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市镇发端与最早搜求,四十年前价改困局中

- 编辑:永利皇宫官网网址 -

股票市镇发端与最早搜求,四十年前价改困局中

原标题:《中国金融》|杜岩:期货市场发端与初期探索

图片 1

世上三百六十行,大概没有几个行业不需要媒体的帮助,但是也没有哪一行像拍卖一样,离开媒体就不能生存!同样,媒体广泛关注各个行业,但是也没有像关注拍卖那样热情洋溢!

C

记者 陈姗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漫漫征途中,涌现出了一批批摸着石头过河的人,他们反复试错、不断尝试,坚韧、果敢。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间节点,那些先人一步的前瞻思维、大胆决策和风雨兼程的担当尽责精神,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纵观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拍卖业恢复以来,至今已经走过二十几个年头。这二十几个年拍卖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迅猛发展。这些成就的取得,除了行业同仁的努力、政策法律的支持,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借助于传媒业一路相随,呼号鼓舞。传媒业对拍卖业发展的历史贡献是不能够忘记的!现仅举几个节点性例子,加以说明。

nfinance

一个人的成就,一定要归功于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常清教授在接受《》专访时反复提到的一句话。这位已年过花甲的长者,身上有多到数不清的标签中国期货市场创始人之一、期货之父、经济学家、 十大MBA杰出教授等等。即便头顶如此多的光环,常清依然保持着谦卑学者的姿态,他像一位温和的长辈,向记者谈起他二、三十岁时的事情。

一、结缘

编者按

价格改革参与者

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的拍卖业开始恢复,这一新生事物,自一开始就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我国期货市场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末由计划体系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彼时,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运行尚未完全确定,作为替代方案的“生产资料价格闯关”需要各种保障机制的预设。于是,国家体改委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两家单位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派下开始研究期货市场。然而,我国期货理论探索与初创中遭遇了哪些阻力,如何顺利获得社会认可?在经历一系列乱象后,它又是如何被上层领导定性为“盲目发展”的?在我国期货市场初创成员、时任国家体改委市场流通体制司司长杜岩看来,这一切都与我们对期货市场认识的进程密切相关。

1985年,常清从吉林大学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研究价格理论和政策。此时恰逢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什么是市场价格、如何形成市场价格这些现在看来极其简单的问题,却难倒了当时的改革者。期间,由于生产力低下,商品供应不足,价格改革放开部分商品价格后,滋生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问题腐败、官倒以及价格扭曲……市场风险加大。

1988年5月14日,北京市拍卖市场在民族文化宫西厅举办成立大会暨首场拍卖会。到场竞买者、观摩者近五百人,其中就有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北京分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商报、北京电视台、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十七家新闻媒体的三十二位记者。随着大会宣布开始、北京市副市长的贺词、拍卖师一口口叫价、竞买者一次次举牌和一声声表示成交的清脆锣声(当时北京市拍卖市场拍卖师用锣),记者们的长枪短炮,忙得不亦乐乎,闪光灯犹如繁星闪烁,来自全场各个角落。场面十分热烈。

作者|杜岩「原国家体改委市场流通体制司司长」

作为改革排头兵的一员,那时候,常清的一项工作是做物价形势观测,通过调研向中央报告各地的物价情况。常清向记者指出,当时由于多年管制的价格突然放开,价格秩序出现混乱,物价大幅上涨,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据当时的数据统计,在1985年实行价格双轨制初期,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比国家定价高30%~50%。到1988年底,市场价比计划价高出了1~4倍。

当天下午,新华社就发了通稿;晚6:30分,北京电视台《北京新闻》就播出了这条新闻,速度之快,令人叹服;晚上,10点钟,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进行了报导;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商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以及一些外省市的主流媒体都在要闻版面刊发了热情洋溢的文章。向全国乃至世界推介这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场由新生的拍卖企业举办的具有历史意义拍卖会。自此,中国拍卖业也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期货市场的早期研究是由国家体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研中心”)两个单位合作开展的。我当时是国家体改委市场流通体制司的司长。刚开始,我们两家单位应该是领了不同的任务,我们主任安志文从分管领导那里领了任务,要求研究期货市场;国研中心主任马洪则是从李鹏总理处领的任务,也要求搞农产品期货研究。由于目标一致,于是我们两家单位一拍即合,决定合作开展期货市场研究。

由于物价快速上涨,百姓恐慌情绪蔓延,也引发了物品抢购潮。常清回忆称,当时在北京三里河红塔商场的一次抢购现场,他亲眼目睹了一位老人家坐在那儿,把所有肥皂都搂在怀里,那是一个人十几年都用不完的量。当时的情况触目惊心,百姓恨不得将所有的纸币都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二、救业

探索研究期货市场的基本问题

此外,由于权力介入交易,当时还出现了计划内到计划外的官倒问题,引起民愤。当时叫做渠道少、环节多,一些皮包公司你倒给我、我倒给你,倒来倒去,价格混乱,百姓叫苦不迭。常清说。

广州、北京、天津、黑龙江、上海、吉林、辽宁等地区成立的第一批拍卖企业,都有过新张之喜的兴奋,也都曾是媒体关注的热点。然而,好景不长,很快都陷入了无货可拍的窘境。为尽快摆脱困境。

1987年底,美国培基证券的杨亮瑜先生到北京讲过一次课,他是一位香港人,介绍了怎么样利用期货市场的机制控制商品价格风险,组织讲课的部门把讲课内容制成了录像、录音、文字等材料。当时国务院领导听到了这个讲课的录音,于是要求体改委研究期货市场,研究如何利用期货市场转移价格风险。这些都是安志文接到研究任务后回来对我说的。国研中心那边是李鹏给马洪写了一封信,要求组织几位同志研究期货市场。

当时舆论都在从不同的角度指责价格改革,这些问题都是改革者始料不及的,是三十年计划经济的后遗症。当时潜心调研工作的常清,见到此番混乱局面,内心也十分焦急。怎么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成为横亘在他心上的石头。常清坦言,从1985年到1987年这一段时间,大家都把问题摸清楚了,至于如何去解决,没有思路。

1988年11月1日至3日,在这些新生的拍卖企业呼吁下,原商业部召集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八城市商业主管部和八家企业,在北京召开了“八城市拍卖行业座谈会”,会议邀请了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等有关部门的领导,还邀请了新华社北京分社、《经济时报》和《中国商业报》的记者参加会议。新华社北京分社所派记者就是经常报道商业改革动态的记者——倪小林。

体改委这边研究期货的任务落到了我头上,国研中心的研究则由常务干事田源同志负责。1988年初,田源找到我,我们俩一碰头,两家单位想法一致,于是就请示各自领导,随后便成立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下称“工作小组”),田源任组长,我担任副组长。

成立期货研究小组

她参加这次拍卖行业汇报情况、总结经验、呼吁政策的座谈会后,一展身手,再创辉煌

1988年4月15~16日,工作小组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何谓期货交易、为什么要研究期货、国外开展期货交易的情况、如何建立中国期货市场等几个议题。同年6月26~29日,第二次工作会议召开,开始探讨我国开展期货市场试点的具体问题。1989年1月10日,经过一系列调研以及结合河南、武汉、吉林、石家庄等地实际情况,研究小组形成了《关于结合国情试办期货市场的研究报告》,上报国务院批示。

面对双轨制价格信号的紊乱和流通秩序的混乱,价格改革面临进与退的选择,而中国期货市场正是在这场价格改革困局中应运而生。

会上,拍卖企业各诉苦衷,反映了一些部门在处理罚没物资、无主财产和其它公物方面的不正之风,强调了公开拍卖这些物资的必要性。

我们把这个报告送上去之后很久没有回音。此时田源与周小川、吴晓灵、曹远征等人赴香港和美国考察期货市场,研究小组的日常工作由国研中心的乔刚同志暂代。为了进一步开展期货市场试点,我询问国办的同志是否对研究报告有批示。他们告诉我,给总理送的文件一般被分为三类,一类是涉密文件,一类是审批文件,还有一类是看完无需回复的参考文件,我们这份请示文件被放在参考文件里。于是,我请求送文件的同志重新给总理送了这份报告。送了以后,总理基本同意了该报告,这给了我们继续研究和试点的信心。

当时舆论界表示,放开价格不等于市场的形成,反而更乱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就是退回去,即意味着价格改革走向失败。所以我们就想为价格改革找条路子,于是我们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价格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广泛查阅资料,借鉴国外的经验。在探索过程中,不同的研究群体不约而同地研究到了大宗商品期货上。常清表示,当时的时间节点大概在1987年,他们发现期货市场形成了大宗商品的时间序列价格,这些商品都是最基础的产品,只要理顺了大宗商品的价格,其后续各种各类加工制成品的价格自然就理顺了。

倪小林认认真真的参加了三天会议,详细的记录了每一位与会人员的发言。会后她决定做一番深入的调查核实工作,她先后走访了工商部门、公安部门、法院、海关和一些手中有物资处理权的国营企业。通过调查,弄清了前述物资的来龙去脉,在她的调查中发现:某些有物资处理权的部门将当时非常紧俏的彩色电视机仅以100元的低价销售;某地缉私缴获的“555”牌香烟也仅以每包0.。3元钱的价格内部私分(当时在广州“555”牌香烟每盒售价12元)等触目惊心的事实。她不仅感到国家的资产在严重流失,而且行业不正之风的漫延将损坏政府管理部门的形象。公物处理走公开拍卖之路势在必行。出于记者的责任感,她认为:必须将这一情况以适当的形式反映出来,于是她写了一篇名为“有关人士建议建立国家拍卖行堵住公物处理中的不正之风”的文章,然而她又认为有些情况不宜公开发表,所以她放弃了新华社通稿的形式,而采取了在新华社为领导机关提供重要信息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刊登这篇文章的办法,这个办法得到了社领导的支持。

探索研究期货市场的试点方案

当时,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的重要成员,常清扛起了带头进行理论研究的重任。大家一致提出要解决双轨制的问题,要形成真正的市场价格,应该要建立两个市场:一个是期货市场,主要交易大宗商品类;另一个是生鲜食品的流通,建立批发市场。

这篇文章不仅列举大量的事实,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公物处理的暗箱操作即损坏了国家的利益也腐蚀了一批干部,损坏了政府机关,执法部门的形象。”文章还提出了建立国家拍卖行对公物实行公开拍卖的建议,同时希望国家制订出对海关、公商、公安等部奖励政策。

要正式开展试点就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做,但是国家体改委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很多具体事我们不能参与,参与容易有利害关系。于是,我就拿着李鹏总理圈阅文件的复印件找到了当时的商业部部长胡平,请商业部来主持期货市场的后续研究。胡平这个人比较果敢,就同意了。于是,商业部当时的一些年轻人才,如吴硕、朱玉辰等人就开始研究具体试点工作。

1988年,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正式宣告中国确立开展期货市场研究的课题。这一年,时任国务院代总理李鹏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加快商业体制改革,积极发展各类批发贸易市场,探索期货交易。这是让常清等一批人为之振奋的消息。自此,中国期货市场开始萌芽。

1988年12月5日,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看到了这份内参,并在倪小林这篇文章的重点之处画上几条粗粗的横线,并做了“请体改委研究,可商有关部门提出方案”的批语。

我们调研了河南、吉林、武汉、石家庄等多地,并且成立了地方期货市场研究组,探索地方开展期货试点的可行性。后来,由于河南有地缘优势,时任河南省副省长的秦科才同志也非常重视,所以郑州脱颖而出。1989年10月10日,体改委、商业部、农业部、财政部、国研中心、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已撤销)、工商总局、物价局、税务局九部委联合向国务院写了报告,正式报送了《关于试办粮食中央批发市场的报告》,申请在郑州试办一个粮食批发市场。

之后,作为课题的具体落实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承接了这项任务。常清作为价格组的骨干人员,成为工作推进的中坚力量。考虑到当时中国研究期货的人很少,期货市场的建设是一个全新而且系统性的工作,我当时提出一个思路,就是把全国的力量集中在一起来攻关,成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不仅仅是研究课题,未来可能还要落实试点工作。据常清介绍,当时循着这一思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国家体改委期货研究人员一拍即合,联合成立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期货研究小组的任务主要是负责研究期货市场理论与政策,以及设计期货市场试点方案。常清任期货小组秘书长,负责主要的研究任务。后来商业部也参与进来,团队成员进一步扩容。

12月24日,国家体改委召集包括在京拍卖企业在内的有关部门会议,研究贯彻李鹏总理批示精神;1989年3月22日,体改委拿出了《关于开展拍卖业务,建立市场的意见》;同月,国务院批转的体改委《1989经济体制改革要点》中明确指出“在若干中心城市试办拍卖市场,开展各类公物的拍卖业务”;

但是,这个申请也是过了好久没有得到批复。到了1990年4月,李鹏总理主持经济形势座谈会,田源被邀请参加。会上,田源就说我们曾经上报过一个期货市场试点的报告,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复,试点就停了下来。后来李鹏总理说,“还可以研究试点嘛。”这就是后来期货市场试点被重启的缘由。

开展试点工作

1991年10月,体改委,商业部联合再次召开“八城市拍卖企业座谈会”,进一步“,听取汇报,总结经验”;1992年,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同志在国务院办公会上,汇报了我们拍卖业的试点情况,李鹏总理做四点重要指示;

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我们就按照同意试点的要求,确定了“从郑州批发市场入手,逐渐向期货市场转移”的思路。在这之后,郑州批发市场研究小组每个月开一次会,中央部门的几个部长,包括胡平、姜习都在一起开会研究郑州成立批发市场的事。

常清回忆道,1988年的4月和6月,期货研究小组在北京分别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座谈会,分别对我国建立和发展期货市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期货市场的具体试点方案、期货交易组织和运作模式进行了讨论,群策群力形成了《关于期货制度研究工作的报告》。他向记者提起那段岁月,依旧感慨万千:那时候没有资金支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会议室主要用于接待外宾,我们只能在大办公室开会,一个房间里密密麻麻坐满了人,条件非常艰苦。

1992年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对我国拍卖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公物处理实行公开拍卖的通知》(国办发[1992]48号文件)。

进一步完善期货市场的研究

令常清印象深刻的是,报告交上去没多久,李鹏总理很快就做了批示:同意试点,但结合中国国情制定方案。至此,期货研究小组的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同时又有一些新问题摆在了这些改革者面前开展期货试点,关键是要试什么,从哪个品种、哪个部门、哪个地方开始?

《48号文件》的颁布,大大激发了各地方政府的热情,全国各省市拍卖行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拍卖成交额也以几何级数增长。据统计1993年,全国有拍卖企业120家,年成交额在1亿元左右;1994年,全国拍卖企业增加到200家,年拍卖成交额达10亿元;1995年全国拍卖企业有300多家,年拍卖成交额达80亿元.。

在商业部参与进来之后,我们觉得需要成立一个机构来统筹考虑这件事。一开始打算成立一个“中国期货市场研究中心”,后来民政部的同志说这个范围比较小,经费来源也比较困难,建议叫“中国期货市场咨询中心”,咨询可以有业务,可以经营。1993年初,我当时所在的体改委市场流通体制司正式向民政部申请成立了“中国期货市场咨询中心”(以下简称“咨询中心”)。我是主任,乔刚是执行主任,具体工作都由他做。成立以后,这个机构实际上没有开展经营活动,还是一个期货市场筹备机构。我们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地址,也没有多少工作人员。当时乔刚从国研中心抽调了几个人,我们体改委这边也抽调了几个人,还是按照以前的思路接着把期货市场试点搞下去。

试点工作伊始,包括常清在内的期货研究小组就遇到了很多阻碍,处处碰壁。可以说,当时无论从理论还是政策上都有无数道难题。最开始是试点品种的选择上,当时的模式是部委和地方合办,试点得由部委支持。常清回忆道,当时他们考虑先从金融期货开始,搞股指期货和外汇期货,但央行认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与普通商品不同,不可以放开管制搞自由的期货市场,于是拒绝了期货研究小组的建议。之后,国家物资总局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也相继否决了研究小组的提议。

我想可以这样说:拍卖业吸引了媒体;媒体影响了政府;政府推动了拍卖业的发展拍卖业的发展激发媒体对拍卖业关注的热情。

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期货市场,我们参照国外期货市场情况,确定了咨询中心的三大任务:进行期货立法、建立期货业协会、成立期货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我们把这个方案报给朱镕基总理,他是基本同意的。所以筹备工作我就抓起来了,我们临时找了一个地方办公,就在东二环的航空大厦。除了我们咨询中心成员外,当时参与期货研究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委员董辅礽,他负责主持研究期货法。经过几个月筹备,我们把形成的方案上报国务院,开始走审批程序。就在这个时候,期货市场出现了一系列风险事件,陆陆续续的清理整顿工作就开始了。正好这时我也到了离休的年纪,就从体改委司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这些事就基本不干了,咨询中心的事情后来也没人接手。其实咨询中心的牌子还一直保留着,后来交给了体改委研究所。

常清对记者直言,当时在座谈会上物资总局一位司长的一句话,他一辈子也忘不了。现在已经是一片混乱,投机倒把横行,国家要是再支持期货,也就是认可了投机,那整个物资供应将会紊乱,国民经济要崩溃了。对方坚决不同意,并提议应该多增加物资系统的干部编制,将物资送到工厂农村、田间地头,从厂家到消费者,没有中间环节,这样国民经济就理顺了。因为观点对立,常清记得那场会议最终没有顺利开下去。

[1][2][3][4][5][6][7][8]下一页

对期货市场发展的思考

这样的冷遇让期货研究小组的工作一筹莫展。直到后来和商务部座谈,由于农产品经常出现买卖粮食困难且价格总是暴涨暴跌,很多难题难以解决,商务部转而求助期货市场,试点工作出现重大转机,最终期货研究小组率先确定了粮食期货试点。

试点工作刚开始开展的时候,当时舆论比较关注,各省都想拿这个“旗子”,包括沈阳、成都、武汉、重庆、合肥、浙江,都在酝酿这件事。我们有时开会,请地方的同志一块儿商量,他们就逐渐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开始搞所谓的“期货市场”。有的地方基本上是瞎搞,与真正的期货交易所差别很大。他们是搞大型综合市场,并没有真正的期货运行机制,只是打着期货市场的牌子,搞他们自己想做的东西。

但寻找试点城市也同样出现了问题。常清称,当时他带了一个三人小组分三路去全国各地进行交流座谈。广东和上海是当时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他亲自带队去游说,但看似最有希望的两地都没有表示出很大的积极性。当时心里很失落,这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却没有尝试的积极性。常清表示,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你见了谁都得花时间去解释什么是期货,它有什么作用,往往讲了半天,对方还是迷迷糊糊。此外,因为试点没有资金支持,只能靠当地的政府,没有人愿意拿这个钱。

所以对于期货市场的发展过程,应该更多地理清对期货市场的认识。因为中国期货市场是自上而下搞起来的,并不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当时包括我们搞研究的这几个单位都对期货市场没有很成熟的认识,只是考察过几次,知道点儿皮毛。所以,我觉得现在更应该理清对期货市场的认识,这个认识是以后期货市场发展的保障。认识是一个过程,从一部分人认识到更多人认识,再到领导人的认识。这个过程对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对今后资本市场研究都有帮助。我们期货市场发展中出现的波折、混乱和我们的认识不清有很大关系。所以有机会听到不同层级的人对期货市场发展的不同看法,将来形成一个对期货市场基本认识的一个总结性的东西,对于期货市场未来的发展更有帮助。■

后来我们就另辟蹊径,发动自己的关系,组长田源是河南人,他就跑到河南去。我在吉林上的大学,我就去吉林游说。常清回忆称,当时期货研究小组费了很大劲,最终初步框定了四省一市,即主张粮食期货的河南省、生猪期货的四川省、稻谷期货的湖北省、玉米期货的吉林省和钢材期货的石家庄市。

(责任编辑 赵雪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1990年,我国期货市场的第一个试点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诞生,成为中国期货市场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期货试点打响头枪。随后,全国各地和部委都开始踊跃地响应改革者们的建议,积极试办交易所,试点的成功被认为是建成中国期货市场的关键一步。常清表示,期货市场试点的成功进行解决了价格改革双轨过渡的问题,形成了国内统一的商品市场价格体系,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责任编辑:

终生愿景

在常清看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八年,也是他人生中的黄金八年。那时候因为忙工作而忘了吃饭是常有的事,加班饿了就喝热水充饥。那是一段让他一辈子为之自豪的经历,也让他深切感受到改革者的艰辛和不易。

在实践中,我也深刻认识到,凝聚改革共识、集中改革智慧、官学商各界一致努力,才能使试点工作顺利进行。常清接着说,我们是搞价格改革的,不完成这个使命,我们这些人就应该接着往前闯。你干不好,那就是耽误事儿,耽误国家的前途,你就是罪人。就是凭着这股信念和担当,以常清为代表的期货研究小组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1988年春开始,常清开始了一生为之奋斗的期货研究。无论是参与创办期货市场,还是后来下海创办期货公司,担任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等,他的一生都与期货紧密相连。2005年,常清开始在中国农业大学开办期货专业,通过教书育人,向期货市场输送人才。

目前,我国期货市场经过30年的探索发展,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品种体系,培育了一定的市场深度,开启了国际化的进程。常清向记者坦言,他终生的愿景是将中国期货市场建设成为亚太时区的定价中心,并对此充满希望。

本文由世界史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股票市镇发端与最早搜求,四十年前价改困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