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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立室里唯意气风发的见证【永利皇宫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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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立室里唯意气风发的见证【永利皇宫463】,

原标题:英国拯救了上万犹太儿童的撤离行动 他们成家里唯一的活口

原标题:档案春秋︱逃亡与拯救:八十年前的犹太难民潮

何凤山(1901.9.10-1997.9.28),湖南益阳人。

这位“拯救了一代捷克犹太人”的英雄被誉为“英国辛德勒”,英国女王封他为爵士,捷克总统亲自为他授予了最高荣誉“白狮勋章”,被他所救的“孩子们”把他视为亲生父亲,伦敦和布拉格车站立着他的雕像,太空中甚至游荡着一颗捷克发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行星。

1938年11月15日,德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发生5天之后,在德国、奥地利、英国等地的犹太团体向英国首相张伯伦呼吁,要求英国政府临时允许没有父母陪伴的犹太儿童进入英国。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纳粹疯狂反犹,造成大批犹太人逃离德国及其占领区,形成了冲击全球的犹太难民潮……

2001年,以色列政府授予何凤山“国际正义人士”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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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面对大批犹太人的出逃,经济发达的欧美各国本来是可以施以援手的,但除了口头上表示同情,并没有采取实际援救行动,不少国家甚至严格限制难民进入。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那场危机导致的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使欧美国家的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上升。政府为了迎合这股思潮,纷纷采取拒移民和难民于门外的政策,大批犹太难民首当其冲。1938年,在法国埃维昂举行了一次专门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与会国家对犹太难民都表示同情,但没有采取任何具体的救助措施。用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说,这次会议只是“文明政府用以掩盖它们无能为力的门面”。美国当时已是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国家,却对犹太难民进入实行严格限制。1939年5月,美国政府将载有900名欧洲犹太难民的“圣路易斯”号轮船拒之门外,其中大多数人被迫返回欧洲后遭杀害;1940年,美国国会否决了向难民开放阿拉斯加的议案;1941年,美国国会又拒绝了接纳2万名德国犹太儿童的建议。

2005年,联合国誉何凤山为“中国的辛德勒”。

尼古拉斯·温顿

第二天英国内阁便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辩论,并决定执行一项名为“Kindertransport”的儿童撤离行动。根据最初的法案英国政府将放松一定的入境规定,允许未满18岁的少年儿童在没有成年人陪伴的情况下进入英国,对允许进入英国的难民数量没有限制。因为最初根据犹太难民机构认为进入英国的犹太儿童最多也不过5000人。

正是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面临绝境的犹太难民想到了当时世界上唯一无需签证就可进入的大都市上海。从1933年到1941年,通过上海进入中国的犹太难民超过3万名。除数千人后又去了第三国之外,至1941年12月战争爆发,仍有2.5万名左右犹太难民避难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这一数字比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所接受的犹太难民的总数还多。描写德国实业家奥斯卡·辛德勒保护犹太人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就是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下面的案例不为人尽知,但这段历史不容忘却。

2007年,以色列政府授予何凤山“荣誉公民”的称号。

除了一不小心活到了105岁,尼古拉斯·温顿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异于常人的地方。可在旁人看来,从纳粹手下救走669个孩子,这事好像没那么容易被忽视。

这些犹太儿童来到英国后的资金最初由犹太团体承诺提供,并保证不会成为公众的经济负担。每个孩子在进入英国时都将有50英镑的担保,以资助他们最终通过英国再次移民。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这些孩子只是在英国做短暂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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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前总理在他的纪念碑前这样评价:

二战爆发前,这个普通的英国人组织了8列火车,将669名犹太儿童从纳粹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送往英国,与集中营和死神擦身而过。近70年过去,这些“温顿儿童”及其子孙,约有6000人因温顿而得以存活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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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一家犹太人离开德国前往上海,踏上难民之路

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天使,他就是上帝。

这位“拯救了一代捷克犹太人”的英雄被誉为“英国辛德勒”,英国女王封他为爵士,捷克总统亲自为他授予了最高荣誉“白狮勋章”,被他所救的“孩子们”把他视为亲生父亲,伦敦和布拉格车站立着他的雕像,太空中甚至游荡着一颗捷克发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行星。

随着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加剧,所有的志愿者都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他们根据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危险程度来排出优先级,对于那些即将被送往集中营或逮捕的青少年,被威胁驱逐出境的波兰少年儿童,孤儿院里的犹太儿童,父母已经被送进集中营的孩子都是优先考虑的对象。这些孩子一旦被选中,他们的监护人将获得登船和离境的详细时间。每个孩子只能拿一件没有贵重物品的小型行李箱,并只能携带少量的金钱。

各国正义人士伸出援救之手

1.“水晶之夜”

可直到如今,这位“隐瞒”了自己善举长达半个世纪的倔老头依然固执地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件正常人都会做的事,换做谁都会如此,只不过当时欧洲疯了而已。

1938年12月2日,在“水晶之夜”发生三个星期以后,第一批近200名儿童抵达了哈里奇。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近1万名孩子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到英国。

永利皇宫463,尽管欧美各国政府向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但广大民众、社团组织、慈善机构乃至不少中下级官员都对犹太难民非常同情,并想方设法救助他们。瑞士各界明里暗里接纳了3万名犹太人。西班牙吸收了一些犹太难民,并把他们送往美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各接受了一些“圣路易斯”号上的犹太难民。国际红十字会一直竭尽全力营救犹太难民。一些国家的外交官也想方设法救助犹太人。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是最早通过发放签证的方式救助犹太难民的外交官之一,他颁发的签证使数千犹太难民逃离纳粹占领区。日本驻立陶宛的领事杉原千亩在紧要关头给数千波兰和立陶宛的犹太难民签发了去日本的中转签证,使他们得以逃脱纳粹的捕杀。

二战,600万犹太人被纳粹屠杀,其中,妇女、儿童占了一半。

1938年,当英国首相张伯伦兴高采烈地挥舞着《慕尼黑协定》“把和平带回英国”的时候,德国犹太裔移民温顿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比大多数人、特别是比那些政治家更清楚德国正在发生什么。”当时29岁的股票经纪人尼古拉斯·温顿受朋友之邀,新年前夕临时取消去瑞士滑雪度假的计划,改道前往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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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白色巴士”远征军

奥地利,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聚居地,约18.5万人,90%住在维也纳。

25万刚从德军占领的苏台德地区逃出来的难民挤在这座战争阴云笼罩下的城市里。很多犹太父母自知难逃厄运,想用最后一点力气把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在捷克难民营所见的绝望和悲伤令同行的友人在帐篷里抽泣不止,温顿则立即学会了克制,不被情感吞噬才能把全部精力集中在能做的事上。

最初前往英国的主要是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孩子,后来随着纳粹侵略版图的扩大,英国接纳了包括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但泽自由市的儿童。

1944年底,挪威流亡政府派驻斯德哥尔摩的代表迪特莱夫(Niels Christian Ditleff)向瑞典政府提交了一个计划,试图救援仍滞留在德占区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公民,包括犹太人。瑞典政府对此表示支持。1945年2月,瑞典政府派瑞典红十字会副主席伯纳多特伯爵(Count Folke Bernadotte)前往柏林与德国人商谈。当瑞典人答应支付行动花费后,犹豫不决的德方同意了救援提案。瑞典政府派遣了一支“白色巴士”小组前往德国,其主要目标就是救援犹太人。

1938年,奥地利被德国吞并。

当历史的列车向着脱轨的方向一路疾驰,“温顿列车”悄悄启动了。

1940年5月14日,因为德军入侵荷兰封锁了欧洲大陆所有前往英国的港口,最后一班船搭载着74名孩子离开荷兰艾默伊登前往英国。当时依然有很多等待撤离的犹太儿童滞留在比利时和荷兰,但人们已经无能为力了。这些孩子中的许多人最后都死在了纳粹和他们的合作者手中。

远征军由250名军方人员组成,他们卸掉了制服上的军徽,以红十字会的标记代之。进入德占区后瑞典人不得不在集中营里一个接一个地寻找目标。4月初,绝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囚犯—包括400名犹太人,都已成功找到。“白色巴士”远征军于4月中旬到达特雷西恩施塔德,从这座集中营内,他们带回了423名犹太人。此后,“白色巴士”将行动焦点放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他们居然从那里救出了7000名妇女,其中一半是犹太人。历史学家估计,为“白色巴士”所拯救的斯堪的纳维亚和其他地区的囚犯约有2万至3.1万名,其中犹太人有5000至1.1万名。

1938.11.10,在纳粹的怂恿和推动下,德国各地的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及党卫军,化装成平民走上街头,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等大肆打砸抢烧。

温顿成立了专门负责救助儿童难民的办公室,从早到晚接待前来登记孩子信息的犹太家长们,而后马不停蹄地游说各国当局接收这些孩子。只有英国同意接收这些小难民,但要求温顿必须为每个犹太儿童在英国找到愿意收养他们的家庭后,政府才会同意颁发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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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堡拯救匈牙利犹太人

这一夜,约267间犹太教堂被焚毁,超过7000间犹太商店、29间百货公司遭纵火或损毁,91名犹太人死于这场暴乱,近3万犹太人被关押进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三大集中营。随后的三个月中,有近2500名犹太人在集中营中丧命。

“这些犹太难民儿童是希特勒的眼中钉。我决定试着帮他们办理前往英国的通行证。我想,如果你所做的事本质上合理,就一定能办到。”温顿制作了一批印有孩子们信息的小卡片,假期结束回国后一个一个落实收养家庭,不仅办下了签证,还为每个孩子募集到了50英镑的旅费。

撤离到英国的这些孩子大部分最初被送往英国东海岸的安置营,许多人很快便被分配到了各自的英国寄养家庭,旅馆和农场。这些幸运来到英国的孩子大多数都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但很少有人与自己的父母再次团聚。因为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往往是家庭里在大屠杀中唯一的幸存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1944年4月初,负责“犹太事务”的纳粹高官艾希曼制订了一个计划,要将匈牙利的犹太人送去奥斯维辛集中营,其中三分之一充当劳工,其余的则在毒气室里处死。从5月15日至7月8日,共有437403名犹太人被运走。7月7日,匈牙利总理霍尔蒂在国内外压力下停止这一行动。几天后,瑞典驻匈牙利公使馆一等秘书瓦伦堡(Raoul Gustav Wallenberg)抵达布达佩斯。他与布达佩斯的外交官群体密切合作,向匈牙利犹太人发放特制的“保护通行证”。拥有此通行证的人,将被视为等候遣返的瑞典公民。

残缺的玻璃碎片,铺满各街道,在皎洁的月光下,如水晶一般,发出阴冷而刺眼的光。这一夜,因此被称为“水晶之夜”。

“他有那种热血、一根筋的韧性,他不在意自己要做些什么,他只是下了决心就一直做,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多年后,提及父亲这项当年所有人都视为“不可能的任务”时,女儿芭芭拉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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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堡还在布达佩斯租了30幢房子,供这些“瑞典犹太人”在等待转移期间居住,并宣称这些房子都是不可侵犯的瑞典领土。在这30幢房子里,共藏匿了近1万名犹太人。瓦伦堡一次又一次冒着生命危险,尽可能多地救援犹太人。有人描述了他的一次冒险经历:“他爬上火车车顶,透过尚未被封死的窗户,向车里的人分发保护通行证。德国人命令他下来,可是他全然不为所动……发完护照后,他让所有拿到护照的犹太人下车,走向附近停着的大篷车,这些车都喷成瑞典国旗的颜色。我不知道确切数字,但他的确拯救了好几火车犹太人的性命。”1945年1月,苏军到达布达佩斯,那里仍有9.7万名犹太人幸存。1月17日,瓦伦堡前去与苏联军方协商,从此失踪。1957年,苏联宣告瓦伦堡已死于监狱。为表彰瓦伦堡的功绩,以色列授予他“国际义人”称号,美国也授予他荣誉公民。

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由此开始。大肆逮捕犹太男性,建立隔离区,限制自由,佩戴特殊标志,禁止从事各种职业,侵占资产,等等,迫害逐步升级。

1939年3月14日,两名志愿者在捷克组织,温顿在英国接应,载着脖子上系着标明身份号码的犹太儿童的第一列火车悄悄从布拉格出发。次日,德军进入捷克首都。签证迟迟不到,温顿开始伪造入境文件,3月到8月,先后8列火车载着669名犹太儿童逃出地狱。

门德斯向法国犹太人发放“救命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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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被妈妈放在火车上时,阿尔弗·杜布斯勋爵只有6岁,“我仍然能看见布拉格车站——孩子们、父母亲们、戴着纳粹十字记号的士兵们,”这位英国工党政治家回忆道,“当我们第二天晚上到达荷兰时,大人们都欢呼起来,因为我们终于离开纳粹统治的境地了。我那时还不太明白。”

1940年春德军入侵法国后,葡萄牙驻法国波尔多的领事馆立即挤进了各类难民,都试图获得签证,以逃离即将开始的纳粹迫害行动。总领事门德斯(Aristides de Sousa Mendes)对犹太难民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决定为所有申请者签发签证。面对下属的质疑,他解释道:“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死去……我打算向所有申请者发签证—无论他们有没有能力偿付签证费。”门德斯的承诺立刻在波尔多的难民圈子中流传开来,数不清的签证申请表如雪片一般飞来。他只得开放领事馆和自己家的房子,以容纳挤得水泄不通的申请者。

2.离开即生存

如今83岁的勒娜特·拉克索娃当时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连“以后一定会好好吃菠菜”这种“毒誓”都发下了,爸爸妈妈还是要送自己上车;当时8岁的托马斯·格劳曼牢牢记住了妈妈在车站说的话,“好好学英语,所有的事情很快都会好起来的。”如今他的英语非常好,但再也没见过妈妈,也没见过本该坐9月1日的火车去英国的弟弟。

他的侄子回忆道:“从1940年5月10日到这座城市被占领之日,餐厅、画室和领事办公室都允许难民任意使用,男女老少挤满了屋子,大多数是老人和病人。…… 叔叔因为劳累过度而生病了,下不了床。他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决定将领事馆的全部设施向所有难民开放。”

1935.9.15,希特勒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代表大会上,制定了新的法律——纽伦堡《犹太公民法案》。根据该法案,犹太人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国家居民,由此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利。

第9列火车没能跑过德国的闪电战。1939年9月1日清晨4时40分,德军闪击入侵波兰,原定于当天出发的列车在边境被截下,直接改道去了索比堡集中营的毒气室。“那一天,250个家庭等候在利物浦大道上,结果等到的却只有失望。如果火车能够提前一天出发,结局将完全不同。”时隔多年提及此事,温顿依然为没能再快一点懊悔不已。

葡萄牙外交部对门德斯的行为大为震怒,并命令他立即返回里斯本,还派遣了两名“密使”,将他“挟持”至葡萄牙。当门德斯抵达西班牙城镇比亚里茨时,发现西班牙边境警察正依照葡萄牙政府的请求阻挡波尔多领事馆所发签证的持有者通过边境。门德斯最终还是成功说服西班牙警察,使犹太难民拿着“波尔多签证”通过边检站。门德斯回到里斯本后,葡萄牙外交部解除了他的职务,还剥夺了他应得的所有政府津贴。1951年,门德斯去世。1966年,以色列宣布授予他“国际义人”称号。22年之后,葡萄牙政府恢复了他的名誉。1996年,外交部重新给予他领事资历,并决定对他的家庭“作出赔偿”。人们会永远记住门德斯说过的话:“对于我曾经做的一切,我毫不后悔。”

明确规定如何鉴定犹太人,并严禁德国人与犹太人通婚,禁止犹太人雇佣45岁以下的德国妇女。犹太人每天限定一个小时的购物时间,不许犹太人进入公共娱乐场所。

15000名捷克斯洛伐克儿童在二战中丧生,“温顿儿童”们基本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当身后的祖国变成人间地狱,这669个“勇敢的求生者”走下温顿列车,在异国他乡开始陌生的生活。

佩拉斯卡和布利兹救助匈牙利犹太人

在犹太人的护照上,加印大大的一个J字,并且规定,犹太人失去了自行离开德国的人身自由。如果要出国,必须持有目标国的签证才可以。

多年后,捷克总统赞扬温顿给了捷克的孩子们“最好的礼物”:获得生命和自由的机会。

1944年夏天,西班牙驻布达佩斯公使馆负责人布利兹争得西班牙外交部支持,与匈牙利政府协商后,向200名西班牙裔犹太人发放西班牙护照。他在布达佩斯四处奔走,询问带有黄色大卫星标志的男男女女:“你们中有人与西班牙有关系吗?”然而,在以德裔犹太人为主的布达佩斯,他一共只找到了45名符合条件的犹太人。于是他便向其他犹太人发放“保护通行证”,原本200人的限额也被他刻意解释为200户犹太家庭。他甚至通过一直发放序列号小于200的证件来规避人数限制。为了保护得到通行证的犹太人,布利兹还建立了四座领馆下属的庇护所,让犹太人居住在内,以躲避纳粹的侵袭。他聘请了一名叫佩拉斯卡的意大利裔西班牙人,负责监管这些庇护住宅。

“水晶之夜”之后,犹太人整日奔走于各国使领馆之间,申请签证,以求得生存。

被温顿救出的孩子包括著名电影导演卡雷尔·赖兹、工党政治家阿尔弗·杜布斯勋爵以及正准备将温顿事迹搬上银幕的加拿大著名记者乔·史莱辛格。

后来,布利兹因西匈两国关系恶化而离开布达佩斯,佩拉斯卡承担起了救助犹太人的任务。他宣称:“布利兹已留下特别指示,在他不在布达佩斯的这段时间,任命我全权履行他的一切权力与职责!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西班牙政府的正式外交代表!”此后,佩拉斯卡竟成功地令匈牙利和德国官员都相信,自己就是西班牙政府的新代办。实际上,他根本没有任何官方外交职位。一天早上,他前去布达佩斯的约采夫法罗斯火车站寻找两名被劫走的犹太儿童。他找到这两个男孩后,催促他们赶紧上他的黑色别克轿车,这辆车悬挂着西班牙国旗。此时,一名德国士兵走过来,命他交出孩子。佩拉斯卡厉声对德国士兵说,自己的车属于“外国领土”,如果他碰这两个男孩,就触犯了“国际法”。德国士兵遂推开佩拉斯卡,试图抓住孩子。正在双方推搡扭打之际,一个纳粹官员走过来,命令士兵别再管那孩子。然后他告诉佩拉斯卡:“走吧,尽管带他们走吧。反正迟早他们得死。”此人就是臭名昭着的阿道夫·艾希曼。还有一次,一批人闯入西班牙庇护住宅,掠走了一些犹太人。佩拉斯卡再一次及时出现,并警告这伙人的头目,这一行动将破坏匈牙利和西班牙的关系。于是,那些人不得不将犹太人交还给佩拉斯卡。历史学家认为,佩拉斯卡和布利兹共救助了大约5200名犹太人。他俩都被以色列授予 “国际义人”。

然而,犹太人面临的,是各国的冷漠与拒绝。

在一些获救孩子的心中,喷着蒸汽的火车成为最痛苦也最庆幸的回忆。

荷兰外交官用“无需签证”印章救助犹太难民

当时,德国50万犹太人和奥地利20万犹太人,远远超过了各国的签证配额,但是没有国家愿意增加配额。

然而整整50年间,温顿没有对任何人提及此事。

1939年9月德军攻占波兰,大批波兰犹太人涌入立陶宛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对于这些犹太难民来说,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是:如何在德国人来到之前离开这个国家?为此,他们必须获得某个国家发的入境签证,至少是中转签证。在这紧要关头,荷兰驻拉脱维亚大使暨波罗的海各国代表德克收到一位荷兰籍犹太人来信,询问去荷属殖民地库拉索是否需要签证。德克回信告诉他,进入库拉索无需签证,但需要获得该岛总督颁发的登陆许可证。德克明白,犹太人几乎不可能获得这样的许可证,但他突然想到,“去库拉索无需签证”的印章也许能帮助犹太人获得其他国家发放的中转签证。于是,他立即通知荷兰驻立陶宛代理领事茨华登迪克可以在犹太人的护照上加盖这一印章。

德国军事优势明显,欧洲各国都不愿成为德国的第一个目标,纷纷示意自己的驻德公使,不要为犹太人提供庇护。

直到1988年,温顿的妻子格莱塔在整理阁楼时发现了一本已经发黄的剪贴簿。这本册子把79岁的温顿带进了BBC一档流行的周日晚间节目“那是生活!”的演播室,和其他人一起坐在观众席第一排。

当时,茨华登迪克也正在想尽办法帮助犹太人。此后一段时间,他给数千名犹太难民的护照加盖了“去库拉索无需签证”的印章。获得这个印章的犹太难民又从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处获得了去日本的中转签证,从而逃离了立陶宛。1941年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随即占领立陶宛,没有离开那里的犹太人全部被杀害。获得中转签证到日本的数千犹太难民无法获得去美国的签证,也没有去库拉索,最终来到上海,并在上海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而幸存下来,其中包括欧洲最有影响的密尔经学院的全体师生。战后,密尔经学院在纽约和耶路撒冷重建。至今,该院师生每年都要来到上海,以纪念他们逃离大屠杀的难忘经历,也感谢荷兰、日本外交官和上海市民的救助之恩。

1938.7.6,法国埃维昂召开的国际难民会议上,32个国家集体表示拒绝接收犹太难民。

主持人艾斯特·兰泽恩一边翻阅着那本剪贴簿一边讲述那段历史,孩子的照片和基本信息、筹资记录、英国政府表示不能再接收更多难民的信函……直到最后,主持人从一份列着获救孩子名单上读出了一位现场观众的名字,“维拉·迪亚曼特,”兰泽恩对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说道,“温顿先生就坐在你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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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凤山,时任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总领事,面对前来求助的犹太人,他来者不拒。他坚信,一张签证,就可以拯救一条性命。

世界安静了两秒钟,带着全然不知如何是好的笑容,维拉伸出双臂拥抱温顿先生,“谢谢,谢谢”,她喃喃说着,眼里的泪花在闪烁。主持人问:“在场还有被温顿先生救过的孩子吗?”除了第一排的温顿先生,全场观众都默默地站了起来,注视着温顿先生,有人悄悄抹泪,但没人说一句话。

着名的密尔经学院师生们奇迹般地逃脱了大屠杀的魔爪,从欧洲来到上海,在上海阿哈龙会堂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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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命是他给的,”杜布斯勋爵回忆道,“当有人救了你的命时,那种感情非常强烈,我简直不知该如何自处。”

瑞士在纳粹压力之下的暗中救助

3.何凤山所面临的压力

78岁的温顿缓缓地站了起来,回过身望了望这些如今都已年过半百的“孩子”,又缓缓地坐下,也什么都没说,只是把食指伸到镜片后抹了下左眼,又抹了下右眼,紧紧抿着嘴,强迫自己的脸保持平静。“和战争本身比起来,战前的一切都不值一提了。”温顿过后说道,“我不是故意保密……我只是没说而已。”

在犹太难民事务上,瑞士之所以被迫与德国人采取合作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德军潜在入侵威胁的恐惧。同时,瑞士银行是德国从占领地区攫取大量钱财的主要储存和流通管道。1939年10月19日,瑞士政府发布法令规定,将驱逐所有非法进入瑞士领土的难民。有些官员无情地执行如上法令,然而在很多地方,当地官员却千方百计地帮助“非法难民”。例如,为了使3600名犹太人继续留在瑞士境内,圣加仑市警察局长格吕宁格尔上尉(Captain Paul Grüninger)修改了他们的签证,结果遭革职处分。尽管很多人警告他停止此类“非法”行动,但格吕宁格尔坚持凭自己的良心行事,终于招致盖世太保的关注,将他的行动报告至伯尔尼的瑞士警察部门。格吕宁格尔失去了公职和所有政府津贴,在贫困中度过了余生。

001 来自纳粹的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在失去父母半个世纪之后,当年获救的“温顿儿童”们发现自己的“再生父亲”尚在人世,从此温顿多了很多白发苍苍的孩子。

1971年,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宣布他为“国际义人”。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国际义人”称号授予典礼上,格吕宁格尔对自己行动的解释是:“那施予救援的倾向,根植于我深刻的基督教信仰和我的世界观……上帝一直在以一种充满力量的方式帮助我。”瑞士对难民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正是这种模糊政策,提供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空间。整个二战期间,约有29.5万名难民通过或滞留瑞士领土,其中51129人是没有入境签证的平民,约3万名犹太人在瑞士某处找到了避难所。

1个17岁少年,先后跑了50多家领事馆,后何凤山总共为他及家人签发了11份签证。中国,并不是理想的逃亡目的地。当时的淞沪会战何其惨烈,逃命的犹太人,绝不想再次陷入绝境。选择上海,是无奈之举。

2002年被英国女王册封为爵士,温顿坦率地说:“65年前的事情为我赢得荣耀,这让我有些惊讶。真正让我高兴的是那些‘孩子’们———当然他们现在也当爷爷奶奶了———都打电话过来向我表示祝贺。”

拉丁美洲各国对犹太难民的救助

“原本没人指望他会这样做!”

拉丁美洲国家虽然远离欧亚大陆的战火,却也难以避免遭受世界大战的冲击,欧洲犹太难民试图在拉美寻找避难地,就形成了这样的冲击。1941年前,只有多米尼加共和国向犹太难民打开了国门。到1941年后,由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不断披露,拉美不少国家都开始接受犹太难民。到二战后,拉美更成为许多欧洲犹太难民包括来华犹太难民的新定居地。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少年被热情接待。何凤山几乎没有犹豫,就为他办理了前往上海的签证。

多米尼加共和国

由此,何凤山成为救命稻草的消息,不胫而走。每天,何凤山的办公室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挤满了前来求助的犹太人。

前文已提到,1938年在法国埃维昂举行了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会上,32个与会国家中只有拉美国家多米尼加共和国表示愿意接受犹太难民。了解到多米尼加愿意接收从事农业的犹太人之后,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立即创建了一个特殊的组织,名为“多米尼加共和国定居协会(Dominican Republic Settlement Association, DORSA)”,随后资助该协会在多米尼加城镇索苏阿购置了26000公顷曾被开垦为香蕉种植园的土地。

这激怒了纳粹。

1940年1月30日,DORSA官员与多政府签署了协议:“共和国……同意给予定居者及其后代完全的机会继续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免受骚扰、歧视或迫害,给予完全的宗教自由……民事、法律和经济权利,以及其他人类生而拥有的权利。” 然而,由于的潜艇战以及同盟国运输军队和物资对船只的需要,难民的迁移极其困难。在该计划开始的第一年,只有50名犹太人抵达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些犹太难民定居在当时还是丛林的索苏阿,每户领到80公顷土地,10头牛,一头驴和一匹马。DORSA从巴勒斯坦请来了基布兹的专家,向索苏阿移民传输集体农业的知识。专家们还帮助难民设计并建造了肉类加工厂、黄油和奶酪工厂。美国参战后,海上交锋愈发激烈,横跨大西洋变得更加艰难,但是仍有少量难民陆续抵达多米尼加。

最终,纳粹持枪擅闯中国领事馆,以领事馆是犹太人的财产为由,予以没收。

1941年10月,纳粹开始禁止欧洲犹太人向外移民。此时,索苏阿的犹太人口达到顶峰,共500人,DORSA已投资约一百万美元。1944年,索苏阿的状况得到了进一步改善。DORSA开始给予定居者私有产业。犹太居民们此后专注于畜牧和黄油、奶酪的生产,乳业生产也日趋繁荣起来。战后,尽管一些人迁居美国或以色列,另一部分人仍选择留下。此后,索苏阿一直有约25户犹太家庭。多米尼加的大部分黄油和奶酪消费都由他们的乳业生产供应。在索苏阿犹太会堂的边上,有一所博物馆。馆内展览的最后一行解说词是:“索苏阿,生于痛、长于爱,终将代表生命的胜利。”

002 来自上司的压力

玻利维亚

领事馆被没收后,何凤山马上打电话到大使馆,要求大使馆出面抗议。但他收到的答复是:尊重当地法律,勿起争执。

1941年前,拉美国家之所以不愿接纳犹太难民,一是担心外来新移民使失业率进一步上升,二是德裔居民受到纳粹影响而同情反犹主义,对政府施加压力。但是,1941年后纳粹屠犹骇人听闻的暴行不断传来,使一些拉美国家改变了对犹太难民的态度,其中玻利维亚最为突出。该国之所以能向犹太难民打开大门,是与犹太裔矿业巨头霍却系尔德的重要作用分不开的。此人控制了玻利维亚矿产的三分之一,还与总统关系密切。在与巴拉圭的战争后,玻利维亚政府急于通过吸收欧洲移民振兴经济。霍却系尔德便抓住了这一机会,通过玻利维亚驻欧洲的五个大使馆接纳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难民。这些难民经海路抵达智利后,又坐被称作“犹太快线”的火车进入玻利维亚。霍却系尔德在玻利维亚定居协会(Sociedad Colonizadora de Bolivia,SOCOBO)和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协助下,共出资16万美金支持培训犹太人参与农作。许多犹太难民随后又通过宽松的边界进入周边国家,尤其是阿根廷。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后直至1948年,玻利维亚接纳了超过2万名犹太难民。

几天后,正式的行政命令下达,领事馆必须搬家。何凤山向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申请资金在别处另租房屋,遭到了拒绝。同时,上司要求其压缩签证数量。

墨西哥

一边是自己的乌纱帽,一边是鲜活的生命,如何抉择?

在纳粹变本加厉地迫害犹太人之际,墨西哥驻法国马赛外交官萨尔迪瓦(Gilberto Bosques Saldivar)命令领事官员向任何有意逃亡去墨西哥的难民发放签证和护照,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和其他难民。萨尔迪瓦还在马赛附近租了一栋城堡和一个夏日度假营地供难民短期居住,称这些房产属于墨西哥领地。1943年,盖世太保逮捕了萨尔迪瓦一家和40名领事馆工作人员,直到一年后墨西哥政府通过交换囚犯将他们救出。

最终,他自费在约翰巷22号租下一套小公寓,这也成为当时最特别的领事馆。何凤山对同事说:大胆签发,责任由我来负。

萨尔瓦多 1938年,时任萨尔瓦多驻汉堡领事的卡斯特拉诺斯(José Arturo Castellanos)就注意到了犹太人在德国的绝境,请求上级允许他颁发签证,帮助犹太人离开德国,但是却收到了禁止发签证的命令。1939年1月2日,他再次写信给外交部长,但仍然没有得到许可。1941年,卡斯特拉诺斯成为驻日内瓦领事。眼看犹太人的处境日趋悲惨,他作出决定,无视上级指示,向数千名犹太人发放萨尔瓦多护照,以保护他们免受驱逐。 这些犹太人与萨尔瓦多没有任何联系,甚至连西班牙语都不会说,但是这份来自中立国的证件为他们提供了保护,甚至挽救了他们的生命。匈牙利犹太商人曼德尔 在二战前即与卡斯特拉诺斯密切合作,并给自己取了非常像西班牙裔的化名曼太罗,后被卡斯特拉诺斯任命为领事馆的一等秘书。经卡斯特拉诺斯同意,曼太罗向数千名欧洲犹太人发放了萨尔瓦多护照或身份证。1944年5月,萨尔瓦多政权更迭,新总统与积极拯救犹太人的西方国家意见一致,自此卡斯特拉诺斯的营救行动获得了支持。2010年,以色列授予卡斯特拉诺斯“国际义人”称号。

此后,领事馆门前,依然每天排着长长的队伍。

二战结束后,拉丁美洲成为大屠杀幸存者的重要移民目的地。超过2万名无家可归的犹太人移民到了该地区。他们的目的地主要是已有一个活跃的犹太社团的阿根廷,也有不少人前往玻利维亚、墨西哥、萨尔瓦多、巴西、巴拉圭、巴拿马、智利、哥斯达黎加等国,其中包括不少来华避难的犹太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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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行为惹怒了上司陈杰,发电报称何凤山有叛国行为。国内随后派出军统特务来德国调查,结果一无所获。

英美两国在压力下对犹太难民予以有限的救助

由于违背亲德政策,何凤山被在外交部记过一次,并在1940年调回国内,回国后遭到不公正待遇。国民党政府,以何凤山无法说清楚在驻奥地利期间,200美元花到什么地方为由,指控他贪污,并悍然剥夺了他的养老金。

1933年德国开始排犹后,英国和美国对犹太难民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一方面,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国内民生状况恶化、失业率急剧上升,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情绪弥漫,严格限制乃至拒绝包括犹太难民在内的移民入境的主张一直居于上风。英国不但严格限制犹太难民进入本国,而且对犹太难民关闭了国联委任英国统治的巴勒斯坦的大门。前已提及,拥有庞大犹太社团的美国也对犹太难民入境加以种种限制。另一方面,出于对纳粹的痛恨和对犹太人的同情,英美各界人士,包括政府中的有识之士,也做了一些救助犹太难民的善事。特别是到了战争后期,随着纳粹大屠杀的真相逐渐披露,救助犹太人已经成为英美社会的共识,两国政府的政策也随之调整。从1938年到1945年的长时段看,英国救助犹太难童和美国安大略堡紧急难民庇护所是两个“有限救助”的典型案例。

4.缘何执意签发生命签证?

英国救助犹太难童

在其著作《外交生涯四十年》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段文字:街头每天都在上演残杀的悲剧,甚至一些在奥地利有着很高地位的犹太人,也难以逃脱被迫害的命运。因此,对奥地利的犹太人来说,离开就是生存,不能离开即意味着死亡。

1938年11月16日,就在德占地区发生的“碎玻璃之夜”暴行震惊世界后几天,经英国内阁讨论,英国难民委员会决定接纳17岁以下、没有亲属陪伴的犹太难民儿童。此后,跨教派联合组织“德国儿童关爱运动”(后更名为“难民儿童运动”the Refugee Children's Movement)向德国和奥地利派出人员,遴选和运送儿童难民。他们吸引了不少当地的青年志愿者,为了共同目标不分昼夜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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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月1日,第一批难童离开柏林,并于次日抵达英国。1939年9月1日,就在二战爆发之时,最后一批成功获救的难童离开德国。此后,营救工作被迫结束。此次施救行动的范围相当广,除了德国以及德占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外,还包括波兰和但泽市。整个施救工作的重心前三个月在德国,之后转向奥地利。从 1939 年 3 月德国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起,后又转向捷克斯洛伐克。在波兰和但泽的施救工作,主要于1939年2-8月进行,但只救出了3车厢的儿童难民。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不少独立的英国组织、家庭和个人,也为营救儿童难民作出了贡献。例如“青年阿利亚” 和德国犹太人理事会(the Council for German Jewry)两组织,出于为巴勒斯坦培养农业人才的目的,将数百名年龄较大的犹太难童接到英国,再设法将他们送去巴勒斯坦。史勒辛格一家不仅从德国营救了12名犹太儿童,而且为他们建立了一个青年旅馆。被誉为 “英国辛德勒”的温顿 ,几乎凭一己之力,从捷克斯洛伐克成功救出难童669名。拉比舍恩菲尔德成功营救了数千名犹太人,其中难童达300人。

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希特勒入驻时,曾几次在街头发表演说,将犹太人视为敌人,并一再强调要清理犹太人。何凤山曾亲眼目睹这一切,并对希特勒抱以深深的蔑视,而同情犹太人的遭遇,“人道主义”情愫油然而生。

战争结束后,大约有一半在英犹太难童继续定居英国,其余的则移居美国、以色列等,也有返回自己祖国的。英国救助犹太难童行动救出了上万名犹太儿童,但也导致了他们与父母的分离。这些难童中有些人的父母后来到了上海避难,战后得以与子女重逢。但是,大多数赴英难童的父母均在纳粹屠刀下丧生。

彼时,祖国被日军侵略、家乡被占领的消息,不断传来。他心急如焚,却只能暗自忧愁,无计可施。此处,他的犹太人朋友,正在遭受着类似的迫害,他怎能袖手旁观。

美国安大略堡紧急难民庇护所

他读书时,因资金问题,而面临辍学。后受到基督新教组织“信义会”的资助,而得以完成学业。由此,他成为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1944年年初,纳粹在欧洲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消息不断传到美国,使各界人士义愤填膺,美国政府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全世界都希望拥有最大犹太社团的美国承担起救助大屠杀受害者的责任。罗斯福总统因此决定建立“战时难民委员会”,向美国和欧洲的救援计划提供资金,该项行动为大约20万名犹太人的获救作出了贡献。1944年6月12日,罗斯福总统宣布在纽约州奥斯威格的安大略堡设立自由港,建立紧急难民庇护所。

何凤山很早丧妻,独自将孩子抚养长大。14岁以上80岁以下的男性犹太人,都要被纳粹抓进集中营。他曾亲眼见过一个14岁的孩子,被抓进集中营。他深知父母保护孩子的那种心情,以及无法保护孩子时的那种绝望。

接着,美国派出的特别代表阿克曼前往意大利指导难民的挑选工作,并将被选中的难民集中在那不勒斯港。选择难民的条件是:只有走投无路的难民才有资格进入美国,而且应以妇女和儿童为主;除了维持难民营运作的若干拉比、医生和技工外,身体健全的参军适龄男性将不被考虑。1944年8月3日,982名来自18个国家的难民抵达纽约,然后坐火车前往紧急庇护所。罗斯福将他们称作自己的“客人”,从而避开了十分苛刻的移民人数限制。但是,这些难民也因此没有移民身份,无法离开安大略堡,甚至不能寻觅工作或拜访亲人。关心难民的各界人士不断地游说国会和总统,恳请他们允许这些“客人”留在美国。1945年5月,德国投降,安大略堡的难民何去何从成了迫在眉睫的议题。1946年2月,国会小组委员会终于投票通过了将安大略堡紧急难民庇护所关闭的议案,于是杜鲁门总统得以允许这些难民合法进入美国。同时,杜鲁门总统向所有大屠杀受难者打开了美国的大门,于是大量犹太难民拥入,其中包括许多来到中国的犹太难民,他们也在美国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当时,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闪击波兰,二战全面爆发,前线投入大量兵力。德国对于奥地利的注意力,相对得以转移。趁此机会,何凤山更是争分夺秒地签发生命签证。

尽管存在诸多困难,1933年至1945年间仍有许多犹太人冲破重重障碍、利用各种政策缝隙进入美国。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总共有多少人,只知道他们中的一些名人,如着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后来成为美国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等等。只有进入安大略堡紧急难民庇护所的那982个难民,却是清清楚楚记录在案的,尽管其中少数人并非犹太人。

具体签证数量,已无从查证。从已有的保存完好的签证来看,最大编号为1906,签发时间为1938.10.27。这意味着,开始迫害之后的三个月内,就签发了将近2000份签证。

(本文摘自《档案春秋》2018年07期,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图片由作者提供。)

也有资料显示,仅1939年一年,就有4000人拿到上海签证,逃到了巴勒斯坦。仅仅是一年,仅仅是逃往巴勒斯坦的,数量之大,无法估量。有的定居上海,有的转至美国,加拿大,菲律宾等国家,上海成为当时唯一向犹太难民敞开大门的都市,顶峰时达3万多人。

上海接纳犹太人的数量,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5国,当时所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

犹太人送给辛德勒的戒指上写着一句话:

拯救一个人,就是拯救全世界。

辛德勒听到这句话失声痛哭:

我可以救更多的人,我浪费了太多的钱,我本可以用他们拯救更多人的生命。

我想,对于彼时的何凤山,也是基于“拯救更多人”的心态,在争分夺秒地签发一张张签证。

回国后,他对于签证事件只字未提,从不以自己的善举居功自傲,而只是过着平淡的生活。对于善良的他,签发生命签证,只是一种顺其自然的行为。

5.犹太人在上海

上海犹太难民幸存者贝蒂·格列宾奇科夫说:不是我们选择去上海,而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到上海之后,他们身无分文。纳粹规定,每个家庭只能带10马克现金,除了随身衣服和简单日用品,金、银、珠宝等任何值钱的物品,一律不许带走。

初来上海,他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

拉黄包车的苦力,经常挨打,原因只是嫌他们动作不够快。

大街上每天都有来来往往的大卡车,车上有几十具甚至上百具尸体,街上躺满了饿死的婴儿和老人的尸体,就用草席随便一裹,扔到卡车上。

来上海,是为了逃命的不得已抉择;到了上海之后,惶恐的情绪,有增无减。

18000名难民,早期来到上海的,有地方住,有工作机会。随着难民不断增多,大约有3000多名难民没有房子住。

大部分犹太难民无法自食其力,每个月由美犹联合会向上海汇去3万美元,帮助建立收容所、医院和学校等,为难民提供食品、衣服、医疗救助。

单靠免费食宿已解决不了谋生问题,因此,生活技能培训(相当于就业培训)成为必要。

后来,犹太难民临街开了很多商铺,一度把欧洲的生活带来了上海。

珍珠港事件后,日方扣留了美犹联合会的救济款,上海犹太组织的资金只够维持一个月,近万名靠救济生活的犹太难民,面临被饿死的困境,后来饿死了数百名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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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都(Getto,原义是犹太人聚集区),是日本人为难民划出的固定居住区。犹太难民被隔离、被监视,再次失去自由。只有持有通行证才能暂时离开,通行证需要申请,离开隔都去工作或上学,必须申请。

两平方公里的区域,居住着约10万中国最底层的居民和近2万犹太难民,拥挤肮脏,缺衣少食,天花、疟疾、鼠疫等各种流行病此起彼伏,医疗条件差,药品被日本人管制。

1943,盖世太保梅辛格来到上海。“梅辛格计划”瞬时蔓延开来,犹太难民惶惶不可终日。好在,最终计划没有实施。

1944年冬,是犹太人的灾难。夏天为了换食物,当掉了棉衣。饥饿,疾病,寒冷,成为犹太难民的三大杀手。

中国上海共拯救了2万名犹太人,期间,400多名犹太新生儿诞生在上海。

一位幸存者说:

我的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可是,我因为何凤山先生幸存下来了,如今,我有了4个孩子,8个孙辈,2个重孙辈。

犹太难民在上海的生活,虽然艰辛,但是,只要活着,生命就有无限可能!


本文参考:

1.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共3集)

2.BTV《档案》——法西斯铁蹄下的“生命签证”:中国“辛德勒”何凤山

3.湖北卫视:大揭秘《拯救生命的签证》

4.《外交生涯40年》(何凤山著)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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