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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浚和海瑞,诗人丘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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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浚和海瑞,诗人丘浚简介

丘濬别名丘琼山、丘文庄,生于广东琼山府城下田村,是明代中叶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文学家,被誉为“理学名臣”、“有明一代文臣之宗”。丘濬博学多才,“三教百家之言,无不涉猎”,在政治、经济、文学、医学等方面都有研究,代表作 《大学衍义补》《世史正纲》等,是最先提出劳动价值论的人。丘濬一生历经四朝,担任过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等职,于1495年逝世,追赠太傅,谥号文庄。人物生平 少年天才永利皇宫会员注册登录 1丘濬 明永乐十九年十一月初十,丘濬出生于琼山县府城镇下田村(今海口市琼山区府城红城湖路金花村)。 丘濬幼年失去父亲,母亲李氏教他读书,他看一遍就能背诵。六岁能作《五指山诗》出口成章 。家贫无书,曾经走数百里路借书,必定将书借到才罢休。 正统九年,考取广东乡试第一名。 正统十二年,赴京参加会试,不第。 步入仕途 景泰五年,举进士及第,廷试当为一甲及第,以策中颇触时讳,遂以貌寝为由改二甲第一,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参编《寰宇通志》,景泰七年书成后被明代宗授翰林院编修。丘濬在翰林院任职后,见闻更加广泛,尤其熟悉国家典故,以经国济民自负。 献言军事永利皇宫会员注册登录, 成化元年,两广有战事,丘濬向大学士李贤上书,指明陈述形势,井井有条数千言。李贤对他的谋划很欣赏,向皇帝禀报,明宪宗命将丘濬的谋划抄写下来,让总兵官赵辅、巡抚都御史韩雍看。韩雍等攻破贼军,虽然不完全是用丘濬的计谋,然而丘濬因此在朝臣中颇有威望,任职期满,晋升为侍讲。 国子祭酒 成化二年,参与撰写《英宗实录》,这一年秋天,升为侍讲学士。 成化十三年,《续通鉴纲目》成书,提升为翰林院学士,十六年,加封礼部侍郎、调任国子祭酒。当时学习经义的书,好尚奇险怪异之文,丘濬在主持南畿的乡试时,在分考和会试中他都痛切地抑制这种文风。丘濬任职国子监后,他督促国学生时,尤为恳切地告诫他们将文体返归正道。不久晋为礼部右侍郎,掌管祭酒事务。 完备典籍 丘濬认为真德秀著的《大学衍义》对于治国平天下的条目叙述得不完备,丘濬就博采群书补充了这些内容,于成化二十三年写成《大学衍义补》160卷。 明孝宗继位后,他向孝宗呈上此书。孝宗认为该书不错,赏赐黄金纸币奖励丘濬,并命令有关部门刊印发行。特别提升为礼部尚书,掌管詹事府的事务。充任修撰《宪宗实录》的副总裁。 弘治四年八月,《宪宗实录》书成,加封丘濬为太子太保。十月,丘濬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要事务。尚书入内阁任职从丘濬开始,丘濬当时七十一岁。他认为《大学衍义补》所撰述的都可见之行动,请求摘其要点奏报皇帝,并下内阁商议付诸实行。孝宗批准他的请求。 劝帝贤明 弘治五年,丘濬上言道:“臣在成化年间见到彗星三次出现,遍扫三垣,方圆五六百里大地发生地震。近来彗星出现在天河,每天地震天鸣不已,怪鸟在宫中鸣叫三声。《春秋》二百四十年,记载出现慧星三次,地震五次,飞禽两次。现在却在二十年之间屡次出现,非常令人害怕。希望陛下体会上天的仁爱,想到祖宗创业的艰难,修身清心以立根本,而适应政事的需要,谨慎对待自己所喜好、崇尚的东西,而不被异端所迷惑,节约财物,不至于耗费国家财富,公正地使用人才,不偏听偏信,禁止以私事谒见请托,明确义理,保持节俭的品行,勤于政务,那么,阿谀求宠、邪门旁道的乱政之徒就不敢为非做歹,天灾就可以清除。”接着列举二十二种时弊,孝宗都接受他的意见。弘治六年由于眼病免去上朝。 刚正不阿 丘濬在位时,曾经用宽大为怀启发孝宗,以忠厚来改变士风。只是生性偏狭,曾与刘健在商议事情时,因意见不合,竞把帽子摔下地。言官说话不中他意,丘濬总是当面驳斥。他与王恕关系紧张,以至不说话。 弘治六年考核群吏,王恕上奏章要罢免二千人。丘濬则请求未满三年的仍任原职,无特别贪婪残暴劣行的官吏仍留任,留下九十人。王恕争辩无结果,要求离职。太医院判刘文泰曾经与丘濬家有过来往,刘揭发王恕失职,王恕怀疑刘是受丘濬指使,而舆论大哗,说疏稿是丘濬写的。王恕竟由此事被罢官,人们由此对丘濬很有看法。给事中毛珵、御史宋德、周津等纷纷上奏章弹劾丘濬不能位居相位,孝宗不理睬。 弘治七年八月,加封丘濬为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卒于任上 丘濬在朝廷的最后几年,他陆续呈上了十三份奏章请辞还乡,但却没有得到孝宗的批准。弘治八年二月初四日,丘濬在任上去世,终年七十六岁,孝宗下旨辍朝一日赙宝钞一万贯,追赠“太傅”,谥号“文庄”。 弘治八年三月十二日,孝宗又撰写了《特赐谥策文》,命行人宋恺扶灵将遗体运回海南,灵柩抬到海口滨涯村时缆绳突然神秘地绷断,于是就地安葬。丘浚和海瑞永利皇宫会员注册登录 2丘濬 丘濬生于广东琼山府城下田村,海瑞则是海南琼山人,二人都是明朝官员。 在府城,有用其谥分别命名的“文庄路”、“忠介路”,有为纪念他们的“丘公祠”、“海公祠”,有用他们名字命名的学校,历代官民都捐资营修他们的故居、坟墓,供世人瞻仰、祭拜,有历代官员文人留下大量颂扬两公的诗章。以丘濬、海瑞姓氏命名的丘海大道,是海口市秀英区南北通向的主干道之一。 距丘濬故居约4公里,靠近海瑞墓,占地约2500平方米,保存有墓冢等。 清康熙四十四年,广东分巡雷琼兵备道焦映汉抵琼履职,他盛赞这里的山水钟灵毓秀,更概叹自丘濬、海瑞之后文道衰微,抱“勤宣德教,扶植士气”之志,他捐献俸禄,筹办书院,以琼州别称、丘濬别号“琼台”命名。丘浚的法律思想 丘浚认为,德教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无疑应占主导地位,而代表国家刑事司法权的刑罚只对德教起辅助作用。他说:“‘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此万古圣人制刑之本意也。可见刑之制,非专用之以治人之罪,盖恐世之人不能循夫五伦之教,故制刑以辅弼之。使其为子皆孝,为臣皆忠,为兄弟皆友;居上者则必慈,与人者则必信;夫必守义,妇必守礼;有一不然,则入于法,而刑辟之所必加也。天下之人有见于此,其资质之美者,有所畏而一于为善;气禀之偏者,有所惩而不敢为恶;则彝伦为之益叙,而刑罚可以不用矣。” 虽然德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但刑罚也是不可或缺的,它对维系社会秩序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照他的说法,刑罚属于“弼教之具”即辅助教化的工具,而教化的内容是“天理人伦”;犯罪者对“天理人伦”即伦理秩序造成了损害,故理应受到惩罚。 丘浚对司法官员的道德素养有较多论述,因为司法官员道德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司法水平的高低,也关系到司法的公正和腐败等问题。他认为,作为一个掌握司法权力的官员,首要的是具备“好生之德”,即尊重生命的价值、怜悯生命的痛苦。他强调儒家所说的“仁”德就是好生之德,即所谓“仁者,好生之谓也”。 丘浚认为,仁道与和谐代表了儒家司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孔子有言“仁者爱人”,仁道的实质在于关爱人、尊重人,特别是要重视他人的生命价值。丘浚从仁道立场出发,要求统治者实行仁政,“敷仁恩于四海”。人物评价永利皇宫会员注册登录 3丘濬 何乔新:“岭南四杰”。 屠隆:丘文庄浚、杨修撰慎武库哉。 钱谦益《列朝诗集》:七八岁能诗,敏捷惊人。生平作诗几万首,口占信笔,不经持择,亦多 。 张廷玉等《明史》 :性嗜学,既老,右目失明,犹披览不辍。议论好矫激,闻者骇愕。”“徐溥以宽厚著,丘濬以博综闻。观其指事陈言,恳恳焉为忧盛危明之计,可谓勤矣。 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濬记诵淹博,冠绝一时,文章尔雅,有明一代,不得不置作者之列。 列宁:“中国十五世纪最杰出人物”、“人类中世纪最伟大经济思想家”。 钱穆:不仅为琼岛之大人物,乃中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也。

丘浚明代着名政治家、理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海南四大才子之一。字仲深,号深庵、玉峰、别号海山老人,琼州琼台人。景泰五年进士,历官经筵讲官、侍讲、侍讲学士、翰林学士、国子临祭酒、礼部侍郎、尚书、纂修《宪宗实录》总裁官、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等职。丘浚学问渊博,熟悉当代掌故,晚年右眼失明仍披览不辍,研究领域涉政治、经济、文学、医学等,着述甚丰,同海瑞合称为“海南双壁”。 科举入仕丘浚于永乐十八年出身于医学世家。祖籍西厢,世家泉州,其光祖为福建晋江医科训导。后迁至海南岛琼山府城镇下田村幼年丧父靠母李氏教养,勤奋攻读,聪明过人,自幼习儒读书,7岁能,过目成诵,年十九为诸生。正统九年,举广东乡试第一。十二年赴京参加会试,不第。入太学而卒业,祭酒萧镃器重丘浚,以为必致大用。景泰五年举进士及第,廷试当为一甲及第,以策中颇触时讳,遂以貌寝为由改二甲第一,选为庶吉士。濬在馆中,益读未见之书,声名日闻。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濬既官翰林,潜心研读坟典,见闻益广,并究心于本朝典章制度,以经国济世为己任。

导读: 导语:孝宗即位以后,查获一个文件夹,上面都署名为「臣安进」—是万安的奏折,每一件都是向 推荐「房中术」的秘方。孝宗派太监怀恩带着这些奏折前往内阁,传达他的口谕:这是 导语:孝宗即位以后,查获一个文件夹,上面都署名为「臣安进」—是万安的奏折,每一件都是向 推荐「房中术」的秘方。孝宗派太监怀恩带着这些奏折前往内阁,传达他的口谕:这是大臣应当做的事吗? 从秦至清的帝制时代,值得称道的好 屈指可数,除了打天下的开国君主,大多数守成君主,实在难以恭维。何故?这批人从小在深宫高墙之内成长,没有经历磨难,耳边一片阿谀奉承之词,养成刚愎自用、骄奢淫逸的习性。指望他们力挽狂澜,难矣哉! 初年的历史学家谷应泰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议论,颇值得细细品味。他说:「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成人,则有嬖幸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宜也。」 当然,也有例外。谷应泰的这段话是在评论 朱祐樘时说的,在他看来,孝宗就是例外:孝宗恭俭仁明,勤求治理,身边多是高风亮节、敢于直言极谏的大臣,原因在于,他多方征求方正之士,杜绝嬖幸之门,抑制外戚,制裁太监。他在早朝之外增设午朝,频繁召见大臣,访问疾苦,寻求治安之道。所以弘治一代,号称「众正盈朝」。 这和孝宗的素质很有关系。他在太子时期,得到博学多才的程敏政、刘健等人的指点,熟读经史,养成「仁孝恭俭」的品格。即位后仍然手不释卷,经常阅读《孝经》、《尚书》、《朱熹家礼》、《大明律》,稍有疑问立即请教儒臣法吏。无怪乎人们称赞他是明朝最为遵循儒家伦理规范的皇帝。他即位以后,拨乱反正,罢黜佞幸之臣,对内阁、六部作了大幅度的人事调整。 首先触及的是内阁大学士万安。此人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不会理政,只会高呼「万岁」,被人讥讽为「万岁阁老」。他升官的法门,就是巴结万贵妃及其兄弟,投皇帝所好,与方术佞幸李孜省互相勾结,紊乱朝政。孝宗即位以后,查获一个文件夹,上面都署名为「臣安进」—是万安的奏折,每一件都是向皇帝推荐「房中术」的秘方。孝宗派太监怀恩带着这些奏折前往内阁,传达他的口谕:这是大臣应当做的事吗?万安无法辩解,一声不吭,只顾叩头。他的名声本来就臭,言官听说此事,接二连三上疏弹劾。孝宗顺从舆论,把万安罢官。 接着被罢官的是另一个内阁大学士尹直。和万、尹沆瀣一气的大学士刘吉,有风雨飘摇之感,向言官们封官许愿,建议皇帝越级提拔言官,希望他们手下留情。这一招果然厉害,言官们都缄默了。但是言官以外还有敢于直言的人。翰林院候补官员张升首先出来弹劾,说刘吉把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钳制言路的贾似道,合而为一,是双料奸臣。大理寺官员夏堠上疏弹劾,刘吉的罪状,并不比万安、尹直小。奇怪的是,刘吉屡遭弹劾,依然在加官进爵,人们称他为「刘棉花」—「愈弹愈起」。后来引起皇帝的厌恶,派太监到他家,勒令罢官。 清除宵小之徒,是为了起用德高望重的正直大臣。孝宗即位之初,就想起了刚直不阿的司礼监太监怀恩—因为支持言官抨击传奉官被先帝贬往凤阳,出于敬佩与倚重之心,把他召回。怀恩回来后,立即向孝宗建言:罢免阿谀万贵妃的佞臣,召还刚直方正的王恕。孝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召回已经致仕的南京兵部尚书,出任吏部尚书,让他负责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 王恕在成化年间就以敢于直言极谏而闻名,先后应诏陈言二十一次,上疏建白三十九次,全力阻击佞幸。朝中官员都倾心仰慕,遇到朝廷大事难以决断,必定请王公表态。当时有这样的民谣:「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佞幸大臣为之侧目,皇帝也颇为「厌苦」,给他一个太子少保的头衔,让他退休。 王恕历任巡抚、侍郎,直至尚书,都在留都南京,一直不受重用,其原因正如《明史·王恕传》所说:「以好直言,终不得立朝。」退休以后,名声愈加高涨,言官推荐几无虚日。孝宗顺应舆论起用王恕为吏部尚书,顺应了舆论。 王恕刚刚抵达北京,很有政治头脑的翰林院庶吉士邹智,向他提醒:以往大臣不能会见皇帝,所以朝廷事事苟且。先生应该先请求皇帝召见,一一指出时政的弊端。 王恕在皇帝面前畅所欲言,很好地履行了吏部尚书的职责。他向皇帝说,从正统年间以来,皇帝每日只上朝一次,臣下觐见不过片刻。圣主虽然聪明,那里能够尽察大臣贤能与否?希望陛下每天下朝以后,前往便殿,召见大臣,详细讨论治国之道,谋划大政方针。孝宗采纳了这个建议,从弘治元年三月开始,早朝之外,增加了午朝,皇帝在文华殿接见大臣。被接见的大臣可以当面向皇帝陈述政见,皇帝详细询问,作出裁决。 孝宗起用的另一位名臣,是学者型官僚丘浚。丘浚幼年丧父,由寡母李氏教导,读书过目成诵。家贫无书,常常走数百里借书。苦读的结果,是乡试考了第一名。景泰五年成为进士,在翰林院工作,见闻愈加广阔,熟悉国家典章制度,以经济之才自负。成化元年朝廷在两广用兵,丘浚向内阁大学士李贤上书,洋洋数千言,指陈形势。李贤很欣赏,推荐给皇帝,皇帝命人抄录,发给总兵、巡抚参考。丘浚因此而声名鹊起,晋升为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监祭酒。 他鉴于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关于「治国平天下」的内容有所欠缺,博采群书予以补充,写了一本《大学衍义补》,阐述「四书」之一的《大学》关于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重点在于治国的方略。比如,他讲到从唐代以来,朝廷财政仰赖于江南已见端倪,到了明代江南已经成为财赋重地,唤起朝廷对江南的重视,极具政治家见识。弘治元年,他把此书呈献给皇帝,孝宗看了非常欣赏,批示说:「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辅政治。」随即指示礼部出版此书。用这样的语言品评一本著作,显示了品评者自身的学术功底,这与他太子时代受到的系统经史训练,以及自己的文化追求有关。由于皇帝的器重,丘浚晋升为礼部尚书,奉命编撰《宪宗实录》。弘治四年书成,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开创了尚书进入内阁的先例。当时他已经七十一岁了。 丘浚没有辜负皇帝的信任,屡屡上疏,触及时政的弊端。他指出:陛下端正自身作为立朝之本,清心寡欲应对政务,谨慎对待喜好不流于异端,节约开支不至于耗费国力,任用官员出于公心不失于偏听,禁止拉关系以严肃内政,提倡义理以杜绝奸佞。这样可以消除天灾人祸,实现帝王之治。这位著名学者写得兴起,一共拟了二十二条,洋洋万言。好学的孝宗耐心批阅,给予高度评价:「切中时弊」。 令人不解的是,王恕和丘浚这两位皇帝倚重的大臣,互不服气。有一天宫内举行宴会,座次的排列有一点麻烦:丘浚作为内阁大学士,自以为应该排在王恕前面;王恕以吏部尚书身份位居六部之首,自以为不宜排在礼部尚书丘浚后面,颇有牢骚,从此结下嫌隙。不久,丘浚指使太医院官员刘文泰弹劾王恕。刘文泰经常出入丘浚家,企求升官,吏部尚书王恕没有批准。刘文泰自以为有丘浚撑腰,弹劾王恕变乱选拔官员的成法,揭露他请人为自己撰写《大司马王公传》,大量透露被皇帝「留中」奏疏的内容。丘浚随即指责王恕「卖直沽名」。孝宗听信刘文泰与丘浚的意见,谴责王恕「沽名」,责令焚毁《大司马王公传》的书版。王恕不得不向皇帝作自我检讨,请求退休。王恕被迫退休,引来舆论哗然,言官交章弹劾丘浚「媢嫉妨贤」。 弘治八年二月,七十六岁的丘浚去世,史家对他的盖棺论定还是公允的,说他在内阁五年,常常以宽大启迪皇上,用忠厚改变士人习气,清廉耿介,嗜好学问,自己家的房屋低湿狭小,四十年没有翻修。也指出他的弱点:「议论好矫激」,例如讥讽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是「多事」,说岳飞未必能够恢复故土,秦桧有再造之功云云。这种令人惊骇的言论,与他性情的偏隘不无关系。他和内阁同僚议事,意见不合,竟然把官帽扔到地上;看不惯言官的言论,动不动就当面大骂。和王恕有嫌隙,甚至见面不说一句话,以至于指使刘文泰攻击王恕,招来一片谴责声。他去世后,刘文泰前往吊唁,被丘夫人赶了出去,骂道:因为你的缘故,使得已故相公与王公失和,背负不义的名声。由此可见,丘浚和他的夫人,对于无端攻击王恕,导致他的退休,事后有所反省,深感内疚。 王恕从政五十余年,刚正清严始终如一,在吏部尚书任上,引荐的人才,如耿裕、彭韶、何乔新、周经、李敏、张悦、倪岳、刘大夏等,都是一时名臣。《明史·王恕传》说:弘治二十年间,众正盈朝,职业修理,号称极盛,王恕功不可没。武宗即位后,仰慕他的名声,派遣官员前往慰问,向他征求高见,要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正德三年四月,九十三岁的王恕逝世,武宗得到讣告,停止上朝,赠给左柱国、太师头衔,赐谥号「端毅」。

导语:孝宗即位以后,查获一个文件夹,上面都署名为「臣安进」—是万安的奏折,每一件都是向 推荐「房中术」的秘方。孝宗派太监怀恩带着这些奏折前往内阁,传达他的口谕:这是大臣应当做的事吗? 从秦至清的帝制时代,值得称道的好 屈指可数,除了打天下的开国君主,大多数守成君主,实在难以恭维。何故?这批人从小在深宫高墙之内成长,没有经历磨难,耳边一片阿谀奉承之词,养成刚愎自用、骄奢淫逸的习性。指望他们力挽狂澜,难矣哉! 初年的历史学家谷应泰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议论,颇值得细细品味。他说:「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成人,则有嬖幸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宜也。」 当然,也有例外。谷应泰的这段话是在评论 朱祐樘时说的,在他看来,孝宗就是例外:孝宗恭俭仁明,勤求治理,身边多是高风亮节、敢于直言极谏的大臣,原因在于,他多方征求方正之士,杜绝嬖幸之门,抑制外戚,制裁太监。他在早朝之外增设午朝,频繁召见大臣,访问疾苦,寻求治安之道。所以弘治一代,号称「众正盈朝」。 这和孝宗的素质很有关系。他在太子时期,得到博学多才的程敏政、刘健等人的指点,熟读经史,养成「仁孝恭俭」的品格。即位后仍然手不释卷,经常阅读《孝经》、《尚书》、《朱熹家礼》、《大明律》,稍有疑问立即请教儒臣法吏。无怪乎人们称赞他是明朝最为遵循儒家伦理规范的皇帝。他即位以后,拨乱反正,罢黜佞幸之臣,对内阁、六部作了大幅度的人事调整。 首先触及的是内阁大学士万安。此人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不会理政,只会高呼「万岁」,被人讥讽为「万岁阁老」。他升官的法门,就是巴结万贵妃及其兄弟,投皇帝所好,与方术佞幸李孜省互相勾结,紊乱朝政。孝宗即位以后,查获一个文件夹,上面都署名为「臣安进」—是万安的奏折,每一件都是向皇帝推荐「房中术」的秘方。孝宗派太监怀恩带着这些奏折前往内阁,传达他的口谕:这是大臣应当做的事吗?万安无法辩解,一声不吭,只顾叩头。他的名声本来就臭,言官听说此事,接二连三上疏弹劾。孝宗顺从舆论,把万安罢官。 接着被罢官的是另一个内阁大学士尹直。和万、尹沆瀣一气的大学士刘吉,有风雨飘摇之感,向言官们封官许愿,建议皇帝越级提拔言官,希望他们手下留情。这一招果然厉害,言官们都缄默了。但是言官以外还有敢于直言的人。翰林院候补官员张升首先出来弹劾,说刘吉把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钳制言路的贾似道,合而为一,是双料奸臣。大理寺官员夏堠上疏弹劾,刘吉的罪状,并不比万安、尹直小。奇怪的是,刘吉屡遭弹劾,依然在加官进爵,人们称他为「刘棉花」—「愈弹愈起」。后来引起皇帝的厌恶,派太监到他家,勒令罢官。 清除宵小之徒,是为了起用德高望重的正直大臣。孝宗即位之初,就想起了刚直不阿的司礼监太监怀恩—因为支持言官抨击传奉官被先帝贬往凤阳,出于敬佩与倚重之心,把他召回。怀恩回来后,立即向孝宗建言:罢免阿谀万贵妃的佞臣,召还刚直方正的王恕。孝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召回已经致仕的南京兵部尚书,出任吏部尚书,让他负责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 王恕在成化年间就以敢于直言极谏而闻名,先后应诏陈言二十一次,上疏建白三十九次,全力阻击佞幸。朝中官员都倾心仰慕,遇到朝廷大事难以决断,必定请王公表态。当时有这样的民谣:「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佞幸大臣为之侧目,皇帝也颇为「厌苦」,给他一个太子少保的头衔,让他退休。 王恕历任巡抚、侍郎,直至尚书,都在留都南京,一直不受重用,其原因正如《明史·王恕传》所说:「以好直言,终不得立朝。」退休以后,名声愈加高涨,言官推荐几无虚日。孝宗顺应舆论起用王恕为吏部尚书,顺应了舆论。 王恕刚刚抵达北京,很有政治头脑的翰林院庶吉士邹智,向他提醒:以往大臣不能会见皇帝,所以朝廷事事苟且。先生应该先请求皇帝召见,一一指出时政的弊端。 王恕在皇帝面前畅所欲言,很好地履行了吏部尚书的职责。他向皇帝说,从正统年间以来,皇帝每日只上朝一次,臣下觐见不过片刻。圣主虽然聪明,那里能够尽察大臣贤能与否?希望陛下每天下朝以后,前往便殿,召见大臣,详细讨论治国之道,谋划大政方针。孝宗采纳了这个建议,从弘治元年三月开始,早朝之外,增加了午朝,皇帝在文华殿接见大臣。被接见的大臣可以当面向皇帝陈述政见,皇帝详细询问,作出裁决。 孝宗起用的另一位名臣,是学者型官僚丘浚。丘浚幼年丧父,由寡母李氏教导,读书过目成诵。家贫无书,常常走数百里借书。苦读的结果,是乡试考了第一名。景泰五年成为进士,在翰林院工作,见闻愈加广阔,熟悉国家典章制度,以经济之才自负。成化元年朝廷在两广用兵,丘浚向内阁大学士李贤上书,洋洋数千言,指陈形势。李贤很欣赏,推荐给皇帝,皇帝命人抄录,发给总兵、巡抚参考。丘浚因此而声名鹊起,晋升为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监祭酒。 他鉴于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关于「治国平天下」的内容有所欠缺,博采群书予以补充,写了一本《大学衍义补》,阐述「四书」之一的《大学》关于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重点在于治国的方略。比如,他讲到从唐代以来,朝廷财政仰赖于江南已见端倪,到了明代江南已经成为财赋重地,唤起朝廷对江南的重视,极具政治家见识。弘治元年,他把此书呈献给皇帝,孝宗看了非常欣赏,批示说:「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辅政治。」随即指示礼部出版此书。用这样的语言品评一本著作,显示了品评者自身的学术功底,这与他太子时代受到的系统经史训练,以及自己的文化追求有关。由于皇帝的器重,丘浚晋升为礼部尚书,奉命编撰《宪宗实录》。弘治四年书成,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开创了尚书进入内阁的先例。当时他已经七十一岁了。 丘浚没有辜负皇帝的信任,屡屡上疏,触及时政的弊端。他指出:陛下端正自身作为立朝之本,清心寡欲应对政务,谨慎对待喜好不流于异端,节约开支不至于耗费国力,任用官员出于公心不失于偏听,禁止拉关系以严肃内政,提倡义理以杜绝奸佞。这样可以消除天灾人祸,实现帝王之治。这位著名学者写得兴起,一共拟了二十二条,洋洋万言。好学的孝宗耐心批阅,给予高度评价:「切中时弊」。 令人不解的是,王恕和丘浚这两位皇帝倚重的大臣,互不服气。有一天宫内举行宴会,座次的排列有一点麻烦:丘浚作为内阁大学士,自以为应该排在王恕前面;王恕以吏部尚书身份位居六部之首,自以为不宜排在礼部尚书丘浚后面,颇有牢骚,从此结下嫌隙。不久,丘浚指使太医院官员刘文泰弹劾王恕。刘文泰经常出入丘浚家,企求升官,吏部尚书王恕没有批准。刘文泰自以为有丘浚撑腰,弹劾王恕变乱选拔官员的成法,揭露他请人为自己撰写《大司马王公传》,大量透露被皇帝「留中」奏疏的内容。丘浚随即指责王恕「卖直沽名」。孝宗听信刘文泰与丘浚的意见,谴责王恕「沽名」,责令焚毁《大司马王公传》的书版。王恕不得不向皇帝作自我检讨,请求退休。王恕被迫退休,引来舆论哗然,言官交章弹劾丘浚「媢嫉妨贤」。 弘治八年二月,七十六岁的丘浚去世,史家对他的盖棺论定还是公允的,说他在内阁五年,常常以宽大启迪皇上,用忠厚改变士人习气,清廉耿介,嗜好学问,自己家的房屋低湿狭小,四十年没有翻修。也指出他的弱点:「议论好矫激」,例如讥讽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是「多事」,说岳飞未必能够恢复故土,秦桧有再造之功云云。这种令人惊骇的言论,与他性情的偏隘不无关系。他和内阁同僚议事,意见不合,竟然把官帽扔到地上;看不惯言官的言论,动不动就当面大骂。和王恕有嫌隙,甚至见面不说一句话,以至于指使刘文泰攻击王恕,招来一片谴责声。他去世后,刘文泰前往吊唁,被丘夫人赶了出去,骂道:因为你的缘故,使得已故相公与王公失和,背负不义的名声。由此可见,丘浚和他的夫人,对于无端攻击王恕,导致他的退休,事后有所反省,深感内疚。 王恕从政五十余年,刚正清严始终如一,在吏部尚书任上,引荐的人才,如耿裕、彭韶、何乔新、周经、李敏、张悦、倪岳、刘大夏等,都是一时名臣。《明史·王恕传》说:弘治二十年间,众正盈朝,职业修理,号称极盛,王恕功不可没。武宗即位后,仰慕他的名声,派遣官员前往慰问,向他征求高见,要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正德三年四月,九十三岁的王恕逝世,武宗得到讣告,停止上朝,赠给左柱国、太师头衔,赐谥号「端毅」。

禀笔直书时两广瑶僮为乱,天顺以来,总兵颜彪、都御史叶盛讨之不能平。成化元年,都督同知赵辅,右佥都御史韩雍往代彪、盛。丘浚奏记于大学士李贤,言瑶僮之乱在广东宜行驱逐,在广西宜行围困。当屯兵于瑶僮的巢穴大藤峡,蹂践瑶僮所种禾稼,使之无收,再切断其他粮食来源,困其一二年,则可剿灭之。李贤善其言,将丘浚谋划之策献诸朝。宪宗诏录其策以示诸将,人咸是之。韩雍采纳其直攻腹心大藤峡的建议,拟定了速战速决的战术,获得胜利。自是丘濬之名遂重于公卿之间。濬任编修九年秩满,升侍讲。与修《英宗实录》,充纂修官。丘濬秉史笔,为于谦澄清不实之词,“或谓少保于谦之死,当着其不轨。公曰:‘乙巳之变,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挟私怨,诬其不轨,是岂可信哉?’众以为然,功过皆从实书之”。又为前工部尚书江渊洗雪,“执笔者谓黄竑易储之奏,出前工部尚书江渊,馆臣多以为然。公独曰:‘闻当时竑教其兄为此,觊免死耳。且广西书奏用土产纸,易辨也。’索其奏验之,果广西纸,众乃服。”书成,进侍讲学士。濬预经筵充讲官,音吐洪畅,讲对称旨,宪宗嘉悦。旋撰《续通鉴纲目》,书成,授翰林学士。成化十三年,丘濬迁国子监祭酒。濬在任经筵讲官时,萌发了纂写《大学衍义补》的愿望。《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个章节,宋洛闽诸儒特为表彰,渐独立为书,南宋真德秀征引经训,参证史事,旁采先儒之论,复以己意发明之,撰《大学衍义》。丘濬以其书“有格物致知之要,诚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齐家之要,而于治国平天下之要阙焉。”于是发愿续补其阙,既官祭酒,无政事之劳,于是着手撰述。仿真德秀原书体例,“采辑五经诸史百氏之言,补其阙略,以为治国平天下之要。立为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国用,曰明礼乐,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备规制,曰慎刑宪,曰严武备,曰柔远方,曰成功化。又于各目之中,分为条件,凡一百十有九,共为书一百六十卷。补前书一卷,目录三卷,总一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学衍义补》,所以补德秀前书之阙也。”宋理宗口头上崇慕道学,而实际上纵情声色,以致权臣外戚,交煽为奸,真德秀撰《大学衍义》,就是针对理宗虚伪的政治道德,他想通过该书,提醒统治者要正心诚意,不能对圣人之言虚与委蛇,故其书侧重强调修身,“而不出乎身家之外”。丘濬以其书所衍之义大而简,于是在补阙时侧重实际政事,丘濬指出了两书之关系,“其详其简,各惟其宜,若合二书言之,前书其体,此书其用也。”丘濬在祭酒任上,专意撰述,阅十年而书成。孝宗嗣位,丘濬乃表上其书,皇帝奖谕有加,诏誊副本发福建布政使司付书坊刊行。濬乃特进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弘治元年,诏修《宪宗实录》,濬为副总裁官,四年书成,加太子太保。旋命其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明代以尚书入阁者自丘濬始。既入阁,丘濬进奏孝宗,表示要选择《大学衍义补》中可以付诸施行的部分内容,请皇帝省览。丘濬看到明朝成化以来的各种社会弊病,孝宗嗣位之初曾加以革除,但不久旧弊又循然而生。要统治者振作更始并非易事。丘在奏疏中仔细地作了说明。他说这些主张“非若郑康成之训经义泛滥无益也,非是王安石之假经言纷更变乱也”,希望朝廷予以重视。丘濬表示,从前在国子监任职,只能写书而无法使之施行,现在身在内阁,正是施行《大学衍义补》中治国平天下之策的时候了。丘濬表示要陆续奏进治国方略,请求皇帝审阅后,“赐御札批下,会同内阁一二儒臣斟酌处置,拟为圣旨”,传命有关衙门执行。孝宗答旨,“卿欲有言,具奏来看”。丘濬奏进了哪些方略,史无明载,丘濬留下的文集中,亦不详记载。证之于《大学衍义补》,丘濬所进,大略有帝王仁政、官制、选举、兵制、土地赋役、盐法、海运、常平、货币等内容。总的看来,丘濬所论,大抵都没有在明朝的实际政策中产生影响。孝宗时,无论选举、官制、盐法、土地赋役都出现了种种弊端,亟待改革,推陈出新。而在各地实际执行的政策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变化,如官制中内阁之权趋重,选举中三途畸轻畸重,赋役制度的均徭法,九等户制的划分等等。而上述变化在《大学衍义补》中没有它们应有的位置和应该得到的估价。濬经科举入仕后径官翰林,以至入阁,未尝一历地方之任,对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江南均无直接体验,丘濬的知识限于从书本到书本,至多也不过征询于来京的官员,故其所论不免有迂阔而不符合实际的地方。如丘濬的海运之议,受到嘉靖、隆庆时被誉为才臣的万恭的批评。又如官制之议,丘濬既颂扬太祖罢相以来的体制,却又要求公孤等官要名副其实地具有责任和义务,这完全背离了明朝的政治现实。 至于仿周礼而要求户部掌教化百姓等论,皆不过以复古为高,殊属可笑。丘濬奏呈的意见大约皆窒碍难行,故并未对当时的政策发生具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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