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周恩来外祖父立传,总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 编辑:永利皇宫官网网址 -

为周恩来外祖父立传,总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图片 1

目录
一、研究概况

学人小传

邓颖超点头后,金冲及被调入文献研究室,担任《周恩来传》的主编。《周恩来传》成为中国官方为领导人所修的第一本传记。写作过程中,邓颖超再也没有任何干预。上册出版后,邓颖超称赞这本书是一次“最好的尝试”和“一种创新”。

二、主要研究成果

金冲及,1930年生于上海,1947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中国近代史学者,著名的辛亥革命史、民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他先后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文物出版社总编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先后主编了《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和胡绳武教授合著四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获第一届郭沫若历史学奖)、《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论清末立宪运动》等著作。在75岁高龄的时候,依然身挑重担,编撰出皇皇120万字的巨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80岁以后,又出版5种著作,其中的《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获2016年中国好书奖。

1973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首都机场等待迎接到访的法国总统蓬皮杜。

三、存在的不足和今后研究方向

图片 2 展开剩余93%

作者:徐天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主席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一场内乱,也是20世纪中国最大、最复杂的一场政治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十分重要而复杂的角色。因此,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一直成为中国当代史和中共党史中一个既重要、又复杂而难于研究的课题。近15年来,学术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和拓展对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本文试就此作简要述评,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资料图片

1990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周恩来传》主编金冲及受邀去北京大学作讲座。在提问时,一个研究生递上一张小条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是不是软骨头?

一、研究概况

近15年来,学术界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关于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论着。据不完全统计,关于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论文已发表60余篇。有些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金冲及的《“文革”时期周恩来的两难处境》、金春明的《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石仲泉的《周恩来——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又一历史伟人》和《为周恩来辩护——纪念中华之子周恩来诞辰110周年》、童小鹏等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党和国家的巨大贡献》、陈扬勇的《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态度》等。代表性的专着有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陈扬勇的《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和《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安建设编着的《周恩来的最后岁月》、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下卷等。有关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年谱资料、回忆录和一些传记相继出版。力平、马芷荪主编的《周恩来年谱》下卷公布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量文献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专题性的回忆录和文章有:吴庆彤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张佐良的《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张民的《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一个工作组成员的亲身经历》、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成元功《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赵炜的《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三十七年》和杨尚昆的《相识相知五十年——我所了解的恩来同志》等。逄先知等主编的《毛主席传》下册,金冲及等主编的《刘少奇传》、毛毛的《我的父亲邓**“文革”岁月》、王力的《王力反思录》下册、[英]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传》、[美]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等,也都涉及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有关周恩来的纪念活动和学术活动也比较活跃。较大规模的重要学术研讨会大多集中在1998年周恩来诞生100周年和2008年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之际,如中共中央隆重举行了纪念周恩来诞生100周年大会和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高度评价周恩来一生的丰功伟绩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贡献。1998年2月23日,江先生在纪念周恩来诞生1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2008年3月1日,胡锦涛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这两篇讲话为我们研究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基础。此外,中央有关部门、研究机构、高校、地方政府等都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在这些学术研讨会上,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这一课题均受到重视,并展开研讨。

历史像一个沙漏,金冲及是细数每一粒沙,并能够披沙拣金的人。

不能拿小市民的市侩心理去理解一个政治家所考虑和权衡的事情。周恩来当时能选择的余地有限。如果他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那他就是跟毛泽东决裂。他下台了,国家的经济、外交等那么多事情怎么办?尽量减少或挽回文化大革命损失的事,由谁来做?他选择的可以说是对他最难最痛苦的做法。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不是套话,真是咬紧牙关在撑着。金冲及毫不客气地反驳。

二、主要研究成果

近15年来,关于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党和国家的特殊贡献问题

历史像一面镜子,金冲及是经常为它拂拭灰尘,并用这面镜子照见未来的人。

1998年,继《周恩来传》上册之后,下册也出版发行。这是国内第一部以大量没有公开发表的档案为基础来写的作品。

历史更像一把解剖刀,这把刀在金冲及的手中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

应该考虑到:将来过几十年,所有档案都公布了,人家讲到这本书,最多说你对有些问题写得不详细,或者在当时不便说,但决不能让人家说你在胡说八道。金冲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东南的黄城根附近,有一条小巷名叫前毛家湾,如今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所在地。近代史和中共党史专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金冲及的办公室就在这座院子的一间老式书房里。

1989年春天,《周恩来传》上册出版后,邓颖超邀请编著者们去中南海西花厅,谈自己的意见。坐在邓颖超左边的是金冲及,右后方是廖心文。图/受访者提供

2019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我第一次来到这条神秘的小巷,采访了慕名已久的金冲及先生。88岁高龄的他满头银发、红光满面、笑容可掬,说起话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高深和严肃。他操着略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既轻松愉快,又温暖平实,几句寒暄下来,让人如沐春风。

我很怕邓大姐也给我这样的评价

图片 3

事实上,金冲及最初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结缘,就是因为《周恩来传》。

本文作者程冠军采访金冲及。资料图片

1981年是辛亥革命胜利70周年,时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金冲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他当时并不知道,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建国后曾担任过8年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李琦,把文章呈送邓颖超看了,并征求她的意见,这个作者的文笔是否堪任《周恩来传》的主笔?

为民族立志

邓颖超点头后,金冲及被调入文献研究室,担任《周恩来传》的主编。对毛泽东,很多事情当时看法不一,写作条件不成熟。所以《毛泽东传》就没有立刻进入日程。其他领导人中,周恩来的资料最齐全,看法也比较一致,所以就先写周传。

1930年12月,金冲及出生在上海。他中学时就爱读史书,初中一年级的历史课程得了98分,小小年纪便读过《史记》、《纲鉴易知录》、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等书籍。

因此,《周恩来传》成为中国官方为领导人所修的第一本传记。写作过程中,邓颖超再也没有任何干预。

顺着古代史,金冲及又渐渐走进中国近代史以及历史研究方法这一领域,陆续阅读了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和《补编》等学术著作。中学时代对历史书籍的大量阅读,对金冲及后来走向历史学研究起了引导入门的作用。

作为主编,金冲及看了全部档案,执笔写了大部分书稿,拿到其他人写的初稿后,也要修改、改写,甚至重写。他说:作为主编,应该对书中每一个字负责任。

1947年,金冲及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1949年改为历史系)学习。之所以选择历史专业,他思想上有过斗争,因为以后找工作很困难。而那时的高校招生,是一所一所大学单独进行的,金冲及还报了另外一所大学的化工系,也被录取了,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

1989年春,《周恩来传》上册(建国前)首先出版。

在金冲及看来,历史讲的是人类和中国社会怎样一步一步地演进,是古往今来那些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最动人的历史场面和最有智慧和才能的历史人物,读起来能够吸引人、打动人,能够扩大眼界、增长智慧,越深入就越会被它所吸引。

邓颖超让秘书每天念20分钟给她听。我那会儿一直提心吊胆。听说以前有人写的周恩来生平,邓大姐边听边说他真能编。我很怕也得到这样的评价。言及此,83岁的金冲及的表情就像一个等待着论文评判的学生。

进入大学之后,金冲及起初非常用功。但眼见社会状况的一天天崩坏和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他实在无法平静地埋头苦读了。

不久,邓颖超把他叫到中南海西花厅,称赞这本书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情况,是一次最好的尝试和一种创新。金冲及一块石头落了地。

在2003年第3、4两期的《中共党史资料》上,刊登了金冲及中学好友丁彬荣保存的金冲及1947年底至1948年初共40天的日记。这些日记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这年下半年,《周恩来传》下册(建国后)编撰工作接着启动。

写这些日记时,金冲及才读大一,1947年的严冬,上海街头每天都有冻死的难民,同济大学学生首先发起劝募寒衣的活动,复旦大学地下党组织抓住劝募寒衣和不久后的抗议九龙城事件这些合法活动,发动团结了一大批学生,开启了一个新局面。

与上册一样,下册仍由李琦任主审,金冲及任主编。李琦为该书确定了八字方针:史料准确,立论公道。

1948年1月29日,同济大学抗议校方开除100多名学生,进京请愿,复旦大学学生支持声援,国民党当局调动军警进行了残酷镇压。那天,金冲及始终在场,他目睹了军警马队冲入密集的学生队伍,用马刀乱砍;学生们退回同济大学礼堂举行抗议晚会时,淞沪警备司令突然登台,厉声讲话,军警们冲入会场;被赶出会场后,学生们在严冬的广场上被分成一堆一堆地坐着,面前是军警的一圈刺刀;最后在深夜中,学生们被军警武装押送回校,行列里有人低声哼唱着《跌倒算什么》。

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研究组(以下简称周组)下属的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副组长廖心文和熊华源为写作组成员。

这些刻骨铭心的场景,让金冲及终生难忘。那一次,他被校方记了一次“大过”。

根据分工,金冲及写建国后的前6年,廖心文写从1956年至1966年的绝大部分,熊华源写其余部分,高文谦写文革部分。

面对如此情形,一个有正义感、有血性的年轻人怎能只埋头读书呢?民族危亡、国难当头,血淋淋的现实让金冲及横下了一条心,全身心投入当时的爱国民主运动中。

蹲档案室

那段时间,金冲及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理论,他第一次看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封面上印的是“文章讲话,叶圣陶著”,仿佛是叶圣陶写的书,其实里面别有洞天。这样编印主要是躲避国民党的检查。

接下来的三年中,41岁的廖心文几乎每天都泡在档案室中。

1948年年初,金冲及秘密加入了党组织。8月,国民党政府特种刑事法庭以“扰乱治安、危害民国”的罪名传讯并通缉了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被秘密地安全转移了。

中央文献研究室所收藏的领导人档案,由中央档案馆复印给他们,包括领导人的文稿、手稿、讲话记录稿、电报、书信等,按照不同的领导人,分别归类。

上海解放后,金冲及重新回到复旦大学,先后担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学生会主席、第二届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因为忙于各种社会活动,他常常缺课,即使如此,复旦大学的系统专业教育对他的影响依然很深。

不过,中央档案馆也有许多材料没有给他们复印件,尤其是许多会议记录。

当时,有一批名师给金冲及上过课,如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胡厚宣、蒋天枢、冯雪峰、唐弢、章靳以等。正是在这些名家大师的熏陶之下,金冲及心中树起了一根“怎样才算是做学问”的标尺,逐渐懂得了研究历史的方法。

金冲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一次为写《刘少奇传》,工作人员去中央档案馆看会议记录,档案馆只提供刘少奇本人在会上的发言,不让看整个记录。金冲及只好自己去,因他是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档案馆才同意让他看,但只能在档案馆阅读、摘抄,不可外带或复印。因此,金冲及在西山脚下的中央档案馆住下摘抄。这些记录非常详细,包括每个人的发言,甚至临时插话、表情。

也正是这段时期,金冲及利用课外时间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些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在他头脑中深深扎了根,且终身受用。

即便如此,文献研究室的资料,已经浩如烟海。这里的档案也属于机密档案,不可带出档案室,也不可复印,因此需一边查看,一边摘抄。

为史学立心

在廖心文的办公室里,《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见到了这样的小卡片。这是市面上很常见的书摘卡,有时正反两面都抄满。廖心文通常用黑笔抄下某一段材料,某些句子特意用红笔标注出。

1951年,金冲及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先后担任校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等职。最初,他还是希望能回到自己最喜欢的历史专业,但一想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如果此时就各奔前程,自己良心上过不去。从那时起,直到2004年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的岗位上离休,除去“文革”中的几年,除去开会和调研,金冲及几乎每天都是坐在办公室里上班,前前后后共53年。

退休前任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二编研部主任的廖心文,是金冲及手把手带出来的,一直牢记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句话。

1952年,复旦大学党委鼓励有条件的党政干部在系里兼课,当时叫“双肩挑”。这自然是金冲及十分愿意的。全国院系调整后,教育部规定大学历史都要设置中国近代史课程,而此时的中国近代史主要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段历史时期。在过去的史学传统中,很多人不把中国近代史看作是一门学问,老先生们也极少涉及,这给了金冲及一个难得的机遇。

一到下午5点,档案室关门,廖心文通常在晚饭后回到办公室,研究白天抄好的卡片。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三四年。

从1953年起,金冲及开始给复旦大学学生讲“中国近代史”,1960年起又陆续带过5个研究生(当时叫“副博士研究生”),这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而在金冲及看来,讲课更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过程。

1993年初,高文谦赴美国探亲,再也未归,并且带走了他写的周传文革部分的初稿。

金冲及说,他第一次发表史学文章,事前并没有想很多。那是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了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影响很大。文中提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中国近代史划分时期的标准。金冲及当时教这门课已经一年有余,有了一些想法,觉得应该把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状况结合起来,作为划分中国近代史不同时期的标准,两者是一致的或有联系的。

当时,周组除承担周传编写工作外,还编撰《周恩来年谱》,廖心文和熊华源都同时参加这两个项目。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成员、当年38岁的安建设,原本负责《周恩来年谱》的文革部分,高文谦离开后,由他接替来写周传文革部分。

1955年春节,金冲及在办公室值班,想着该把这个意见提出来,就用一整天时间撰写了《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寄给《历史研究》编辑部和胡绳商榷。没想到《历史研究》很快就发表了,引起史学界的重视。金冲及也由此得到了胡绳的关注。

他们并不仅仅看周的档案,毛泽东的档案也是必须看的。安建设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周恩来的工作批示非常细致,以文革期间而言,周恩来的档案数量至少比毛泽东的多10倍。

1955年,金冲及撰写的《论1895年到1900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矛盾》一文,发表在复旦大学学报之上。这是他第一篇利用原始资料写成的长篇史学论文。1956年,他又发表了《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人民日报》学术版专门介绍了这篇文章。

几年下来,为了写周传和年谱,廖心文积累了万余张卡片。安建设粗粗估计,自己看了周恩来的档案数万件,整理了两三千张卡片,而后来写作中用上的,不到三分之一。

那几年,金冲及一年只写一篇论文。他认为,与其一年写十篇文章都在原地踏步,不如用心写好一篇文章,力求能有所长进,努力做到写一篇文章就进一步。“事实证明,在研究工作刚起步的时候,这样做是很有好处的。”金冲及说。

金冲及同样是用80%的时间看档案,20%的时间写作。由于过去的工作条件,他没有做卡片的习惯,但看过的一般能记住,要用时立刻能想起来。

1965年,金冲及根据组织安排被调到文化部工作。没想到“文革”很快爆发,他先是被作为“当权派”给绑回复旦大学,接着又受到各种莫须有罪名的审查。其中有三年时间,他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种水稻,当地天气酷热,稻田里的水蒸气有一尺多高。有一次,金冲及实在没有撑住,晕倒在田里,发烧超过40℃,幸好被及时送到卫生所救醒。

对他来说,看档案的过程,就是思考和回答脑海中的问题的过程。有时,最初有一个想法,越看档案越充实和深化。也有时,看到后来就推翻了最初的想法。大体上看完了,怎么写心里也就有数了。

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成功,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先将《文物》等三个刊物恢复起来。这一年年底,金冲及被调到文物出版社工作,先后担任副总编辑和总编辑达10年之久。由于工作需要,他系统补充了考古学的相关基本知识,甚至为弄懂文物的历史背景,还用一年的业余时间读完了《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后来又在二十四史中挑出十四种进行研读。

有些史料还是不够,有缺失

这段经历使金冲及深刻体会到,无论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即使是原来不熟悉或不期望的岗位,只要全力以赴地投入,总会有所收获。如果只是因为本职工作不符合自己的愿望,就一味应付了事,其结果只能是时间白白浪费掉,还一事无成,那才真的不值。

除看书面材料外,他们还要走访当事人,核实材料。关键人物不在了,就走访与周恩来有过接触的当事人,这类材料被称为口述史。这项工作,从80年代初开始,一直持续到了1997年,走访过的总有几百人。

为伟人立传

每次采访,经文献研究室批准后,先跟采访对象联络。对方有时提出,要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或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在研究室与对方通气后,采访就可以进行了。

1981年夏天,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李琦为编写《周恩来传》,通过中央组织部把金冲及调去,先是借调,到1983年正式调入。1984年,金冲及担任研究室副主任,1991年又任常务副主任,直至2004年离休。

一般由研究室一位比较资深的领导人带着年轻人去,让年轻人做笔记、录音及事后整理。我那会儿常带高文谦去访谈,要他作记录和整理。金冲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主要任务,一是编辑出版党和国家以及主要领导人的文集、文献汇编,二是研究这些领导人的思想和生平。金冲及做得更多的是后一项工作,他主编了《毛泽东传(1893—1949)》《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共同主编了《毛泽东传(1949—1976)》《陈云传》《李富春传》,前两种分别获得第三届和第一届国家图书奖。他也曾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在胡绳的主持下,参与编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走访王力大约有七八次。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细节。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周恩来提出:路线只有左和右,没有什么反动路线。毛泽东做了解释,但依然采用了这种提法。

写人物传记,主体是写人,要写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一生的经历和发展。把一个人写活并不容易,何况是伟人和著名人物。对此,金冲及下了大功夫、细功夫、苦功夫,他把大量时间用来翻阅浩如烟海的原始档案,细心弄清每一件史实。

毛、周二人单独谈话很多,都没有记录,他们也不跟别人谈。所以,这一细节成了目前所能找到的文革期间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的唯一证据。

在编写伟人传记时,金冲及特别注重处理好六个关系——

廖心文和安建设都曾去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位于北京西单附近的家中拜访过。文革时,谷牧是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谷老每天都写日记,而且用毛笔,竖着写。安建设说。

一是传主和历史环境的关系。讲一个人,一定要把他放在比较宽广的特定背景下考察,包括当时的时代气氛等。二是思想和行动的关系。人的行动都是由思想来指导的。写人物传记要花很大的力量去弄明白他是怎么想的。三是正确和失误的关系。写人物传记,容易产生“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毛病,用科学的态度来写,才真实可信,才能经得起历史检验。四是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既然是写个人传记,主要的内容当然是写传主,也要写他各个时期上下左右的人,这才是活生生的历史。五是性格和事件的关系。对重要的历史人物,要选择他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的表现,也需要写一些他与亲人、朋友、身边工作人员等接触的小事,这样才能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六是叙述和议论的关系。人物传记,主要是叙事,议论的文字要寓于叙述之中、用在关键处,画龙点睛。

为伟人写传,需要掌握大量可靠的原始资料。为此,金冲及查阅了大量的党史资料。可以说,金冲及是系统查阅并熟悉毛泽东、周恩来档案的专家学者。

在编写《周恩来传》时,金冲及专门征求了邓颖超的意见。邓颖超表示,周恩来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的传怎么写由组织和中央决定,她个人不发表任何意见。

《周恩来传》出版后,邓颖超要身边人每天给她读二十分钟。听完后,她对传记的文风十分满意,专门找金冲及去家里谈话。邓颖超对金冲及说,这部《周恩来传》是一个创新,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一些重要历史情况,并且澄清了一些问题。

除负责编写领袖人物传记外,金冲及还参加了一部分领袖人物年谱的编辑工作。在他看来,年谱是中国一种古老的史书体裁,是人物传记的别体,但同传记相比又有差异:传记可以根据作者的认识,着重叙述并剖析传主一生中的重要事件,而省略一些次要环节。在行文时,也不必过分拘泥于时间顺序。年谱则不同,必须严格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逐日记录。这样,纵向上可以更细致地看到谱主的思想和活动怎样一步一步地发展,横向上可以更容易看清谱主所面临的客观环境。读者在阅读传记时没有弄清的一些问题,往往可以从年谱中找到答案。传记和年谱两种体裁,各有所长,可以互相补充,但不能相互替代。

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金冲及依旧承担了不少工作,他感觉自己可利用的时间还是有限,想做的事还有很多。

金冲及在75周岁的第二天,就开始动手撰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这部书从中日甲午战争一直写到2000年,金冲及的研究范围正好包括清末到改革开放这100多年,他有机会接触到较多的原始历史资料,也亲历了很多历史事件。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120万字,金冲及不会用电脑打字,只能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将近三年时间才完成,2009年9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2010年获得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随后,201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七十后治史丛稿》。201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2014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旧中国的交替》。2016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联合与斗争:毛泽东、蒋介石与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第二条战线》等。金冲及的一批有影响力的史学著作相继问世。

以史明道,以史鉴心,以史警世。从对民族危亡的思考而走向史学研究,到对中国道路的自信而为伟人立传,为了自己热爱的史学事业,在一座小楼里,冬去春来,寒来暑往,金冲及奉献了自己的全部身心和精力。

为后学立范

金冲及著作等身,其学术思想和治学品格也被后学视为榜样。他的儿子金以林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史学会副秘书长,是一位民国政治史、教育史、国民党史的研究专家,孙子金之夏也受父辈影响,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攻读研究生。

史学界习惯称金冲及为“金老”,已过天命之年的金以林也有同学和同事叫他“老金”,金之夏在家里家外则理所当然地被唤作“小金”。对此,金冲及风趣地说,我们家三代人搞史学,依次为金老、老金、小金。“三金”有时会在家里讨论史学话题,有时甚至会出现激烈的争论。

对于史学研究,金冲及告诫年轻人:“知识面要宽,但随着年岁增长和基础知识的积累增多,研究工作应该考虑确定一个重点方向。这样,精力才能集中,研究才能做得更深透。不能老是东一枪西一枪,什么都弄一下,结果什么都只能如蜻蜓点水。”

关于如何处理好日常工作与学术研究的关系,金冲及的体会则是:“开始做史学研究对我来说只能算是"副业生产",有时甚至只能算"业余爱好",在晚上八九点后和节假日进行。”“我的体会是要突破两个思想障碍:一个是"等",总想等条件好了再大干一番;再一个是"怨",抱怨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这两种想法都徒劳无益,反而把时间白白浪费掉。唯一的办法就是经过盘算确定研究工作的目标,然后抓紧每一点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下狠心干下去。应该担负的其他工作任务,一定认真负责地做好。自己研究工作的进度可以调整以至推迟,但目标决不放弃,不动摇。”

金冲及回忆,他与胡绳武合作完成的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150万字,就是在业余时间写完的。“当时的确下了狠心,走不到,爬也得爬到。而且,那时年龄还不大,精力比较旺盛,只要合理安排,持之以恒,仍可以"双肩挑",而且"两不误",这是为事实所证明的。”

在谈及做学问的诀窍时,金冲及说:“从史学专业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问题意识、广阔视野、严谨学风和文字表达等都很重要,但重点是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是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周谷城先生也说过,你如果能提出一个好的问题,文章就成功了一半。胡适说,对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治学要在不疑处有疑,他的话不全对,但说的也是要能发现和提出问题。研究,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这和写一般的宣传文章完全不相同。宣传是将"已知"的道理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使别人能比较深地理解;而研究则是要解决"未知"的问题,变"未知"为"已知"。两者都很重要,但毕竟有所不同。”怎么样才算真正具备了“问题意识”呢?金冲及指出,一是通过研读有关史料提出问题;二是读史料要边读边思考,包括对已有思考的反思;三是要充分重视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可以说,有了问题才会去寻求解决。问题意识,不仅是研究的方法,应该说也是研究的动力。”

2014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金冲及的《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他之所以要写这部书,目的就是想提高党史工作者的思考和研究能力,“先后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的胡乔木和胡绳,在编写的过程中有许多次讲话。这些讲话,对读者了解这本书的基本思路和一些问题,如为什么那么写,对提高党史工作者的思考和研究能力,都有帮助。”

胡乔木和胡绳讲话时,通常只有四五个人在场,并不准备发表,讲得也比较随意。由于长期的职业习惯和训练,金冲及对这些讲话做了详细记录。这些记录在他的笔记本中搁置了20多年。记的时候,字迹相当潦草,别人不易辨识,有些话对不了解当时语境的人而言,更不易明白。

“如果不赶紧整理出来,将来成为废纸实在可惜,心里总觉得欠了一笔账。”所以,金冲及花时间把它整理了出来,希望对后人有所帮助。

2016年,三联书店推出“金冲及文丛”,至今已出版了《向开国领袖学习工作方法》《生死关头》《转折年代》《联合与斗争》《第二条战线》。这套文丛深受读者喜爱,畅销不衰。而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金冲及又发现了一些新的史料,例如陈诚、胡宗南、钱大钧等人的日记,便把书稿要了回来,重新进行修改和补充。

为史求真,为学求精。“走不到,爬也得爬到”,“路是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就像一场接力跑,前人到达的地方,就是后人继续前进的出发点。”这就是金冲及的治学精神和人生态度。

有人镌刻历史,有人融入时代,有人既镌刻历史也融入时代,这就是近代史和中共党史专家——金冲及。

程冠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人、作家、理论工作者,先后任《学习时报》记者、中央党校理论网采编中心主任,现任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邵建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本文由历史人物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为周恩来外祖父立传,总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