丘与明堂:唐帝国的礼制建筑遗址》、《中世纪宗教礼仪制度与国家权力》、《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几个特征》的报告。

 

集安高句丽碑156字释文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杨华教授

 

中韩学者共同考察峨嵯山1号高句丽堡垒

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凤莲副教授

  会议结束后,根据安排参观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首尔大学博物馆,对李氏朝鲜时代的景福宫进行实地考察。随后赴庆州考察,对新罗时期的王京遗址进行考察,先后参观考察了月城、大陵苑、皇龙寺、佛国寺、石窟庵等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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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方研究员探讨了中世纪欧洲宗教礼仪制度的来源和发展脉络,并阐述了其与中世纪欧洲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而且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也正是这种内在矛盾造就的。报告还具体介绍了欧洲中世纪加冕礼的程序过程,并透过这些程序剖析了这种礼仪制度与王权之间的博弈关系。

 

集安高句丽碑释文

杨华教授总结了中国古代礼制研究的历史、方法与角度,梳理了二十世纪中国礼制研究的四种路向,归纳出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几大特征,并将这些特征与中国文明中更深层次的根本特点联系起来做出深入具体的考察。 在主题报告之后,与会学者们还就中外宗教礼仪制度的建立、发展及其在古代国家权力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就研究中所使用的新视角、新方法、新观点相互交换了意见。学者们都表示,这种跨学科、跨领域的学术交流扩大了研究视野、对未来研究方向的拓展和研究水平的提升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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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好燮先生在《集安高句丽的特点和周围的高句丽墓葬》中首先对集安麻线沟的王陵级墓葬(JMM0626、西大墓、千秋墓、 JMM2100、 JMM2378、 JMM2381)的特征、出土遗物和墓主人等做了说明,随后对集安高句丽碑的特点和原来位置进行了推测。通过碑文中的“烟户头”、平壤城刻石中“百头”及与“烟户”相关守墓相关制度的分析,认为集安高句丽碑是好太王时期明确守墓制度、禁止买卖烟户的教令碑。根据集安高句丽碑出土情况及附近地貌等推测集安高句丽碑原来应位于麻线河西侧道路附近的山丘地带。

(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邢颖供稿)

  参观了正在维修的佛国寺的释迦塔,并与现场文物保护人员进行交流。随后参观考察新罗王京遗址。庆州是新罗时期的王京,考古发掘了部分重要遗址,如皇龙寺、天马冢、凤凰台、瑞凤冢等。韩国政府重视新罗王京遗址的保护工作,专门成立了新罗王京核心遗址复原整修工作推进小组,通过复原新罗王京的遗址,旨在整体还原千年古都庆州的历史风貌。这项工程是韩国总统批准的地区建设事业。目前形成了以月城、雁鸭池、大陵苑、皇龙寺、芬皇寺等核心遗址为主体的遗址公园。新罗王京核心遗址复原整修工作要持续进行到2025年。还参观了明活山城的发掘现场。拜会了庆州大学姜奉远、林玲爱教授,庆北大学郑仁盛教授、朴天秀教授,参观了国立庆州博物馆。访问了庆州圣林文化财研究院,拜会了朴光烈院长。该院位于韩国东南部的庆尚北道,主要从事新罗时期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该院院长表达了想同考古所加强学术交流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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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釜山拜会了釜山大学金斗喆、梁银景教授,参观了福泉洞遗址博物馆、釜山市立博物馆、大成洞博物馆、金海博物馆等,拓展了学术视野、促进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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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礼仪制度与古代国家权力”学术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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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安高句丽碑140字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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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在硕先生在《中国古代的守墓制》中通过对中国古代的文献的梳理,系统整理了先秦至北朝时期守墓制的施行和陵县•园邑的管理、陵邑•园邑的管理组织和守墓人的身份。由于中国古代文献对守墓制度及不同身份墓葬守墓人的数量、来源等有详细的记录,尹在硕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守墓制度特别是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一些与守墓制度相关的记录能够为集安高句丽碑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论文内容本身并没有涉及与集安高句丽碑相关的内容。尹在硕先生主要研究中国秦汉时代简帛,熟悉中国古代文献,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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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学者日本早稻田大学李成市教授、韩国国立文化财池炳穆课长、国立文化财考古研究室林承庆学艺研究官、韩国外语大学余昊奎教授、首尔教育大学林起焕教授、庆星大学韩圭哲教授、한밭大学孔锡龟教授、檀国大学徐荣洙教授等就集安高句丽碑相关问题与中国学者进行了讨论。此外与会学者还对韩国中央日报社最近收藏的一张集安高句丽碑拓片进行了专题讨论,多数学者认为这张拓片应是伪造的。4月12日发行的韩国《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等媒体均对此次会议进行了专题报道。

 

下午主题发表—— 司会:朴贤淑5. 中国古代的守墓制——尹在硕6. 集安高句丽碑的特点和周围的高句丽墓葬——郑好燮7. 集安高句丽碑中出现的王陵祭祀和“祖上”认识——赵宇然8. 通过集安高句丽碑看守墓制——李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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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制先生在《通过集安高句丽碑看守墓制》中首先简单论述了好太王碑及集安高句丽碑中与守墓相关的内容,随后以韩国古代史学会“集安高句丽碑”释读会2013年3月9日的释文为基础对集安高句丽碑王号的连称和特征、集安高句丽碑和守墓制的发展进行了研究,最后强调了好太王时期王陵守墓制度的调整及其意义。根据韩国古代史学会“集安高句丽碑”释读会的释文集安高句丽碑中出现了五个王号,即“始祖邹牟王”、“某王”、“囗罡上太王”、“囗平安囗王”,对好太王碑、冉牟墓墓志、《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等故国原王和好太王的王号进行了梳理,并认为集安高句丽碑的时代早于好太王碑。李成制先生按照碑文内容将集安高句丽碑的铭文分为六部分,结合好太王碑及相关文献就高句丽守墓制的发展进行了研究。通过对集安高句丽碑和好太王碑中关于守墓制的研究,认为好太王时期曾对高句丽的守墓制进行了调整并对高句丽后世影响深远。

韩国古代史学会 集安高句丽碑释读会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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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下午3点东北亚历史财团召开“新发现高句丽碑韩•中•日专家讨论会”的非公开会议,首先由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理事长金学俊致欢迎词,随后会议日程由东北亚历史财团研究委员高光仪先生主持。会议主要内容是孙仁杰研究员和耿铁华教授就集安高句丽的相关情况作了介绍,最后由东北亚历史财团琴京淑室长做简单总结及与会学者相互讨论。

余昊奎先生在《集安高句丽碑的构成和内容》中首先回顾了中国学界集安高句丽碑的调查和释读情况,发表了自己的释文及碑文的段落构成,最后对集安高句丽碑的建立时间和碑文内容进行了检讨。与《集安高句丽碑》的156字释文相比,余昊奎先生修正了其中的6个字,新释读出17个字,碑文总218个字中释读出173个字。余昊奎先生根据碑文内容将其分为两段,第一列和第二列为第一段落,叙述了高句丽的开国和王位继承;第三列至第十列为第二段落,说明了王陵的守墓烟户及其相关事项。通过对碑文内容及好太王碑为先王修墓立碑的记录研究,余昊奎先生认为集安高句丽碑是好太王根据故国壤王的戊子守墓律、遵循高句丽守墓制为历代先王陵墓建立的守墓碑之一。此外余昊奎先生认为集安高句丽碑为高句丽的建国传说和守墓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尹龙九先生在《集安高句丽碑的释读和释文》中介绍了集安高句丽碑发现及报道、碑的现状和拓片情况后,在已经发表的中韩学界释文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释文,并根据释文的内容将其分为两段。第一段为第一列至第二列,简述了高句丽的建国过程;其余部分为第二段,主要阐述了与守墓相关的情况。文章表一为《中国文物报》和《集安高句丽碑》发表的140字和156字释文,表二为韩国古代史学会“集安高句丽碑”释读会2013年3月9日在成均馆大学建校600周年纪念馆的释文,表三为尹龙九先生的释文。附录一为集安高句丽碑第7列第5—12字的拓片,附录二详细介绍了韩国古代史学会“集安高句丽碑”释读会2013年3月9日在成均馆大学建校600周年纪念馆的释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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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主题发表—— 司会:郑载润1. 集安高句丽碑的释读和释文——尹龙九2. 集安高句丽碑的释读和文字比较——孙仁杰3. 中国出土集安高句丽碑的真实性——耿铁华4. 集安高句丽碑的构成和内容——余昊奎

“新发现集安高句丽碑综合讨论”发表者及讨论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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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两位中国学者出席了韩国古代史学会第131次定期发表会“新发现集安高句丽碑综合讨论”,此次会议是韩国学界继2013年2月22日韩国高句丽渤海学会等召开的“新发现高句丽碑初步看法”和4月11日东北亚历史财团召开的“新发现高句丽碑韩•中•日专家讨论会”会议之后召开的第三次与集安高句丽碑相关的学术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韩国学界及相关媒体记者人数超过200人。本次会议韩国古代史学会主办,高丽大学东亚细亚文化交流研究所等协办,大会议程如下。

集安高句丽碑166字释文

集安高句丽碑 各家释文

孙仁杰研究员作了《集安高句丽碑的发现、调查和拓片制作》的演讲,详细介绍了集安高句丽碑的发现经过、集安高句丽碑的调查过程、集安高句丽碑附近的自然环境、集安高句丽碑的石材来源及集安高句丽碑的捶拓情况。集安高句丽碑的石材为花岗岩石质,通过对集安地区几处古代采石场的调查,孙仁杰研究员推测集安高句丽碑石材可能来自集安麻线河上游左岸的红星采石场。目前已有的集安高句丽碑拓片多由集安博物馆制作,其中集安博物馆制作的拓片多由集安博物馆的保管部主任周荣顺先生制作,即周荣顺1号、2号、3号、4号、6号和7号拓本,孙仁杰研究员捶拓了5号拓片。随后聘请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汪化国、李光夫两位技师制作了汪化国、李光夫1号、2号、3号和4号拓片。此外还聘请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丽群制作了拓片一张。耿铁华教授作了《集安高句丽碑的拓片制作和研究》的演讲,就集安高句丽碑的发现与捶拓、集安高句丽碑目前的研究情况、集安高句丽碑碑文考释等做了说明。中国国内对集安高句丽碑的研究成果如下,集文:《吉林集安新见高句丽石碑》,《中国文物报》,2013年1月4日第2版;望山:《吉林集安新发现的高句丽石碑在韩国引起强烈关注》,《中国文物报》,2013年1月20日第1版;董峰、郭建刚:《集安高句丽碑出土纪》,《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耿铁华:《集安高句丽碑考释》,《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集安博物馆编:《集安高句丽碑》,吉林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在《吉林集安新见高句丽石碑》和《集安高句丽碑》的基础上,耿铁华教授发表了自己对碑文内容的释读,通过对释文内容的研究耿铁华教授认为集安高句丽碑是好太王为先王修陵时所立的石碑之一,其年代在好太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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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仁杰先生在《集安高句丽碑的释读和文字比较》中简单介绍了中国学界集安高句丽碑的发现及释读发表的140字和156字释文(《中国文物报》140字释文,《集安高句丽碑》156字释文)后,发表了自己的166字释文,在释读过程中主要参考好太王碑、中原郡碑、冉牟墓墓志、集安出土的高句丽刻划文字和平壤城刻石铭文等。根据碑文的内容孙仁杰先生将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列至第四列,第二列至第十列为第二部分,并对碑文进行了解释。第一部分阐述了树碑的理由,又可以分为三段;第二部分主要追述先圣的功绩、重申律令、铭其烟户头和违令处罚,又可以分为四段 。此外孙仁杰先生根据碑文的凿刻痕迹来看,认为碑文的凿刻方法可以分为直凿和侧凿两种,凿刻工具应是尖状铁凿,凿尖可能经过淬火处理。

下午考察团一行先后赴峨嵯山1号、2号高句丽堡垒(韩国学界通常将周长500米及其以下的高句丽哨所等山地遗址称为堡垒,周长500米以上的山地遗址成为山城)及首尔大学博物馆参观。峨嵯山1号、2号高句丽堡垒位于首尔市广津区广壮洞,2005年开始高句丽大学考古环境研究所先后对峨嵯山一帯的高句丽堡垒进行了多次发掘,已经出版《峨嵯山第3堡垒—1次调查发掘报告书》一部。目前发掘的峨嵯山1号、2号高句丽堡垒城墙、马面、木栅栏、门址及城内相关设施已经基本清楚,其中峨嵯山1号堡垒城墙外面发现一周环壕遗迹,此类环壕遗迹是在韩国境内的高句丽堡垒中首次发现。堡垒内发现居住址、蓄水池、火坑、陶窑及大量高句丽时期的遗物。参观期间高丽大学考古环境研究所所长崔钟泽教授就峨嵯山1号、2号及附近高句丽堡垒情况向考察团做了详细介绍,并就韩国境内出土高句丽陶器上的刻划铭文及峨嵯山一带高句丽堡垒的分布特征等问题与中国学者进行了交流。

集安高句丽碑 释文及段落区分

应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及韩国古代史学会的邀请,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耿铁华教授和集安市博物馆孙仁杰研究员于4月10日至14日在韩国就“集安高句丽碑”等问题与韩国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

集安高句丽碑178字释文

耿铁华先生在《中国出土集安高句丽碑的真实性》介绍了集安高句丽碑的出土情况,探讨了集安高句丽碑的形制,并对碑文进行了释读和解释,认为集安高句丽碑是继好太王碑和中原郡高句丽碑之后发现的又一通重要的高句丽石碑,从出土地点、石碑形制、石碑字体和石碑磨损情况四个方面肯定了集安高句丽碑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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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上午耿铁华教授和孙仁杰研究员由东北亚历史财团高光仪先生、 韩国外语大学余浩奎教授和首尔教育大学林起焕教授等陪同考察在韩国忠清北道忠州市发现的中原郡高句丽碑,并与韩国交通大学白种伍教授、国立中原文化财研究所朴玧真研究室长等就中原郡高句丽碑和集安高句丽碑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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