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费孝通谈恩师,潘光旦文集

- 编辑:永利皇宫官网网址 -

费孝通谈恩师,潘光旦文集

潘光旦原名光亶,光旦是他的笔名,出生江苏宝山,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潘光旦毕业于清华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和陈寅恪、梅贻琦、叶企孙并称清华百年历史上的四大哲人,著有《冯小青》《优生概论》《自由之路》等作品。潘光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同样也有着突出贡献,他提出了“位育”之道。1967年,潘光旦逝世,直至1979年他才得以平反。人物生平图片 1潘光旦 1913年,江苏省政府咨送北京清华学校。 1922年,毕业赴美留学,入达特茅斯学院,1924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理学硕士学位。对于谱谍学深感兴趣。 1926年回国后至1952年,先后在上海、长沙、昆明和北京等地多所大学任教授。曾先后兼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系主任以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毕生致力于爱国民主事业,倡导民主自由思想,于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第一、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届中央委员。建国后,曾先后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政务院文化委员会名词统一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社会系学科被撤销,潘光旦遂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是人类学、民族学界著名五大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他的“罪名”之一就是所谓“破坏民族关系”。他在土家族民族识别中辛勤而杰出的工作竟然成了右派罪行之一, 潘光旦和费孝通爱散步,傍晚时分,常看见这二个人到校门外散步。那些不知青红皂白的小学生争相围观,呼叫那个大胖子是右派人物,还在后面向他们扔石头。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文革时被抄家、批斗,在医院,潘光旦已经成为危重的病人,却得不到任何治疗,为了尊严,他坚持回到自己的家里。 1966年,潘光旦被辱骂为“流氓教授”。红卫兵命令先生到清华园一角除草。先生以衰老之年,残废之躯,无辜成为暴力的实施对象。独腿的潘先生因不能像正常人蹲着工作,曾恳求携一小凳,以便于坐,竟遭到昔日的学生拒绝。他被迫坐于潮湿的地上,像畜生一样爬行着除草。 1967年5月,先生病重,膀胱及前列腺发炎,小腹肿胀如鼓,便溺不通,不获医治,惨痛哀号数日。 1967年6月10日晚上,老保姆看到潘光旦情况不好,急忙请隔壁的费孝通过来。潘光旦向费孝通索要止痛片,费孝通没有,他又要安眠药,费孝通也没有。后来,费孝通将潘光旦拥入怀中, 潘光旦遂逐渐停止呼吸。费孝通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直至老师停止呼吸。 1979年,潘光旦右派问题获得平反。 潘光旦先生一生涉及广博,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民族历史、教育思想等众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潘光旦4个女儿图片 2潘光旦 潘光旦有三个女儿。一个在美国,中美两国隔绝多年,父女无法见面。他的一个女婿程贤策,在北京大学工作,遭受三个月的“斗争”后,在1966年9月2日自杀身亡。另一个女儿和丈夫都因所谓“现行反革命”问题而被长期关押。他们的所谓“现行反革命活动”,仅仅是他们夫妇间的谈话。这种谈话在文革中也能变成治罪的“根据”。 潘光旦去世后,他的住房要被收走。他的女儿得到允许去收拾遗物,在启封的房间里,看到了文革前完工的达尔文著作《人类的由来》的翻译稿。稿子已经被水浸,部分纸张破烂。她悄悄带走了这部译稿,保存起来。文革结束后又过了六年,这部译稿印成了书。在中译名著中,论翻译质量,这部书是最好的之一。潘光旦的腿是怎么残的 梅贻宝先生说:“我在1915年入清华,初次看见他,他已经是独腿客了。在前一年他跳高跌倒,伤了腿。医师有欠高明,耽延一阵,竟成不治,只可把伤腿切断。他曾装过假腿,但是麻烦胜过架拐,他索性架拐架了毕生。他虽然独腿,但是一般行动概不后人。周末同学们郊游散步,他从未缺席。他同我对于学生基督教青年会都感热心。有一次在西山卧佛寺开会。会序中有一项排列在寺院后山门举行。老潘亦就架拐登山,若无事然。” 潘光旦的外甥女张雪玲在《司令昂舅潘光旦先生》也谈到了潘光旦的腿:“那一年,潘先生在清华因跳高受伤致残,回到家乡修养。原来订婚的对方得知后便解除了婚约。这时,他的一位表亲赵瑞云女士钦幕他的人品学问,自愿下嫁与他,这便是后来的潘师母。” 潘光旦说到自己的出国有一段有趣的情节:在清华上学时,我曾有一次问严鹤龄,我一个腿能否出洋。严鹤龄说:“怕不合适吧!美国人会说中国人两条腿的不够多,一条腿的也送来了。”这话真把我气死了。但当时有一个教图画的美国女教员叫Star,出来说:“潘光旦不能出洋,谁还能出洋。”因为我当时总是考第一名。潘光旦的作品 《冯小青》《中国家庭之问题》《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读书问题》《画家的分布、移植与遗传》《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近代苏州的人才》《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家谱学》《优生概论》《人文史观》《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优生与挑战》《自由之路》《政学罪言》《优生原理》《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开封的中国犹太人》《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 另有译著《性心理学》等。人物评价图片 3潘光旦 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首先是从己做起,要对得起自己,而不是做给别人看,这可以说是从己里边推出来的一种做人的境界。社会上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做人的风气。年轻的一代人好像找不到自己,自己不知道应当怎么去做。作为学生,我是跟着他走的。可是,我没有跟到关键上。直到现在,我才更清楚地体会到我和他的差距。 潘先生这一代人不为名,不为利,觉得一心为社会做事情才对得起自己。他们有名气,是人家给他们的,不是自己争取的。他们写文章也不是为了面子,不是做给人家看的,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他们自己的“己”之所需。

中文名:潘光旦

费孝通:著名人类社会学家,曾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由他创立。潘光旦先生关门弟子。

图片 4

别 名:光旦

图片 5

跟随潘光旦、费孝通从事社会学调查 坚持纪实风格摄影记录农村变化

国 籍:中国

潘光旦: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清华毕业后留美,归国后曾先后兼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系主任以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广博之士,对教育学、优生学、性学、谱牒学皆有造诣。

■ 人物名片

民 族:汉族

文革时期,被迫害很惨——1966年,潘光旦被辱骂为“流氓教授”,红卫兵命令先生到清华园一角除草。先生以衰老之年,残废之躯,无辜成为暴力的实施对象。独腿的潘先生因不能像正常人蹲着工作,曾恳求携一小凳,以便于坐,竟遭到昔日的学生拒绝。他被迫坐于潮湿的地上,像畜生一样爬行着除草。

张祖道,摄影家,1922年生于湖南浏阳,1945年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就读,师从潘光旦、费孝通,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49年参军,1952年起任《新观察》杂志摄影记者。1985年当选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1987年离休,现居北京。2007年出版影集《江村纪事》。

出生地: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

听闻费孝通的人多,但少有人对他的老师潘光旦有了解。今读到费先生写的谈潘光旦先生的文章,不长,却写得极好,一代大家去写他的师长——另一位大家,读来感人。

87岁高龄的张祖道走起路来疾步如飞,谈起话来能不停地讲上几个小时,如果不是提前查阅资料,真是很容易忘了他是如此高龄的老人。

主要成就:研究中国现代教育

《费孝通谈潘光旦先生的人格和境界》

在我和潘先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差在哪儿呢?我想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在怎么做人。潘先生这一代人的一个特点,是懂得孔子讲的一个字:己,推己及人的己,懂得什么叫做己。己这个字,要讲清楚很难,但这是同人打交道、做事情的基础。

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首先是从己做起,要对得起自己,而不是做给别人看,这可以说是从己里边推出来的一种做人的境界。社会上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做人的风气。年轻的一代人好像找不到自己,自己不知道应当怎么去做。作为学生,我是跟着他走的。可是,我没有跟到关键上。直到现在,我才更清楚地体会到我和他的差距。

潘先生这一代人不为名,不为利,觉得一心为社会做事情才对得起自己。他们有名气,是人家给他们的,不是自己争取的。他们写文章也不是为了面子,不是做给人家看的,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他们自己的“己”之所需。

有些文章说潘先生“含冤而死”,可是事实上他没有觉得冤。这一点很了不起。他看得很透,懂得这是历史的必然。他没有怪毛泽东。他觉得“文化大革命”搞到那个地步不是毛泽东的意思。为什么呢?他推己及人,想想假定自己做毛泽东会是什么样的做法,那根本不会是这个做法。因此不应该怪他。这就是从“己”字上出来的超越一己荣辱的境界。潘先生经历了灾难,可是他不认为应该埋怨哪一个人。这是一段历史的过程。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我认为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

图片 6

施家炀,潘光旦,陈岱孙,梅贻琦,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


No. 83

张祖道做了60年的摄影师,像他这把年纪出了名的中国摄影人,往往不是专拍领袖的红色摄影师,就是风光摄影师,这样看,他实在显得有点另类。

代表作品:《冯小青》《优生概论》《自由之路》《家谱学》

张祖道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师从潘光旦、费孝通等中国社会学精英,陪伴潘光旦进行了土家族民族调查,五随费孝通重访江村。从学生运动到田野调查,注定了他社会学角度的纪实摄影风格。

潘光旦–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

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1967年6月10日),男,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字仲昂,原名光亶(后以亶字笔画多,取其下半改为光旦),又名保同,笔名光旦(见1929《新月》),西名Quentin pan。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

1927年参与筹设新月书店。著作除有《优生学》、《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等外,另有译著《性心理学》等。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陈寅恪、梅贻琦。

张祖道年轻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拍的是纪实摄影,他简单平实的摄影风格还被不少人批评,但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摄影风转了几圈,他始终没有随大流,坚持拍自己的照片。

新时期开始,社会学界和摄影界对张祖道给予重新评价,他的照片,不仅给潘费二人的社会学调查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图像资料,也在中国摄影史中留下了一串特立独行的脚印。

学摄影 从西南联大到清华

1944年12月,我考上了西南联大的先修班,半年后入了本科。我这一生,什么都是赶末班车,那一年,我正好赶上了西南联大的最后一学期。

我在联大的时候就产生了买相机的想法,我觉得社会学系应该拍照,费先生最先在做江村调查时自己拍了几张照片,并不是很多。对于搞社会学的人来说,相机是很重要的工具,所以我下决心做摄影了。

当时的相机很贵,我不敢向家里要钱,我在昆明时曾让家里寄过一次钱,家里卖了20多担谷子,相当于2000斤,寄过来之后,过了一个月,物价又涨了,这些钱只够买两碗米线了,我吓坏了,再也不敢向家里要钱。我没有钱,但一心想着到北平一定要弄台相机。

我当时跟化学系一个姓朱的同学学冲印,正值 一二一运动的时候,我看见了很多照片,有现场受伤的,治疗的,或者牺牲了的,我们当时把宿舍灯一关当暗房冲胶卷,黑暗的房间里一下子出现个死人的影子,给我的刺激很大。

真正开始碰相机是到了清华,确切说是一二一周年纪念那天,我借了相机,从清华拍到北大,又赶回来拍纪念晚会,那才算是我摄影之路的开始。

潘光旦 锯过腿的百科全书

我们学生和潘光旦、费孝通先生的关系都非常好。大学二年级以后,我就开始上潘光旦、吴泽霖、费孝通先生的专业课程,学习了工业、农村、城市等各种有关社会问题的东西。师生关系很好,同学们在课余就常常到老师家里去聊天。

工作之后,有了工资,我们常常在夏天的礼拜天,先到颐和园游泳,然后买了桃子去魏公村民族学院老师那儿蹭饭吃,获益很多。后来费孝通找过我,让我回去做社会学,但我说不行了,业务跟不上了,他们说搞摄影也行,摄影也是社会学的一部分,所以我就一直把摄影搞下去了。

潘先生博学得就像百科全书,费孝通曾说,我有问题不用查书,只要找潘先生就可以了。

潘先生小学毕业就考上了清华学堂,一路念到出国留学。上学期间潘先生因为跳高受伤,右腿给锯去一截,中间耽误了一段时间,但他最终赴美留学,得成大家。

潘先生非常随和,跟什么人都处得来,我有时也在想,大概一些学者到了一定高度,对社会、对人有超过一般人的看法,对什么都很宽容。他一点脾气都没有,还经常自嘲,他曾开玩笑说,有时候少一条腿也少一点麻烦。原来,昆明时期,潘先生住在一间宿舍里,二女儿来昆明城里念附中,没地方住,他看着女儿才11岁个子不太高,就让她跟自己一人睡一头,正好睡在他右腿锯掉处的空当处,他还开玩笑说是绰绰有余,正好合适。这个故事显示了他可爱的个性,我到现在还很难忘。

这张照片选自张祖道江村纪事系列摄影作品,摄于1957年5月。开弦弓的妇女用脚踏龙骨水车将稻田多余的水排到河里。从图中可以看到开弦弓的稻田是典型的圩田。也就是在河流、湖泊周边低洼易涝地区筑堤围出的农田。每一围被水分割包围的田地称为一圩。开弦弓村有11个圩,大小从8亩到900余亩不等。

这张照片选自张祖道江村纪事系列摄影作品,摄于1957年5月。放学后到田间割羊草的小姑娘徐锡宝。图中的小屋是开弦弓的地上葬。因为土地珍贵且地下水位特别高,人去世之后装进棺材放在桑树丛里,再在棺材上盖一个小屋遮蔽风雨。

1949年以后,中国展开了民族识别的庞大工程,潘先生之前曾在苗族中调查出一个有着不同风俗习惯的分支,就向民委提出了这个问题。1956年,我作为《新观察》的记者随潘先生去四川东南和湖北西南十几个县,对土家族进行了识别调查,这次调查后,中央就将土家族列为单一的少数民族。我全程陪着潘先生拍照,调查独家在《新观察》发表。

那儿的路途全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山区,走路时,脚指头还要勾着钻进泥里,手还要攀着树干走,我们整天地穿行在高山低谷里,潘先生腿脚不方便,走路都要拄着拐杖,很不容易。我们一个县一个县地调查,寻找县志、族谱,组织茶话会,采访60岁以上的老人。

潘先生主要是搞识别,要拍的照片和文章有关,所以,我会拍很多生活用品和场景,比如汲水、喂猪、赶场、筑堤、喊号子、抽闷烟、跳摆手舞等等。我不会刻意去拍人,但会拍厨房里有什么农具,碰到结婚的场面更是要大照了。

调查很艰难,潘先生也做下来了,他去了尽可能多的地方。他的身体其实并不差,清华的教育一直很重视体育锻炼,每天必须要锻炼,这也是我现在87岁了,身体还很好的原因之一,费先生也是一直活到了95岁。

但是潘先生后来终于还是没有熬过文革。他因为破坏民族关系的罪名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让他劳动,一个人在菜园里除草,他一条腿没办法站住,只能搬一个板凳来坐,但板凳也不让他坐,只能坐在地上,就感冒了,他的病越来越重,但家被抄了,被子拿不出来,后来费先生拿了一个大衣,一个薄的被褥给他,但最后没有药可以救,他死在了费先生的怀里。

费孝通 社会学调查见证农村变化

我跟费先生做的几次调查,很幸运正好都是碰上当地剧烈转变的时候。1954年第一次和费先生去做调查是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草原,那正是当地的游牧民族从农业转工业,游牧转定居的转折时期,在土地质量、疾病传播上有很多变化。费先生写了《话说呼伦贝尔草原》的系列文章,在《新观察》上独家发表,图文并茂,让杂志的销量增加了不少,主编很高兴,认为这样的形式很好,所以1956年和潘先生那次土家族调查很干脆地答应我去了。

费孝通去了27次江村,我随着他去了5次,1957年和1982年的两次都是重要的转折期,而1957年那次给我震撼最大。

费先生1936年第一次去的江苏吴江,两年后他在伦敦交出了《江村经济》,这本书成了社会学的经典之作,但他之后再也没机会再访这个造就他学术地位的小村。

当时,潘光旦等都力劝费先生再回家乡吴江看看,1957年,费先生终于重访江村,我也有幸目睹了江村刚开始农业合作化的新貌。

在吴江,我们坐的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那种木炭车,然后再坐船来到江村。在江村做调查非常忙,白天一有阳光我就抓紧拍摄,晚上大家都要做材料总结到深夜,工具一个是打算盘,一个是手摇计算机,每天晚上,要扒拉算盘珠子,摇转手柄千百次,手都摇酸了。

江村当时合作化里头有一些问题已经发生了。本来说可以三顿大米饭,吃到社会主义,但是,1956年种的水稻还长势良好,预期亩产700斤,结果一场台风后就不行了,产量就降到了559斤,一些家庭感到口粮紧张。

费先生当时跟我说,他不提什么要求,我就拍村子的生产和生活。因此,我还是用社会学的角度来拍江村的变化,比如合作社里还是保留了一些优良的种蚕方法,但是我也看到儿童不上学,背着箩筐到处割草,来喂家里圈养的羊和兔,我也看到河边上的空船很多,没有完全被利用起来。

这些副业的问题,费先生是很清楚的,他说1936年的开弦弓依靠农副业双收入,日子还是过得去的,但是合作化后,农业增长了61%,有人感觉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了,他认为问题在于副业的比例下降了,认为应该恢复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

五访江村 坚持拍摄纪实风格照片

文革后,我又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费先生,在1982年我们又再访了一次江村。我拍了很多的桥梁、房子、马路。1957年的时候只有一个二层楼,1982年时,新建的房子多了100多间,1957年我们都是摇船去的,到了1982年,已经开工要修马路了,水泥桥也有了,此前的拱形桥也幸好没去掉。养蚕又有了缫丝车间了。我后来1994年再去江村的时候,那儿已经成立了现代化的缫丝工厂,不过,听说现在那儿的丝绸业又开始走下坡路了。

1982年的时候,我给大队的干部们看1957年我给他们拍的开弦弓的全体合影,他们都惊喜地叫了起来,照片上那些坐在前排的八九岁的小孩,现在个个都是大队、公社的青年骨干。他们惊讶的表情我也给照下来了。

我有幸随着潘先生、费先生访问了蒙古族、土家族,先后五访江村,目睹了苏南农村的巨变,也补上了我农村、民族的两堂社会学课,我很感激这两位老师。

我是一名摄影师,中国摄影的流变我都经历过,先是都像我这么拍,后来就摆布,要很多加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到处都是风光摄影、沙龙摄影,摆拍成风。

60年了,我的照相一直都没有变过,我的习惯就是踏踏实实的。我一直都是老老实实地拍纪实风格的照片,把拍摄对象真正介绍给人家,观众一看就知道,这是农村。我拍照不是为相机服务,而是为观众服务。

本版张祖道摄影作品由北京明天艺术中心提供

编辑:admin

本文由历史人物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费孝通谈恩师,潘光旦文集